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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孤军无援,谁该为关羽失荆州负责?

建安二十四年的荆州之争,由于孙权曹操的暗中勾结,其形势很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曹操和孙权的南北夹击下,关羽腹背受敌,进无可进,退无可退,终于败走麦城,以身殉职,刘备集团也因此永远失去了荆州。那么,一个曾经“威震华夏”的虎将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在刘备方面,谁又该对这次惨败负责呢?

上一集我们讲到,吕蒙白衣渡江,偷袭南郡;徐晃趁机反攻,解救樊城。此时关羽的处境,用张作耀先生《刘备传》的说法,是“既失地盘,又失将吏,更失民心”。如此“三失”,关羽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了。

大约关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据《三国志·吕蒙传》,关羽很清楚自己势单力薄穷途末路(羽自知孤穷),便逃往麦城(在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南),又从麦城逃出(乃走麦城)。据《吴主传》,关羽进入麦城后,孙权曾经劝他投降。关羽一面假装同意,一面在城头树起旗帜和假人,悄悄逃走。逃亡的路上,士兵纷纷开小差,最后只剩下十几人(兵皆解散,尚十余骑)。这大约就是《吕蒙传》所谓“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也就是从麦城向西(西北)走到漳乡(在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北)的时候,部下全都离他而去,叛变投降。孙权也料定关羽会逃,早就安排了朱然潘璋“断其径路”。据《三国志》之《潘璋传》和《朱然传》,潘璋和朱然进军临沮(在今湖北省远安县西北),扎营夹石(在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北)。十二月,关羽和他的儿子关平、都督赵累被潘璋的部下马忠俘虏,后来又被杀。

关于关羽之死,历史上颇有些不同的说法。包括谁杀的,死在哪里等等,都有争议。争议的原因,是《三国志》的说法看起来比较含糊,裴注所引材料又有些矛盾。《三国志·吴主传》说:“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漳乡。”《三国志·关羽传》说:“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这就有两个地名了,一个漳乡,一个临沮。至于是谁杀的,依《关羽传》,应该是奉命“逆击羽”的潘璋,甚至干脆就是他的部下马忠。然而该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却说是孙权的决定。而且,孙权开始还不打算杀,说是要“活羽以敌刘、曹”。不过部下都不同意,说是“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没有及时除掉关羽,不是弄得差一点就要迁都吗?孙权这才杀了关羽。

此说裴松之认为不实。裴松之说,当时孙权命令潘璋拦截关羽,下令“羽至即斩”,当然一抓到关羽,立马就杀了。何况临沮距离江陵二三百里,哪能不立即斩杀,还磨磨蹭蹭地讨论什么该杀不该杀(岂容不时杀,方议其生死乎)?

对此,张作耀先生不以为然。《刘备传》说,潘璋他们的任务只是拦截,没有擅杀之权,《三国志》各传也没有孙权下令“羽至即斩”的记载。而且,从临沮或漳乡到江陵,水路不会超过百里,完全来得及请示。此外,张先生还举《三国志·吴范传》为例,来支持他的观点。吴范其人,大约是位比较灵通的“预言家”,本传说他“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术多效”。孙权和吕蒙策划偷袭关羽,许多人都说不可,吴范说能行。关羽向孙权请降,孙权问吴范是真是假,吴范说是假。孙权派潘璋断路,探子说关羽跑了,吴范说跑不掉。孙权问什么时候能抓住,吴范说明天中午。第二天中午,有风吹动帷幔,吴范双手一拍说:“羽至矣!”转眼之间,外面山呼万岁,“传言得羽”。据此,张先生认为杀关羽的是孙权。

张先生的这个说法其实是可以商量的。所谓“羽至矣”,并非是关羽已被押解到孙权的大本营,只不过是已经抓住了的意思。因为不可能在此之前没有关羽的任何消息,一有消息就连人都带来了。所谓“传言得羽”,便正是传来了抓住关羽的消息。何况,裴松之的观点也不无道理,《蜀记》的说法反倒可疑。什么“活羽以敌刘、曹”!利用关羽对付曹操还说得过去,要关羽去对付刘备岂非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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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关羽是潘璋或者马忠杀的,但不是“擅杀”,而是“奉命”。一种可能是孙权确实事先下达了“羽至即斩”的命令。此事虽然史无记载,但在逻辑上并非没有可能。如此,则关羽很可能是马忠杀的。另一种可能是孙权得到关羽被擒的消息后,发出了这一指令。据《吴主传》,关羽被俘是在漳乡;据《关羽传》,关羽被杀是在临沮;而据《潘璋传》,潘璋和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即以临沮为军营,夹石为设伏地。夹石在漳乡偏西北。由此推论,潘璋在漳乡抓住关羽后,便将其押解到军营临沮。这时,孙权的命令到了,潘璋便杀了关羽。因此,说关羽是孙权杀的,或者说是潘璋杀的,都通。

其实,就算是潘璋或者马忠“擅杀”,责任也得由孙权负,刘备也会把账记在孙权头上。这让孙权感到后怕。孙权就想出了一个嫁祸于人的办法。据《关羽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关羽被杀后,孙权把他的首级送到了曹操那里。很显然,孙权是要制造一个假象,让大家认为是曹操要他杀关羽的。孙权的这点小心眼,曹操还能看不出?就按照诸侯的礼仪厚葬了关羽。这也等于向大家宣布,关羽不是我要杀的。那么,曹操为什么不把关羽的首级退给孙权呢?第一,这也未免太过分,会和孙权翻脸,何况曹操确实有和孙权联合共击关羽的盟约。第二,曹操此刻是大汉王朝的丞相,代表“中央”,没有退回“地方”上缴“中央”东西的道理。他只能用厚葬的办法来撇清自己。

无论如何,关羽是死了,荆州也丢了。这对于刘备集团无疑是重大损失。因此我们就要问,在刘备方面,究竟谁应该为这次惨败负责?

也有各种说法。有说该由关羽负责的,有说该由刘备负责的,还有说该由诸葛亮负责的。之所以有这么多说法,根本的原因在于三个问题:第一,关羽该不该发动襄樊战争?第二,刘备该不该让关羽都督荆州?第三,刘备集团为什么听任关羽孤军奋战不去救援?这三个问题当中,第一个问题又最根本,我们就从第一个问题说起。

我们知道,关羽之所以败走麦城,直接原因当然是吕蒙和陆逊偷袭南郡,孙权集团在他背后捅了一刀。不过,孙权和吕蒙、陆逊虽然蓄谋已久,但关羽如果不去打襄阳、樊城,他们也没有机会。也就是说,没有前面的襄樊战争,就没有后面的败走麦城。这就又有了三个小问题:一,是谁决定要打襄樊的?二,为什么要打襄樊?三,襄樊战争该不该打?

先说第一个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认为,襄樊战争是“关羽在刘备、诸葛亮的授意下”发动的。战争发动后,刘备和诸葛亮又没有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他们既不预警设援应急,又不配置军师将佐,居然放手让那个有勇无谋刚愎自用的关羽“独自去做”。因此,对于这次失败,刘备和诸葛亮难逃其咎,甚至“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则是另一种观点。何先生说:“关羽进攻襄阳、樊城,似乎预先没有和刘备、诸葛亮商讨。”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查遍《三国志》,也找不到刘备或者诸葛亮“命令”或者“授意”关羽进攻襄樊的记载。如此重大的决策,史书不该漏记,因此只能理解为关羽的自作主张。不过,刘备没有授权或授意,也没有反对。如果反对,历史上也应该有记载。如果刘备坚决反对,关羽就不会再打。看来,刘备当时的态度,是听之任之,或者默许,甚至赞成。因此,他也不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

诸葛亮则没有责任。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襄樊战争时,诸葛亮的官衔是“军师将军”,职务是“署左将军府事”。这是刘备占领成都以后的安排。当时刘备的官衔是左将军,他的衙门就是左将军府。所谓“署左将军府事”,其实就是刘备的“总理大臣”或者“大管家”,任务是协助刘备做好工作,保境安民,并在刘备外出时“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也就是说,诸葛亮并非刘备的“三军总司令”或者“总参谋长”,职责也主要在行政、民政而非军事,他有什么责任?

有人说,关羽发动襄樊战争,是按照诸葛亮的总体战略部署行事的。跨有荆、益,是诸葛亮的既定方针,《隆中对》里面说明白了的。因此诸葛亮也有责任。这话不通。诸葛亮的《隆中对》只是总体规划,不是实施方案。关羽进攻襄阳、樊城,诸葛亮并没有直接下达命令,他也没有这个权力。如果仅仅因为诸葛亮有一个隆中对策,就把责任算在他的头上,这对诸葛亮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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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隆中对》是怎么说的?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也就是说,诸葛亮的规划,一是要天下有变,二是要两路出兵。请问,关羽进攻襄阳、樊城的时候,天下有变吗?没有。两路出兵了吗?也没有。这怎么能说是贯彻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而且,照我看,关羽不但没有贯彻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反倒破坏了他的战略部署。因为荆州一失,两路出兵北上灭曹一统天下的可能性就永远没有了。

这一点,我想诸葛亮不会不明白。那么,他为什么不阻止关羽的行动?这里先留一点悬念,我们以后再说。现在先回答前面提出的第二个小问题:为什么要发动襄樊战争?

吕思勉先生的说法是为了配合刘备在汉中的行动。吕先生的《秦汉史》说:“逐利之兵,亦宜同时并出,首尾相应,故刘备之兵未还,关羽之师已起矣。”对此,我有些想不通。刘备进军汉中,是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斩夏侯渊于定军山,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正月。曹操进临汉中,是在这年三月,五月即撤兵退回长安。如果关羽此战是为了牵制曹操,为什么早不动手?等到七月,刘备早就据有汉中,都已经自称汉中王了,再来进攻襄樊,岂非多此一举?

因此,关羽此举,只能理解为得寸进尺。说得好听是乘胜前进再接再厉,说得难听是贪得无厌自不量力。到底是哪种情况呢?这就牵涉到前面提出的又一个小问题,那就是襄樊战争该不该打。

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该打。所谓“该打”,也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按照诸葛亮为刘备在隆中所做的规划,襄阳和樊城是迟早要拿下的。拿下襄樊,才能全部据有荆州。这叫做“必打”。第二,关羽拿下襄樊并非全无可能,至少有条件:一,半年多以前,南阳地区发生了反叛曹操的事件,说明曹操在荆州北部的统治并不稳定;二,刘备已得汉中,又得上庸等地,军心大振,气势正旺;三,孙权在东方进攻合肥,可以遥相呼应。曹操那边,刚刚撤离汉中,又要对付孙权,难免顾此失彼,这叫做“能打”。必打加能打,得出的结论就是“该打”。

但是,何兹全先生却另有说法,他认为襄樊战争是关羽“在一个不是时机的时候的一次军事冒险”。按照何先生《三国史》的观点,刘备刚刚夺取汉中,正需要稳定局势,休养生息,岂能一战再战?此其一。刘备已定汉中,关羽再取襄樊,一前一后,并非两路出兵东西夹击,何况天下无变,不符合诸葛亮的设计,此其二。关羽之军,貌似声势浩大,其实力量有限。如果没有洪水帮忙,他连降于禁、斩庞德恐怕都做不到。即便如此,樊城仍然久攻不下,而徐晃一军突入,关羽就只能撤围。也就是说,关羽的威力,是被夸大了。所以何先生说,孙权偷袭南郡,只是捡了个便宜。没有孙权的背后袭击,曹军也能反击,关羽也会失败,只不过不会败得那么惨罢了。

我个人认为,何先生所言甚是。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第一个大问题得出结论:第一,襄樊战争是关羽发动的,刘备没有授权或授意,但也没有反对。第二,关羽发动襄樊战争的原因,是胜利冲昏头脑,错误估计形势,以为可以再接再厉,一战而定乾坤;而刘备集团上下,则正如卢弼《三国志集解》引黄恩彤所言,是“但喜其胜,不虞其败”,放手让他进攻。第三,发动襄樊战争,时机不对,准备不足,是错误的。之所以有此错误判断,又与关羽的好大喜功有关。于是我们便又有了一个问题:刘备该不该让关羽都督荆州?

这个问题就不太好回答了,因为你不能说刘备完全选错了人。首先,关羽忠诚,这个不成问题。其次,关羽能干。自从刘备起兵,南征北战,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分兵则罢,一旦分兵,一定是自己带一支部队,关羽带一支部队,可见其有独当一面的才干。第三,关羽在行。守荆州,是要能带水军的,偏偏关羽就能。当年刘备败于长坂坡,就是靠关羽率水军接应才脱离危险。关羽本是北方人,居然一到南方就能带水军,也可见其能干。忠诚,能干,内行,这样算下来,刘备入蜀,要留一员大将驻守荆州,还真非关羽莫属。

但是,关羽的性格有问题,那就是狂妄自大,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爱戴高帽子。据《三国志·关羽传》,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进攻成都,马超前来投奔。关羽因为和马超不熟,就给诸葛亮写信,问马超这个人的才能可以和谁相提并论。诸葛亮知道关羽耻为人下(亮知羽护前),就回答说,马孟起(马超字孟起)文武双全,雄烈过人,堪称“一世之杰”,可以和张益德(张飞)并驾齐驱,但还是比不上美髯公(关羽)之“绝伦逸群”呀!关羽看了,十分高兴,把诸葛亮的信递给来访的客人传看。

对于这件事,也有不同评价。有人说,诸葛亮真滑头,两边都不得罪。我说不是。相反,我认为,此时的诸葛亮虽然还不是丞相,却已经表现出丞相之才。丞相的任务是什么?是“燮调阴阳”,也就是处理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关系。马超新来投奔,内心未免忐忑,必须予以肯定和安抚,何况人家本来就是人才,岂能贬损?然而关羽又不容有人超过自己,也就只好来他个“一世之杰”仍不如“绝伦逸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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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诸葛亮这样说,也有副作用,那就是把关羽给“惯坏了”。不过这也不是诸葛亮一个人的责任,刘备集团包括刘备本人,也都要负责任的。因为他们也都让着关羽,给关羽戴高帽子,或者用戴高帽子的办法来对付关羽。据《三国志·黄忠传》,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同时拟拜黄忠为后将军。当时诸葛亮就料定关羽必不高兴。因为论关系,黄忠不及张飞;论名声,黄忠不及马超。关羽岂肯与之“同列”?刘备说,没关系,我自有办法。刘备的办法是派费诗去做工作。据《三国志·费诗传》,费诗一到关羽那里,关羽果然就跳了起来,说大丈夫怎么能和一个老兵平起平坐!费诗不紧不慢地说,王者用人,不拘一格。汉王(刘备)破格提拔黄汉升(黄忠),不过因为他新立大功罢了。但在汉王的内心深处,汉升的轻重岂能和君侯(关羽)相提并论!君侯和汉王是什么关系?心心相印,血肉相连,等于是一个人。汉王的荣辱就是君侯的荣辱,汉王的祸福就是君侯的祸福,君侯难道还要和汉王讲价吗?我费诗只不过是个送信的,君侯不接受,费诗回去就是,只怕君侯要后悔。关羽闻言感悟,立即受拜。

费诗这样说,在刘备集团当中,已经算是敢摸老虎屁股的了,但也还是顺着毛摸。这说明刘备集团从来就是惯着关羽的,关羽变成了一个“惯坏了的孩子”。“惯坏了的孩子”有两个特点,一是任性,二是天真。因为惯坏了,所以任性;因为是孩子,所以天真。关羽就是这样一种人。因为任性,所以发动了襄樊战争;因为天真,所以被吕蒙和陆逊忽悠。因为既任性又天真,所以在处理敌、我、友关系时,犯了一系列错误。

这里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据《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襄樊之战时,孙权曾主动提出帮助关羽,但也存了一个小心眼。他下令部队不要走得太快,同时派使者去通知关羽。关羽非但不利用这个机会稳住孙权,或者利用孙权牵制曹操,反而毫无道理地痛恨孙权动作太慢。他仗着自己新降于禁牛气冲天,居然破口大骂说,王八羔子,竟敢磨磨蹭蹭(貉子敢尔)!等我拿下樊城,再来灭你!

这事裴松之认为不实。因为孙权和吕蒙早就策划好了要偷袭关羽。如果有前往助战的借口,又何必偷偷摸摸白衣渡江?但另一件事当是事实,那就是孙权向关羽提出联姻,其使者被关羽骂回,《关羽传》的原文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众所周知,此类婚姻历来就是政治性的,其目的无非是维护联盟关系而已。孙权可以嫁妹妹给刘备,关羽怎么就不能嫁女儿给孙权之子?当然,关羽可以看不起孙权,也可以痛恨孙权(此时孙权已将妹妹召回),还可以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应该使用外交辞令,不该骂人。

实际上,“惯坏了的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骂人。上一集我们讲过,吕蒙的军队一到南郡,两个守将就投降了。原因之一,就因为他们两个对关羽既心怀不满又心存畏惧。据《关羽传》,关羽是一贯看不起他们的。这种看不起肯定都被关羽毫无顾忌地表现了出来,因此他们“素嫌羽轻己”。关羽出征,要他们两个“供给军资”。因为办事不力,被关羽辱骂,扬言“还当治之”,结果两人“怀惧不安”,吕蒙的诱降也就成功。请想一想,你在前方打仗,他俩在后方看家,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就不能对人家态度好一点吗?

凡此种种,都说明派关羽督荆州是不合适的。没错,关羽是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和资历,但那是在刘备事业的初级阶段,所守不过小城(如下邳),所战亦非劲敌(如颜良)。镇守荆州这样的战略要地,对付曹操、孙权这样的奸雄巨猾,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同时作战,关羽就力所不能及了。他没有政治头脑,没有战略眼光,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根本就不适合承担如此重任;而他的天真和任性,傲慢和骄狂,则给敌人留下许多可乘之机。换句话说,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可以成为行走江湖的“大侠”,无法成为逐鹿中原的“大帅”。

那么,是刘备、诸葛亮用人不当吗?倒也不是。诸葛亮是没有责任的,因为他这时并无用人之权,刘备对他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言听计从。刘备当然有责任,但也无可厚非。因为刘备也想不到那么远。他的事业发展得太快了,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他没有想到,自己一旦拿下益州,荆州就会面临空前的压力;而关羽,则是扛不住的。也许,入主成都以后,他应该迅速派人去帮助和制约关羽。但是他能派谁呢?诸葛亮走不开(在益州建立新政权全靠诸葛亮),庞统死了,法正和关羽不熟,派张飞、赵云、马超、黄忠?怕也不行吧?说来说去,刘备也是没办法。何况他自己,也正陶醉在胜利之中。

现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刘备集团为什么听任关羽孤军奋战不去救援?我的看法是三个字:“想不到”。吕思勉先生《秦汉史》有云:“羽之一败涂地,非徒曹操所不及料,即孙权,亦未必能豫计其败若此之速也。”也就是说,谁也没有想到,历来让敌人闻风丧胆,而且刚刚在樊城大破曹军,威震天下,差一点就逼得曹操迁都的关羽,竟会兵败如山倒。曹操没想到,孙权没想到,刘备难道就想得到?应该说也想不到的。何况刘备比曹操和孙权更加想不到。因为他实在想不到孙权和曹操已经暗中勾结起来,吕蒙和陆逊竟然会两路出兵,白衣渡江,偷袭南郡,而且居然是迅雷不及掩耳。没错,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进攻襄樊城,到同年十二月败走麦城,其间是有将近半年时间。但是,战争形势的逆转,却是转眼之间。要知道,在曹操把孙权的信发表出去之前,关羽还是抱着必胜信心的。即便知道了孙权的想法,他也仍然不肯立即撤离樊城。也就是说,他自己也想不到会失败,刘备那边,听到的自然也都是些捷报,怎么会再派援兵。等到关羽败走麦城众叛亲离时,刘备就是想救,也来不及了,除非他能派出空降兵。

最后的结论是:败走麦城,丢失荆州,是曹操和孙权联合起来遏制刘备集团的结果。在刘备集团这边,关羽负直接责任,刘备负领导责任,诸葛亮没有责任。但不管谁负责任,刘备都无法接受这一切,他也不会善罢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