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哪场战争最能体现他非凡的军事思想

按照《三国志·武帝纪》的载述，是说曹操在逃经中牟县（今属河南中牟县）境时，因其神色慌张，形迹可疑，由此引起一名亭长（相当于官驿站长）的注意，便将曹操一行扣住，送到县衙里交给长官审查。而此时，由董卓签发的“通缉曹操令”也已经传到了县衙之上。其中有个官员（《魏晋世语》书中说是县署的功曹官），暗中认出所扣之人就是曹操，不禁顿生怜惜之意，“以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于是这位功曹即向县官求了个情，以至于把曹操悄悄地放走了（参见《魏晋世语》）。

曹操在中牟县碰到的这段“捉而放”的遭遇，表面上可以看成是一种侥幸，而实际上也是曹操的英雄之名，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真正的大英雄，是百世甚至几百年一遇的。而世方大乱，英雄救世，乃是时代之需，民众之福。所以际遇这样的大英雄，为之解困济难，善而待之，实在是天意不可违啊！而在当时，就连一个身份低微的县小功曹都知晓曹操是“天下雄俊”，说明曹操的确是有大本事的人，且其名声之远扬，并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和厚待。

曹操出了中牟县城后，带着数骑随从一道，依然是继续朝着老家谯县方向奔逃的。然而在过了该县境之后，没走多远，到达了陈留郡（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境内）时，便停留下来不再往前不走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到此时已下定决心，决定选择以当地（即陈留郡的己吾县，在今河南宁陵县西南面）为驻点，开展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活动，以图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跟董卓相抗。对于曹操为什么没有继续东归谯县，而选择在陈留起兵“讨董”的这个问题，综合史料来分析，他大约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曹操情知本人已被董卓全国通缉，如继续逃亡被捕的风险很大，所以他必须尽快择地起兵，以武力对抗董卓，成败在此一举；而即便他侥幸东归再举兵，势必连累到其家人（在曹操起兵过后，曹父便带家人避难到了山东），所以他要根据情况变化而改变于初衷。

二是他在中牟县获悉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就是被废为弘农王的少帝刘辩，以及遭幽禁的何太后（刘辨生母），刚刚被董卓谋害而死。这对于曹操来说，甚感董卓的残暴行为，已经到了国人可忍耐的极限了。若如果此时有人挺身而出，公开高举义旗讨董，必然会天下响应。那么在当时之世，啥我其谁呢？

三是陈留郡位置适中，从这里向西往京城洛阳，比从谯县带兵出发到洛阳要近得多，以便于曹操逐鹿中原图谋大事。

四是陈留郡太守张邈，以及当地名士卫兹均是曹操的老朋友，并且这二人与他志同道合，都赞成此时起兵讨董。尤其是家境殷富的卫兹，还愿意舍家财以资助曹操募兵。由此，使得曹操不仅有了起兵之用的良好条件，也便于他时常同这两位有识之士商议讨董的大事。

在《三国志》中记载说，当曹操来到陈留后，便着手变卖家产，招募义军，做诛讨董卓的准备工作，到了当年的冬十二月（按农历计），便正式在己吾县举旗起兵，时为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这是相当简略的记载，但也明确地告知我们曹操正式起兵的时间。而袁绍、袁术等一干人同时举兵“讨董”的时间，是在第二年的正月间。这说明两点：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公开高举“义旗”的人是曹操；二是袁绍等“山东豪杰并起”之举是受到曹操起兵影响下进行的。

据晋人郭颁的《魏晋世语》所述，陈留孝廉卫兹倾家财资助于曹操，让他顺利起兵，组织起一支共有五千人的队伍。而这五千人就是曹操最初“举事”的全部家当。卫兹是卫臻（做过曹丕的吏部尚书）的父亲。在《三国志·卫臻传》里，极简略的提到了卫兹。说卫兹情操高尚，曾经拒绝了朝廷“三公”之位的征召。当曹操初到陈留，卫兹就对旁人说道：“平天下的，定是此人。”曹操也感到卫兹非同一般，便多次前往卫兹的住地，与其共商（起兵）大事。后来卫兹跟随曹操起兵，随后在阳荥战死。曹操每次路过陈留，必定派专人前去祭扫他的坟墓。

在裴注《三国志》引《先贤行状》说：“曹操到陈留，初跟卫兹相见，便拉其入伙，计议兴武之事。卫兹答道：‘世乱日久，到了非武力整治不可地步。’并且对曹操说：‘兴兵之事就从今天开始！’”由上可见卫兹是曹操当时的强烈支持者，并且慷慨地捐助出他的个人财产，付诸了对曹操的强有力的支持行动！

据后来曹操在其《军策令》中回忆道：“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与工师共作卑手刀。时北海孙宾硕来候孤，讥孤曰：‘当慕其大者，乃与工师共作刀耶？’孤答曰：‘能小复能大，何苦！’”这篇文里讲述的是一个很小的事情，说的是曹操在陈留举旗之前，他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即跟铁匠一起共作小刀。此被前来探望他的孙姓朋友讥讽，说曹操“应当去办大事情，怎么能跟工匠一同打做小刀子呢”？曹操则回答：“能够做小事才能做大事情！”

那么，这件非常之小的事情，为什么多年之后曹操还记忆犹深呢？为什么还在他的相当严肃的军策令中提到呢？这无非是要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诫他的部属，一是要十分重视军事装备以及后勤保障工作；二是要牢记小事做得好才能做好大事的工作原则，因为细节的好坏也能够影响到大事的成败。从这一问一答的“小事”里，我们可以得见曹操早期即具有十分正确的军事思想。

时隔不久，在曹操首举“诛董”义旗的精神感染下，以北“山东豪杰”为主的各路诸侯，亦同时起兵各数万人马反董，形成了声势浩大“讨董”联盟。这其中，渤海太守袁绍被众推为盟主；其盟内有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等。虽然曹操也有会盟，但以当时的身份地位（兵少又无地盘），还不能跟上述人物相提并论，只是被袁绍任命为“行奋武将军”（暂代之意）之虚职。而袁绍却自封（无需朝廷批准）为车骑将军，并兼任司隶校尉的要职，俨然高居众人之上的大人物了！

当年（公元190年）的农历二月，董卓闻得“讨董义军”四起，兵锋直指洛阳的军情后，为避锋芒，他便命心腹部将先挟持汉献帝迁都往长安，自己则驻防洛阳以应变。董卓强令迁都在实施过程中，是配合着血雨腥风的恐怖行动进行的。一是，董卓部兵在城外放火面积蔓延百里，他自己则派兵在城内焚烧宫殿及宗庙、府库、民房，并大肆抢掠府、民的珍宝财物，还盗掘了历代王公贵族的陵墓，此累及无辜而死的人不可胜计（上引《续汉书》）。二是，董卓又用兵把几百万的洛阳市民强制性往长安迁移，沿途弄成“步骑驱蹙，更相蹈籍，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引自《资治通鉴》）的惨象。董卓之罪孽，人神共愤！

而在此过程中，“讨董”盟主袁绍也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以张邈、刘岱、桥瑁和袁遗等四部领兵进至酸枣（在今河南省延津县），袁术之军进至鲁阳（在今河南省鲁山县），孔伷带兵进驻颖川（在今河南省禹州市），韩馥领兵屯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袁绍则自率军驻扎于河内（在今河南省武陟县）。然而这些人都畏惧董卓兵的骁勇，谁也不敢率先进兵，所以只是固守原地不前了。这下倒把曹操给急坏了，于是向袁绍坦言道：

我等起兵的目的，就是为诛暴讨逆的。于今各路大军既已会齐，诸位为何反而疑虑不前了呢？如果董卓得知我太行山以东义军聚集而发的消息，他将会利用在朝廷之威，据守二周（泛指洛阳地区）之要地，东向发兵控制天下，那么尽管他的所为是背道而驰的，却仍然要给‘讨逆’大事带来极大的障碍。而现在的形势是，董卓纵火烧宫殿，挟持天子西迁，致使举国震动，百姓受惊扰不知该依附何等人，这正是老天爷要他灭亡的大好时机。我等只须一战便足以平定天下，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机不可失啊！（上引《三国志·武帝纪》）

曹操的这番话，是他首次发表军事思想言论的史载。现在综合起来看有几处要点。第一点，义军讨伐董卓是人心所向，故而在气势上已压倒敌方，所以要善于利用这种旺盛之势。第二点，应当在乘敌未稳之时主动出击，不给其喘息机会；否则一旦董卓挟持住天子，占住了有利地势，那么即便是伐其无道，也难有把握克敌制胜。

好名而无实的袁绍没有采纳曹操的正确意见。于是，曹操只好率领他的五千兵马自行西进，准备先攻占成皋（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境）再做下一步打算。诸侯联盟中，只有济北相鲍信赞许曹操的单独军事行动，原因是他非常看重曹操的有胆有识；另外陈留太守张邈见曹操勇气可嘉，颇为感动，便令部属卫兹率部随同进发。当曹操抵达荥阳汴水时，恰逢董卓部将徐荣进兵在此。于是两军随即展开了一场遭遇战。由于兵力悬殊，致使曹操大败。

据《三国志·魏书》所载述，曹操军中，其兵卒死伤过半；随军的将领鲍信挂了彩，卫兹与鲍信之弟鲍韬相继阵亡；连曹操本人也被流箭射伤，所骑战马受重伤倒地不起。危难之际，堂弟曹洪仗义地将其坐骑让与曹操乘先突出重围。此刻曹操亦表现得很真诚重义，坚决推辞不受曹洪的战骑。不料曹洪竟然说道：“当今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但是不能没有大哥您！”于是曹操骑马，曹洪徒步护送，趁着夜色的掩护逃出生天。

卓将徐荣见曹操虽然兵少，竟还能够战至一整天方退，感觉到“义军”的战斗力不弱。他故而设想，如若乘胜前进，向“盟军”之聚集地酸枣发起攻击，在短时间之内是很难有取胜的把握的。于是徐荣也不敢恋战，收兵回撤了，而曹操则带着其残兵败将，径直逃回了他的老家——谯郡谯县。

曹操初战即惨败，但并不气馁。他在老家继续招募兵马，响应者主要是其亲族曹氏和夏侯氏里面，仅曹洪一家便献兵千把人。曹操旋即又带着曹洪和夏侯惇等一起，来到扬州募兵计四千余人。不料回来路上，这些兵大半不愿意去送死，在夜间放火烧了曹操营帐，趁乱四处逃散，最后留下的仅仅五百人而已（参见《魏书》）。于是曹操一面派人抓逃兵，一面又四处招募新兵，计得一千多人，加上原在谯县募集的一千余兵，拢共三千多人，回到了袁绍在河内郡的驻地。

曹操把重新组织起来的队伍安顿好后，便匆忙赶赴各义军将领的驻扎地——酸枣，想了解他们有何作战布署，以便配合行动。然而，曹操所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情景，张邈等“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引《三国志·武帝纪》）。曹操非常之气愤，对张邈等人加以指责。最要引人重视的是，曹操分析当前的局势，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套制胜于敌的战略方案。他对张邈等说道：

请诸位听取我的计策，大事必成。让袁绍带领河内大军占领孟津（在今河南孟津东黄河渡口）；在酸枣的各位将领据守成皋，占领敖仓（在今河南荥阳县北），封锁轘辕（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北）和太谷（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南）两大关隘，全面控制险要地带；请袁术率领南阳的军队进驻丹水（在今河南淅川县）、析县（在今河南西峡县），杀进武关（在今陕西商南县西南），以威慑三辅（即关中地区）为主要目的；各路大军都宜采取深沟高垒不与敌人交战的兵略，只须广布疑兵，以此向敌人展示天下大势，正是以正义之师诛讨叛逆之贼，何愁天下不立刻平定！现在，各路兵马既然都为了伸张正义会聚这里来了，却又迟疑观望，不肯向前推进，岂非使天下百姓大失所望，我私下里都为你们感到羞耻！（参见《三国志·武帝纪》）

对于曹操的责备和计谋，张邈等人仍是充耳不闻，拒不采纳。曹操之计，是一种据险、示势、疑敌、引而不发的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他的实战军事才能。然而，当时各路讨董大军名义上是结盟，而实际上却各怀鬼胎，各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们中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队伍推到最前面与敌作战，消耗了自身的实力，所以曹操虽然出以公心，出谋克敌制胜，但却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