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

1853年2月，太平军由武昌东下江南，帆幔蔽江，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41-142页。）。3月20日，太平军挟千里席卷之势，长歌涌入金陵，开始建造“人间小天堂”。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太平军继续西征、北讨和东进，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狂飙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江南地处风暴的中心，“被难情形较他省尤甚，凡不忍见不忍闻之事，怵心刿目，罄笔难书，所谓铁人见之，亦当堕泪也！”（注：寄云山人：《江南铁泪图》，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3页。）天国的将士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间天堂”，但它掀动的大海波潮退去后，留下来的却是一种难以复原的历史变动。

生灵涂炭：人口曲线上的罕见低谷

唐德刚教授在《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国》的“卷首语”中写道：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的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义，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唐教授用“死人无数”四字来形容这场大悲剧，至于在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唐教授没有说。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内战中，安徽全省、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和江西北部是受蹂躏最惨的地区。其中，安徽省是太平军和清军的必争之地，战场几经易手，争夺极为惨烈，受创最为深重。譬如，皖南的广德县，就几乎损失了所有的人口。光绪六年（1880）编纂的《广德州志》以沉重的笔触记录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奇祸”：

自庚申二月（1860年3月）贼（太平军）窜入州境，出没无时，居民遭荼，或被杀，或自殉，或被掳，以及饿殍疾病，死亡过半。存者至于无可托足，皆迁避于南乡篁村堡。堡民负险拥众，其地倚山，四面环抱，廓其中而隘于路口，故易守。贼屡攻不克，益壮其声势。最后为贼酋洪容海率党攻破，大肆屠戮，居民无得脱者。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种，粮绝，山中藜藿薇蕨都尽，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时尸骸枕藉，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户口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祸也。（注：光绪六年《广德州志》卷60，第25页。）

短短5年间，广德县人口从30余万锐减至6千多，说是“奇祸”一点也不为过。当然，人口的锐减并非都直接死于战争，可能更严重的还是间接地死于战争。所谓“间接”，是指因战争而导致的灾荒使大量的人口饥饿而死，或者因大灾之后瘟疫流行而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死亡。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许多战区都发生过严重的疫情，而且死于疫情的人口往往超过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还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大量居民出于避乱而背井离乡，使人口锐减。

广德县的“奇祸”只是一个缩影，那样的悲剧同样发生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其他地区。据中国人口史学者何炳棣教授介绍，与广德同处皖南地区的徽州首县歙县在太平天国期间人口至少减少了一半，即从战前的近62万人降至战后的30万人。胡适的父亲胡传的自传证实：在整个徽州府，人口急剧减少并非个别的现象。他曾于1865年（即太平天国失败后1年）被族人推选负责统计幸存的族人，经过数月的彻底调查，他吃惊地发现战前的6000多族人仅剩下1200人。换句话说，幸存者只有原来的1/5。在歙县以北200里的南陵县，受曾国藩委派负责当地善后事宜的一位士绅提供的报告称，他的族人幸存者仅1/4。1851年，浙江人口约为3000万，乱后10年，即1874年，已不足1100万。

对于太平天国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损失，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对太平天国战后的浙江和安徽南部所作的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目击者触目惊心的记录：

尽管土壤肥沃，河谷地带已完全荒芜。当你走近一组隐蔽在树丛后的粉刷得洁白的房屋时，会明白它们已成了废墟。这是当年富饶的河谷地带变成荒芜的有力见证。不时可见到临时搭凑的小屋，暂为一些可怜的穷人的栖身之处，他们的赤贫与周遭肥沃的田地适成鲜明的对比。我提到过的城市，如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住。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所造成的。联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高达十五英尺的荒草，或者已长满难于穿越的灌木丛。以往河谷中人烟稠密，这从村庄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可以得到证明；所有原来的房屋都以条石或青砖建造，有两层，其式样之好说明以往这里原是非同寻常的富裕和舒适。无论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旧日的桑田因缺少照管，一半已经荒废，说明了蚕桑是以往居民们的主要产业之一。其他地方长满了老龄板栗组成的森林。……

很难想象对生命财产的破坏有比这个地方更可怕的，可是这些地方只不过是遭遇同样命运的广大地区中很小的一部分。看过像这样的地方，人们才能了解东亚的种族在感情极度冲动的时候，是能够摧残破坏到什么地步。毫无疑问，历史上曾多次沦为屠场的浙江省所遭受的生命损失必然与最近这一次（指太平天国战争）同样可怕。我在不同的地方总是打听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幸存的人口的百分比，一般说每百人中仅有三人幸存。西天目山庙中以前有四百和尚，乱后仅三十名幸存，但乡村和城市中幸存的比例更低。大多数人是在逃往深山后死于饥饿的，但死于太平军之手的男女及儿童数量也极大。（注：冯·李希霍芬男爵：《浙江、安徽省书信》，转引自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241页。）

李希霍芬男爵的描述是依据自己的访问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它的真实性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描述就更显示出这场悲剧的沉重份量。

其实，不仅安徽、浙江如此，苏南地区的人口损失同样惊人。

江苏省的很多方志依旧例仅载丁数，这使太平天国时期江苏人口损失的统计增添了难度，但从丁数的变化中也可以大致估算出实际的人口损失数量。一向以地少人多著称的苏州府和常州府金匮县的人丁数1830年时分别是341万和26万，到1865年已分别减至129万和14万。江苏西南高淳县的人丁数1837年时为188930，到1869年已降至55159。南京附近的金坛县战前人口超过70万，战后城中仅剩3000人，四乡仅有3万人。浏河县1781年时已有32万人，到战后的1882年犹不足12万；溧水县1775年时已有23万人，到1874年已不足4万。据统计，1851年，江苏人口约为4430万，至乱后十年，即1874年，竟减至2000万不足。曾经人满为患的苏南如今成了人烟寥落之区，那令人羡慕的富庶繁华随之化作了昨日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愁惨气氛”。《中国之友报》的副主笔在苏州陷落后曾由上海前往苏州考察，他所写的《苏州旅行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位亲眼目睹者的真确记述。在这篇游记中，他写道：“我们离开上海后，沿途经过了低洼的平原，其间河道纵横。这片中国最富饶的土地，一直伸展到天边，我们的视线除了时或为不可胜数的坟墓、牌坊和成堆的废墟所阻外，可以一直望到天边的尽头。荒芜的乡间，天气虽然优美，但显得沉郁幽闷。举目四望，不见人影。这片无垠的田野，原为中国的美丽花园，今已荒废不堪，这种景象更加重了周围的愁惨气氛，好像冬天要永远留在这里似的。”（注：呤＠①著，王维周、王元化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1页。）这段近乎白描的写实文字比数据更具象地外化了内战的狂飙过后苏南地区的死寂景象！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一个谜。1883年，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为5000万，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现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重新进行估算，有的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有的学者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给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至少达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单就人口损失而言，太平天国战争就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注：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必须指出的是，太平天国期间中国人口的过量死亡并非都是太平军所致，许多史料显示太平军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穷人，有时甚至宽容富人，而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则坚决主张将太平军斩尽杀绝，即使对叛变投降者和俘虏也不例外。李秀成在被俘后写的自述中回忆：如果曾国藩及其部将对说广西（太平天国的发源地）话的太平军采取纳降、而不是坚持一概杀戮的话，太平军早已自行解体了。湘军和淮军除了一再上演这样的兽行，还在安庆、苏州、天京等地陷落后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大屠城。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死于清军之手的人口绝不亚于死于太平军之手。

大移民：废墟上的新主人

与人口锐减相伴偕来的是土地的大量抛荒。据苏南地区各厅州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浙江一省，荒芜田、地、山、荡多至112366顷；各省之中又“以皖南北荒田为最多，其它地方亦以皖南为最盛，如宁国、广德一府一州，不下数百万亩”。换句话说，江南地区战后已化作一片废墟。

然而，这些地方一向是朝廷赋税的命脉所在，田地的大量抛荒势必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收入。因此，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已成为当政者的首要急务。而要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就必须有相应的劳动力作保证。由于战争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损失，而巨量的人口损失又必然导致劳动力的奇缺。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与劳动力奇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招垦”成了唯一的选择。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招垦，地方上的父母官更迫不及待地设立招垦局或招垦分局，制订各种优惠的招垦政策，鼓励和吸引各地移民前来垦荒。如安徽凤阳、定远两地的招垦分局就规定：“如有外来客民，情愿领田耕种，取具得保，由总局察验实系安分农民，一体借与牛力种子，准其开垦。”尽管朝廷和地方当局都以招垦为要务，但最初并不顺利，所谓“求之汲汲，而应者寥寥”。战后长江下游许多地方的人口移入的确是一个逐渐进行的、非常缓慢的过程。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移民耕种稻田能力的制约，每人一般很难超过二三英亩（一二十亩）；也有垦荒资金的限制，长期抛荒的土地需要垦复，对幸存的一贫如洗的田主和初来乍到的移民来说，垦荒所必需的资金是他们面临的共同的难题。当然，还有新移民对地权的疑虑：前来垦种荒地的人都是一些穷苦农民，他们希望自己垦种的荒地成为自己的财产，但荒地中绝大多数都有“原主”，如果这些原主还在，新移民们知道这些荒地将来不可能成为他们自己所有，自然不肯“赔贴心力，代人垦荒”了。为了打消垦荒者的疑虑，从1869年起，主持江苏垦务的官员特别订立了一项章程，规定：“必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由政府发给印照，永远归垦荒者所有。自垦熟之年起，三年之后再交粮纳税。”浙江严州当局则规定，政府招募棚民垦种之地，如果三年内无业主指认，则准许垦户“作为己业，过户完粮”。如果遇到投机取巧的业主，等移民们将荒地垦熟以后，再向政府呈报，当局将他进行处罚，即把他所耕种的田亩的一半罚归垦户所有。这一类规定从法律上保证了垦荒者的合法权益，使响应政府的招垦令而前来垦荒的人有机会成为荒地上的新主人。对于新移民来说，这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于是，受这些保护性优惠政策的吸引，一批又一批移民开始从湖北、湖南、河南和苏北等地，从四面八方翻山越岭涌到苏南、浙江、安徽和江西，在荒芜而陌生的土地上刀耕火种，建立新的家园，由此出现了江南历史上罕见的大移民。湖北一些县整村整村的农民蜂拥而来，希望能耕种无主良田，占有无主的好屋。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争垦”的现象，譬如湖州就曾闹出了“客民入境，争垦无主废田数千亩，讼呶呶不休”的事情，比之最初的“应者寥寥”，自是另一番气象了。据估计，战后苏南地区接纳了大约160-260万移民人口，主要来自安徽、湖北和苏北，外省移民约占100万；浙江省大约接纳了132万移民；安徽接纳的移民最多，约有264万人，其中皖南地区接受的移民人口约为136万，皖北地区接受的移民约为12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