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曲求全：李鸿章签马关条约挨骂到底冤不冤

马关，日本的一个小镇，日人又称为“下关”。清光绪廿一年二月廿八日（公元1895年3月24日），这个过去默默无闻无闻的小镇突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这一天，因甲午战败，奉清政府之命前来马关议和的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下塌的旅馆门口遇到了狙击手。当时弹伤颊骨，血流满面。立即成为全球特大新闻。

这一枪对时年73岁的李鸿章来说，有点像无妄之灾，因为在他之前，清廷已经另外委任了议和大臣。但是当清廷派出的谈判人选被日本拒绝后，他却像过去这个衰朽的王朝多次发生过的事情那样，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日本人拒绝另外的谈判对手？为什么李鸿章必须到马关？狙击手是谁？他为何要行刺李鸿章？凶手是否为日本政要所指使？除了这起轰动一时的行刺案，当年在马关还发生了什么？马关议和给李鸿章、日本人乃至晚清政局和社会又带来了什么？……

在李鸿章赴日前两个月，受命前往马关议和的是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与代理湖南巡抚邵友濂。两位相当于今日之省部级的官员，却被日本谈判代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挡了回来，通常都说日本人嫌这两位名望不彰，非清王朝中重量级人物，也许日本人的确有这个小九九，但摆在台面上的理由却极其正当：事关战争与和平的谈判，中国的代表未得到皇帝授予的充分权力，不合国际公法。陆奥宗光后来在口述回忆录《蹇蹇录》中甚至说，他和伊藤博文对此早有准备，因为“清国予其使臣之所谓全权，往往有不符国际公权上之例规”，他和伊藤博文决定，“首先审察彼等所携全权委任状形式如何，如缺国际公法普遍之例规，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立刻拒绝与其继续谈判”，后来“果如吾侪所意料，发现清国使臣未带国际公法上普通之全权委任状。彼等首先提出其所谓国书，此只为一种信任状，决非全权委任状。”作为新兴强国的日本，处处搬弄所谓国际惯例，有些让中国人恼恨，但也因此保证了其看似无礼，却并未在外交上失分。

伊藤博文一方面把张、邵二代表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又在私下里请中国代表的随员“转致我对李中堂最诚实之口信”，希望中国“任命有正当资格之全权使臣”，实际上已经显示，日本人愿意以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清廷位高权重且有国际声望的李鸿章作为谈判对手。

李鸿章之所以不得不来马关，除了日本人的“器重”，当然还因为他在清廷眼里，应该为甲午之战的失败负起责任。甲午之战前，李鸿章因平太平军、剿捻等军功和兴办洋务的实业，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足以和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比美的东方伟人。如果没有日本，有理由相信，李鸿章会戴着这顶帽子进入历史。也许他该感叹一句：日本啊日本……

李鸿章与日本

晚清的人们震惊于欧风美雨，日本之崛起实未进入国人视线，一句“蕞尔岛国”将轻慢之情显露无遗。平心而论，李鸿章倒是“睁眼看日本”的先驱，他最早意识到，崛起的日本是中国的一大隐患，不能等闲视之。

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时年50岁，已经接替曾国藩，升为直隶总督这一地方官员之首的李鸿章，为中日订立商约，和日本人刚刚打过交道，即在给朋友的私信中，一方面对日本表示不满，指责“日本议约甫定，忽又派人来津商改，狡黠可恶。”另一方面，对其维新图强又与中国比邻深以为忧，认为“该国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日逼，我将何术以处之？”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肩负北洋海军建设重任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朝廷奏报：“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因上一年朝鲜内乱，与朝鲜关系特殊的中日两国在天津商讨解决办法，中方代表是李鸿章，日方代表即伊藤博文，会议的成果是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彼此出兵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此款无异于承认中日共同保护朝鲜，均有出兵之权利，种下甲午之战的祸根。本次谈判让李鸿章对日本和伊藤博文有了更切近的认识，签约次日，他在给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的书信中通报谈判情况时说：“伊藤大使在津两旬，会议七次，始将条约订妥画押。……伊欲鄙人奉特派赴日，便可相让，法事未了，碍难分身。伊藤治国才猷精敏，如银行铁路章程，望时与探讨，详示为盼！”同时又向总理衙门密奏，称许伊藤博文是治国之大才，认定“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国之远患，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这是甲午之战的前一年，李鸿章在给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的信中，表示日本海军的实力实在我军之上，他说：“东洋蕞尔小邦而能岁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盖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李鸿章认为这就是日本海军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而我们呢？则正以全国之力筹备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当然不敢发牢骚，不但不敢，在挪用海军军费以娱太后的问题上，他还表现得很会来事儿，颇受后人斥责。然而不这样，他如何保住北洋大臣的官位？即使李鸿章不惜乌纱，换一个北洋大臣，还能扛下去吗？

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几乎葬送了李鸿章大半生辛苦积攒的声名。甲午一败，李鸿章该不该负责，究竟该负多大的责任？围绕这一问题，历来史家众说纷纭。笔者的粗浅看法是，对此不能混一而谈，首先应该分清哪些问题“李鸿章无法负责”，哪些问题又是“李鸿章理应负责”的。

有些东西，李鸿章的确没法负责。他和伊藤博文一样，人称“相国”，但伊藤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相国”，事事按章法施行则可，而他却连海军的军费都无法保证；后人不知历史，常常夸大李鸿章在清王朝中的能量，实则因朝中派系林立，即如李鸿章，也受到多重牵制，稍有不慎就会被人参上一本。他因此多次对部下感叹：“疆臣竭力以为其难，文吏持刀笔而议其后，任事不易，思之慨然”。清人日记记载，李鸿章进京公干，凡来拜会的京官，不论大小，均有今日之“红包”相送。以李之声势，为什么对品阶很低的一些京官也要敷衍？就是为了消除对他任何不利的隐患。当然，这一目的既可以用于“公”，也可以用于“私”；在那个时代，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相当稀薄，一场国家对国家的战争，不少人竟视其为日本和李鸿章之私事！所以，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对当时的众人之毁，李鸿章自己肯定是不服气的。当打了败仗的坏消息刚刚传到北京时，原来一心想借战争立威的光绪皇帝派自己的师傅、管理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和到天津，质询李鸿章。胡思敬《国闻备乘》对二人的见面描写得甚为生动：

“同和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而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和曰：‘计臣（指管理财政的大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指御史言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李鸿章在败仗之后还如此气势逼人，或许夸张了点，但多少代表了他真实的想法。战后他在给新疆巡抚陶模的信中谈甲午战争，“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李鸿章自认为不该对甲午之战负责，这只是其私言。究其实，他也自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因为他犯下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又可分为“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两部分。

先说战略失误。缺乏战争意志。在和日本决裂前，深知北洋水师真实实力的李鸿章一直努力回避战争，并寄希望于其他强国的调停和干涉，所以当俄国人对他表示不会坐视日本的行动时，他竟信以为真。光绪、翁同和等人倒是有强烈的战争意志，可惜只是表现于临战之前，这种意志缺乏长期的艰苦准备作支撑，就只是一种情绪而已。反观日本则大不然，他们早就有对中国作战的准备和决心，并对清王朝对外惯用的虚张声势知之甚悉。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参加了1894年的甲午之战，此人于1879年到中国大陆进行谍报侦察，归国后撰写了《征讨清国策案》上奏天皇，其中写道：“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何以由之，彼我形势是也。……彼之清国虽已衰老腐朽，但亦为世界之大国，以自尊自大为风，自称中国。是以发生一事，则内心实为畏惧，但表面却装作傲慢不挠之状。故而，其惯用之外交政策，常以虚喝之手段。此乃其屡次与外国酿成纠葛，又屡次得以败辱之因也。”

至于战术层面的失误，李鸿章犯的就更多了：用人不当。淮军是李鸿章起家的嫡系，本不习海战，北洋水师中的技术精英则多为留洋归来的福建人，李鸿章必须起用这些技术骨干任指挥官，但在其上又由淮军将领丁汝昌统领，乃酿就了将帅不和的苦果。这种用人不当反映了李鸿章的私心，但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政治病”，政治如果正常，一个为国家做事的人并不需要培育自己的私人势力；战前的1890年，因北洋水师内部的一次“升旗之争”，李鸿章没给海军聘请的英国顾问琅威理面子，使其负气辞职，琅威理一走，海军纪律大不如前，并影响到中英两国海军之合作。北洋水师无法向当时世界第一的英国海军求助，转聘德国人为顾问，而众所周知，德国以陆军为擅长。果然，德国顾问在甲午海战中的调度实在欠佳；甲午年的四月，李鸿章曾经校阅海军，当时各舰缺少炮弹，定远及镇远六十寸口炮仅存巨弹三枚，小弹亦缺。而李鸿章失察，未查询存弹数量。六月中日海战爆发，想添置却已不及。著名史学家张荫麟认为这是黄海大败之一重要原因；……

在李鸿章究竟该为甲午之战负多少责任的问题上，不论李鸿章自己和旁观者意见如何天差别，现实是还得由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只是谁都没想到，迎接他的除了他的“老朋友”伊藤博文，还有一名年仅21岁的刺客小山六之助。

暴徒代表了日本民间的情绪

小山六之助之行刺李鸿章，并非仇视李鸿章个人，而是对中日正在进行中的媾和谈判不满。他认为日胜中败，媾和谈判只有利于中国。这种不满在当时的日本，并不乏民意基础。

日本经由民治维新，进步极速。大凡一个曾被人轻视的小国，在卧薪尝胆，渐趋强盛之后，民众中间极易兴起敏感、自大的民族狂热，非常渴望向外展示自己的强大。日本正是这样。中国是其“文化母国”，面积、人口、综合国力均在其之上，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超过日本。对这样一个近邻，很多日本人充满了嫉恨，他们认为，同在亚洲，一山不容二虎，自己要称霸非压倒中国不可。甲午战前几年，丁汝昌曾率中国从西方购置的巨舰访问日本，日本国民饱受刺激，立即兴起了海军热，个人捐资购舰极为踊跃。这样一种民族性格有利于国家的自强，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集体的不理性之下，容易牵引民族走向歧路。甲午一战，北洋水师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型，列强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人的民族狂热顿时飙升至沸点。“打到北京，活捉清帝”几乎成为民众的口头禅。

还是引日本人自己的说法作为例证。陆奥宗光，这位“积极促成”中日大战的日本外务大臣，后来回忆说：“在平壤、黄海战胜以前，心中焦虑最后胜利之国民，现今深信胜利必归我国，问题只为我旭日军旗何时能进入北京城门。至此，一般气象壮心快意狂跃，流于骄肆高慢，国民到处凯歌有如乱醉，对将来之欲望日增。……在此期间如有深谋远虑之士倡妥当中庸之说，必被目为怯懦毫无爱国心之徒，几为社会所不齿。”

在这种情绪的包围中， 年轻的“爱国主义者” 小山六之助认定，整个中日媾和谈判就是中国旨在摆脱战败困境的阴谋，认定李鸿章跑到马关就是专门来忽悠自己国家，乃至愤而拔枪，岂非顺理成章？

日本人因民族狂热情绪发作而对外宾行凶，这并非第一例。

光绪十七年（1891年），俄国皇太子先到中国后至日本访问。在与中日相邻的国家中，自以俄国实力最强，而日本还在崛起中，日本君臣自然不肯放过这个讨好的机会。不料，政府官员在俄国太子面前的过度热情，在部分日本人眼里成了有失尊严的“献媚”，结果导致一个狂热分子开枪打伤了俄太子。枪案发生后，日本朝野十分恐慌，日本天皇和各部大臣连夜前往探视，总算没有闹出大的事端。

行刺俄太子和李鸿章的两个凶手，后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有意思的是，当年俄太子被刺后，关注亚洲局势变化的李鸿章还专门谈到了此事，他在给一位总督的信中说：“倭人狙击之祸，闻即因奉之太过，靡费之太多，激而生变。彼君臣方倾身结纳，反以此致意外之虞，两国交际不能不少有芥蒂。……倭乱党极众，大臣屡被击刺，今乃及于远客，既得仍可不死，难乎其为上矣！”

李鸿章慨叹日本“乱党极众”，同时对这些暴徒行刺“远客”后“仍可不死”表示不满，当时的他哪会想到，自己也会去日本做一回不被欢迎的“远客”，成为狙击的对象呢？

李鸿章遇刺后，日本朝野大为震惊。天皇遣御医军医前来为李鸿章诊治，皇后特派护士两名，还送上了据说由皇后亲制的绷带。日本国民中，特地到李鸿章下塌旅馆探视、用电报书信等形式表达慰问的，也络绎不绝。

日本人如此动作，无非害怕这一凶案授予列强干涉的口实。中国当时犹如一个让人垂涎的蛋糕，日本如果借助战争的胜利，在这块蛋糕上切割过多，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这其中又以强邻俄国的态度最为莫测，让日本如芒刺在背。陆奥宗光后来坦承：“如李鸿章托其负伤使事半途归国，大事责难日本国民之行为，巧诱欧美各国再次要求其居间调停，则不难获得至少欧洲二三国之同情。而若招欧洲强国一次干涉，我对清国之要求或将不得不大为让步。”

但日本人对李鸿章先倨后恭，表现得过火，连他们的外务大臣也看不下去了，陆奥宗光回忆录中说，日本人“急于徒饰表面，其言行或不无虚伪失中庸者。事实上清日开战以后，我国各报，人人集于公私会夸张大言骂詈诽谤清国官民之缺点，甚而对李鸿章个人作不堪听闻之人身攻击者，今日忽然对李之遇难痛惜，往往出于谀辞之溢美言语，甚而列举李已往之功业，谓东方将来之安危系于李之生死。与其谓全国处处叹惜李之遭难，毋宁谓畏惧因此生外来之非难。”

在自己家门口险些让前来议和的外宾丧命，慰问等表面功夫当然不可少，但怎样才能给世界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交待呢？

李鸿章来马关后，在春帆楼已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会谈三次，会谈中，李鸿章提出应先休战，再谈议和条款。这一年，伊藤博文55岁，陆奥宗光52岁，无论资历还是声望，均属李鸿章的晚辈，但晚辈却一点儿也没给前辈面子。李鸿章的休战请求被强硬拒绝。现在发生了凶案，日本人立即想到可用同意休战来笼络病床上的李鸿章。

当陆奥宗光到李鸿章病榻前宣布天皇的暂时休战决定时，“李鸿章之半脸绑绷带，以其绷带外之一眼呈十分欢喜之意。……并对我谓：其负伤尚未痊愈，虽不能赴会议所商议，但在其病床前谈判则无妨。”

暂时休战，于日本人并无实际损失，但到底能使战火中煎熬的中国人少受一点摧残，李鸿章的“十分欢喜之意”便也在情理之中了吧。

辞锐气竭的窘境

小山六之助射出的子弹入骨两寸有余，所幸非要害部位，无性命之忧。日本医生均认为，要免除后患，最好将子弹取出，但须患者静养多日。李鸿章以谈判刻不容缓，拒绝了这一治疗方案。至三月十六日（公元4月10日），仅调养了半个月的李鸿章基本痊愈，再度走上谈判桌。与伊藤博文展开了第四次、第五次会谈。

会谈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三月廿三日（公元4月17日），马关条约画押。条约要旨为：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奉天南部（自鸭绿江安平河口至凤凰城、海城、营口以南）及台湾澎湖；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于三年内分八次交清；另订商约，依中国与欧美各国现在约章为本，并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口岸，日船得航行长江、运河、吴淞江，日人得在各口岸从事工艺制造，机器进口只纳进口税，日人制造货物豁免内地税、钞课、杂派；日军暂占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商约批准互换，方行撤回（中国每年付占领军费五十万两）。

这一条约对中国的严重损害不言自明，日本则借此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当年日本全国财政收入为1亿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就合3亿日元，还不包括所谓驻军费。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的巨额资金，工业和军事的现代化进一步加速。现在马关的春帆楼前还立着一块石碑，上面赫然刻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几个大字，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也成为日本人的民族英雄，春帆楼谈判会所外的小院里，至今立着这两人的半身铜像。

与伊藤相比，来签城下之盟的李鸿章就尴尬多了。后世所加的“汉奸”、“卖国贼”之名自不必说，即在当日，国内一批士大夫就开始痛骂他了。

战争还没结束时，一个叫安维峻的御史因大胆抨击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李鸿章这三个最显赫的人物，一时成为知识分子中的英雄。他说太后“遇事牵制”，李莲英“干预政事”，而李鸿章则简直该死，因为他“通日主和，跋扈不臣”，而其之所以不愿与日本作战的原因，是由于担心自己“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驻日公使任上，曾纳日女田中桂子为妾，这位安御史在奏疏中乃径书一笔，“李经方乃倭贼之婿”！最后他献上了破日的秘计：如果宣布李鸿章之罪，明正典刑，布告天下，“倭贼有不破灭”，皇上您直接砍我的头就是！

以市井传闻，强加于正负责对外军事的大臣之身，如此不经之谈，居然成为知识分子传诵的雄文，士林浮嚣之习可见一斑。

李鸿章议和谈判中的重要事项，均曾请旨。朝中大老们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毫无办法，却把气撒在正和人艰难谈判的李鸿章身上。光绪帝师傅、人称“状元宰相”的翁同和在日记中曾写道：“数日无封奏，而电亦稀，惟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翁师傅这里似乎弄错了，议和要挟的是日本人而非李鸿章。他在国内当然可以“不欲记，不忍记”，但在外面谈判的人，能不能“不欲谈，不忍谈”呢？

败军之将不言勇，城下之盟不好签。伊藤博文赤裸裸地威胁，如果谈判破裂，“我命令一下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使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胜利者的骄横和战败者的窘困，跃然纸上！尽管如此，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还是竭力发挥了其滔滔雄辨之才。

马关谈判正式开始，李鸿章首谓中日“总以永好为是，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日本）有益”，彼此“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接着对日本的进步和谈判对手伊藤博文的功绩大表赞赏，又论东西洋形势，以“兄弟阋墙”相戒。二次谈判，日本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李鸿章再度解说：“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我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能持久。”三次谈判，他劝日本“回头”，“少走几步，不亦可乎？”

正式和约谈判中，日本提出割地、赔款、重订商约等要求，李鸿章在答复的说贴中，谓“如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子孙永成仇敌”，“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永远和好互相援助之约”，“屹然为亚洲东方筑一长城，不受欧洲各国之狎侮。日本如不此之图，徒将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并提出忠告：“极盼约章一切妥善，毫无流弊，……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今日赔费数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员，或广或狭，皆属无关紧要。至于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远相仇，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他希望使“将来嫌隙无从而生，衅端无从而起”，两国百姓“永远和睦，彼此相安，福泽绵长。”

不能不说，中日必须和好的道理，李鸿章阐述得甚为透彻，可惜打了胜仗器小易盈的日本人哪里听得进去？陆奥宗光后来就不屑地说，这不过是“家常茶饭之谈”！

为了争得条款的些小让步，李鸿章堪称付出了最大努力，但因底气不足，不免辞锐而气竭。陆奥宗光回忆：“起初就偿金二亿两，他要求减少五千万两，视不能达此目的，他则乞减少二千万两，最后他竟对伊藤全权哀求以此些少减额为其归途之饯别。此等举动以李之地位而言实有失其体面。”

顺便说一句，日本在捞取巨大利益后，同意签订和约，而没有像当初叫嚣的那样“打下北京，活捉清帝”，并非出于善心，实由于列强环伺，而且力有未逮。参加了甲午海战的日本海军大尉木村浩吉于战后撰文，就曾这样“忠告”国民，“若是相信攻陷帝都，必是其屈服之时者，恐怕忘了清国之庞大。此外，以为彼将因不堪我之蹂躏而屈服者，均是忘了其乃大国之人。今试观清国全图，将实际可蹂躏之部分涂以墨汁，然后挂于墙上，离开一点仔细看看，是否果真有降服该国之能力？”

三月二十六日（公元4月20日），李鸿章离日抵天津，奏报和约已成，哀述“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稍戢强敌之贪心。”船到大沽，他派随员前往北京，将约本送达总理衙门，本人则称病留津。他知道一场风暴正等着他。

马关归来后的李鸿章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朝野愤慨。朝中拒绝批准和约、抨击李鸿章的奏疏如雪花般飞至最高统治者案头。平心而论，这些奏疏虽然文采斐然，辞气慷慨，但多为空言。梁启超一句话问得甚好：把这些高谈阔论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结局又将如何？”民间知识分子也俨然以骂李鸿章为时髦，“刘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脱口秀”一时传诵。

朝廷的态度呢？

七月九日（公元8月28日），光绪皇帝召见李鸿章，指责他赔款太多，割让台湾则大失民心。皇帝似乎忘了，这些条款均非李鸿章自作主张。68名官员更联名呈奏，强烈反对交卸了议和差使的李鸿章回到他原来直隶总督这个“疆臣之首”的位置上去。皇帝下令，李鸿章“入阁办事”，即到中央任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有宰相之名，但只有对口负责一个部，才有实权，否则就是一荣誉衔。军机大臣李鸿章不管部务，实等于赋闲状态。这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事。

光绪二十二年，朝廷要派人到德法英美各国访问，方记起了这个外交老手。74岁的李鸿章请求精通外文的儿子李经方随侍，言官们想起李经方所纳外妇系“倭主睦仁之甥女”的传闻，坚决反对，说李鸿章之有李经方，相当于明朝的大奸相严嵩之有严世蕃！李鸿章好歹带上儿子到海外周游了一圈，行装甫卸，又惹上了一个麻烦：因为擅入圆明园游览，被罚俸一年。

海外学者吴相湘《晚清宫廷与人物》中说：“鸿章擅入圆明园，盖为便道往游，以为凭吊废园遗址，当无关重要。殊不知当时太后正积极主持第二次重修圆明园工作，每隔数日辄往亲临督视，光绪帝亦然。故此时已成禁地而非废园了。鸿章远道归来，未暇详询，贸然入游，法无可恕，情有可原，吏议革职，谕旨改为罚俸一年，主旨即在于此。”其实这里未尝没有羞辱的意味。不久， 慈禧太后寿辰，特赐王公大臣58人听戏。按翁同和日记中的位次，汉大臣第一人为翁同和，李鸿章排在李鸿藻、钱应溥之后，这位昔日的勋臣，圣眷已衰是铁定的事实。

马关条约于李鸿章个人的意义不值得多费笔墨。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影响了晚清政治、社会、外交的走向。羊毛出在羊身上，巨额赔款让中国百姓的苦难更加深重；因反对马关条约，痛心国耻，知识分子议政热情高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走上政治前台，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日本的强横逼使清廷在外交上与俄国接近，俄国巧妙设套，步步深入，又埋下了此后日俄两大强国在中国土地上大打出手的导火索……

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威海刘公岛上的甲午海战纪念馆，在介绍李鸿章于春帆楼和日人的谈判时，文字说明中用了一个词“据理力争”。我特意问了当地的朋友，据称是刚刚改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