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如何用阴谋整死对手夺取太平天国实权？

1843年，广东发生了看似不相干的两件事：洪秀全在广州应试，第四次落第，回花县老家撤去塾中孔子像改信上帝；两广总督祁某奏请开制器通算一科，被礼部议驳，以老病乞休。两件事都与科举制有关，微妙的国运系于科举一线。

洪秀全是被科举制淘汰下来的小角色，可他振臂一呼，却成了掀天揭地的大人物。一个四次落第的书生，在绝望中认定上帝能拯救他，那种如释重负的快感，决非柳暗花明所能形容，而是一种真正的绝处逢生的感觉。历史上，我们看惯了英雄末路的沮丧，听够了怀才不遇的喟叹，我们已经习惯于欣赏这种苦涩的美感，这种美感早已构成我们历史观的一部分。

太平天国运动的灵感来源于基督教，其信念却根植于中国古史，洪秀全以一个崭新的诠释将二者沟通，赋予了运动灵魂。他在《原道觉世训》里说：

中国上古时，君民一体，都拜上帝，自秦皇迷于神仙，狂悖而死，历朝效尤，至宋徽宗，改皇上帝尊号，至今已历六七百年，天下人已惘然不识皇上帝。

孔子之后，圣人取代上帝成为文化的主宰者。通观二十五史，我们发现，孔子的内容是上帝的两倍多，怪不得洪秀全借上帝之口说：“尔（孔子）声名反大过于朕乎？”洪秀全能发现这一点，也算个天才了。

太平天国设添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称孔子为“孔某”，在“上帝”二字前加“皇”字。耶稣的原则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教分离，各司其职。洪秀全加一“皇”字，将基督精神纳入王权主义，使政教合一。

对于这场中国化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基督教运动，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曾从历史动力的角度作了很高评价，可真正的基督徒的评价却截然相反。英国传教士艾约瑟（1823—1905）在访问天京之后，发现洪秀全疯了，因为洪硬逼着传教士承认太平王朝是天国，南京是基督教和世界帝国的中心……而他和他的儿子，是上帝和基督在地上的人人可以见到的代表。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以轻蔑的口吻写道：天王（洪秀全）是一个最为顽固的、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

然而，这个异端是从中国古史里跑出来的，他的来路不一样。

洪秀全用“新思维”为起义作了思想、舆论准备

据说，金田起义时，洪秀全没有露面。那时，他“避吉”在乡下胡以晃的家里。

历史事实的小虫子，往往蛀穿逻辑，一个细节改变了定式。

通常我们都认为，在历史紧要关头，革命领袖都是登高一呼，叱咤风云。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将这样的历史图式，烙在我们的记忆里，以至于不惜用这样的图像记忆，诱导历史事实。而事实是，金田起义，洪秀全不在现场，是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义，猝然发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见姜涛文章《金田起义再辨析》。

至于天王东乡登基，更是政治幌子。其实，他在平山就已登基。

这位天王，嗜王如狂，自天启之后，即改名“秀全”。“秀全”者，二字拆开——“禾乃人王”，借“禾”为“我”，意即“我乃人王”。王权合法性来源当然来自天父、天兄，天父是最高主宰者，天兄则是救世主。因此，天王救世，要直接对天兄负责，而最高指示来自天父。这样就为天王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提供了一个宗教的依据。

冯云山缺乏这方面的宗教灵感，从根本上来说他还是个儒生，骨子里仍受着儒教理性的约束，虽为运动巨擘，但其神化作用有限。

前面提到，洪秀全的上帝观念灵感源于古史，而天父天兄附体仪式，则来自广西民间“降僮”，乃史官文化加上巫觋文化并西化的产物。“降僮”指神灵附于人体上而为灵媒——僮子。神灵附体时，僮子一改常态，全身颤动，或闭眼，口吐白沫，代神言语，而为神谕；或以刀剑砍身，针锥穿舌，而不流血，以显神功。

当杨秀清托天父降体时，出言肃穆，举人阴私，无不毕中，复劝人为善，信仰上帝，众人既惊且惧。他的好友萧朝贵尝为僮师，信从者多，助之。云山倡上帝会于紫荆山时，“朝贵初未之与”。秀全救云山未果，自粤东反，寓萧朝贵家中，对于杨、萧所为，心照不宣。于是，朝贵复托天兄下凡，与秀全对话，号称《天兄圣旨》。用“降僮”术，杨秀清与萧朝贵分别成了天父、天兄的代言人，解决了天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

洪秀全是运动的思想者，而冯是运动的组织者，起初两人思想一致，以基督教的上帝为前提，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反对所有怪力乱神。可随着运动的深入，洪秀全发现外来的上帝在发动民众方面作用有限，尤其是在赋予他天王权力合法性方面，从基督教里面很难产生灵感。冯云山在紫荆山经营多年没有进展，致使运动蛰伏民间，未能形成爆发的局面。

运动要有新进展，首先就要解决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使他作为真命天子登基。这时，洪秀全的目光便从基督教的上帝转向中国古史里的上帝。他本来反对巫术，这时却要用巫术来确认自己，对于以基督教的上帝为皈依者，这是无法理解的。可是，一旦回到我国古史的背景里，便觉此为必然。何以这样说呢？因为，我国古史里的上帝，就是通过巫觋与人沟通的。“究天人之际”的，先是巫，然后才是史，巫拜上帝，而史尊孔子。洪秀全取巫弃史，所以他的上帝并非一味基督教式的，而是中体西用的。他以基督教的上帝为引子，进入古史中的上帝，穿透历代王朝史，回到王朝之前的古史。

事实证明，洪秀全的新思维的确推动了运动的进展，而杨、萧二人则成了他的新思维的合作者。在他的新思维里，上帝不再是“神道设教”的工具，而是最高目的和绝对意志，所谓天命和天道皆出于上帝，而历史要以神道为归依。

通过杨、萧二人，洪秀全确立了权力合法性，实现了平山登基。天王出世，克服了信仰危机，他以天王名义，发动起义。

天王用新思维，为起义作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

洪、杨、萧“三权分立”

登极前后，远近各处上帝会首领来到平山，朝觐天王，聆听天父、天兄圣旨。天王为什么要在平山登基？因为平山是杨秀清的根据地。据载，杨氏一族迁居广西桂平紫荆山内平在山新村，已历数代。平山即平在山，也称平隘山。往北约百余里，“皆叛徭出没处也”。山是自由的屏障，山中之民多自由精神，易受巫蛊，宜以神谕。

秀清，五岁失怙，九岁失恃，其叔怜而抚之，长成山中之民。及长，烧炭为业，家贫，而庐中常请客，以卖炭钱负竹筒入市沽酒，归而飨客，浩歌道上，掉臂天门，乃龚定庵“有大音声起”之诗谶者也。

自由之人，倘佯于叛逆的山水之间，真可谓得大自在。

冯云山至桂平，深入紫荆山中，杨秀清与萧朝贵率炭徒从之。然云山士子，其所倚重者读书人而已，故其能识石达开，却不识杨秀清也。陶短房《天国志？东王世家》云：“秀清、朝贵等虽勤勉，初未之奇也。”“乃至云山等为生员王作新扭去，会众执械夺回，秀清皆未与焉。”

其时，洪秀全自粤东至，于此叛徭之地，谋立国之举。有女子杨云娇，自言其梦遇天父，谕天东来，当从之。未几，秀清叔杨庆修卒，秀清命童子诈以庆修附体，曰：“三七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秀全窃喜，“禾乃”，“秀”也，“人坐一土”，“全”也，盖以天命归矣。故杨、萧二人，虽不为云山所识，却为秀全所倚——神化矣！

云山能为天国建制，却不会神化秀全，故渐受排挤。以天父、天兄、天王名义，洪、杨、萧形成三位一体，并以巫化的宗教仪式虚构了三权分立，杨代表天父，萧代表天兄，洪是人间天子。

这三个代表来到人间，洪秀全起誓：称王不称帝。不称帝意味着三权分立，以皇上帝为最高主宰，三人有分歧皇上帝仲裁之；而秀清代帝立言，意味着最后决定权落到杨秀清手里。按理，秀清不应任实事，要少发言，因救世乃天兄耶稣之职，天兄归天，则以天弟继之。故金田起义前天兄频频下凡，我们所见材料，多是《天兄圣旨》。

秀全登极，踌躇满志，有时情不自禁将龙袍穿起来，酷毙！又多蓄姬妾，房事无度，众女衔冤。于是，天兄不厌其烦，屡屡下凡，胁众女以白刃，令一从秀全之欲，由是而有轻秀全之心。《天国志？西王世家》云：“然朝贵颇嫉读书人，每以反语嘲洪、冯等，逼其自认无用。”而秀清虽不识字，却喜与读书人语，渐与洪亲密。

朝贵“树威权，无所不用其极”，还以天兄下凡的名义泄其私愤。“有陈庚者，值天兄下凡，应对太速，竟受杖五十”。“复与养父亲子萧朝隆不合，乃假天之手，必杖责而后已”。故天兄形象渐失，蜚语渐起，不得已，秀全求诸《天父圣旨》……

思想资源短缺导致阴谋繁殖

1864年，洪秀全在天京逝世。大势已去，不死何为？

不久，清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失败。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局限性”三字，将历史的本质掩盖了。在改朝换代的斗争中，农民从来就不是弱者，他们经常是赢家。民本主义的存在，便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是“天听之民”，“载舟覆舟”之民。曾国藩就来自这样的民。这样的民，不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且还能做帝王。这不，左宗棠就派专人将一副对联送胡林翼转曾国藩。这对联是题神鼎山的，上联是“神所凭依，将在德矣”，下联是“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投石问路，他在问胡、曾二人，学了帝王学，想成帝王业？胡不动声色，将此联转曾国藩，曾立马将“似”字改成“未”字，然后退给了胡林翼，胡阅后，在笺尾处加了两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鼎为国之神器，问鼎就是问王权，左氏果有此一问？可能多半还是“据说”。

洪秀全也是“田舍郎”。两个“田舍郎”，一个登了天子堂，一个进了礼拜堂，礼拜堂和天子堂，并非势不两立，问题是进了礼拜堂的人还想当天子。

革命的失败，不在于农民是运动的主体，而在于整个运动的资源枯竭。事实上，镇压这场革命运动的，也还是农民。洪秀全并未充分发动农民，而只是利用“土、客”矛盾发动了客家农民。针对拜上帝会的田亩主张，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是自耕农（土）和流民（客）之争的集中化和扩大化，倒是曾国藩将自耕农发动起来了，士人领山农乃湘军取胜的根本。也就是说，洪秀全的失败，不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而恰恰是因为他脱离了农民。曾国藩的胜利，首先要归功于他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仅建立了士农联盟，还开展中外合作的洋务运动，甚至雇用洋人，组织洋枪队直接参战。而拜上帝会不仅打倒了孔孟之道，还打倒了几乎所有的偶像，连西方的基督教也不放在眼里了。洪所依靠的客家人，则从岭南到江南递减。

当洪秀全从历史的深处发现上帝，并以上帝的名义创造历史，用思想的三板斧，劈出天国的半壁江山时，真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然而当他放下板斧，开始用王权的刀子雕刻历史和人性时，留下的却是千疮百孔的败笔。我们可以说洪个人江郎才尽，但整个运动的思想资源贫乏，却不能归咎于他个人，而是运动所依据的思想基础的薄弱。洪、杨内讧不能完全归结为权力之争，思想资源的短缺也会造成严重分歧，只好玩天父、天兄下凡的把戏。

运动需要思想，需要生生不息的思想。洪秀全将思想的吊桶，深入到三代的古井里，汲取“神化”之源泉，而源泉渐已枯竭，他对于运动提不出新的纲领。于是，思想背景比他简单得多的杨秀清，以民间司空见惯的方式，从天父那儿汲取灵感，以天父下凡的名义指导运动，运动也就到了寿终正寝之时。丧失了思想的运动，只能依靠阴谋。从此，运动不再有思想，却不断繁殖着阴谋。洪秀全，终于从思想者堕落为阴谋家，而以加速度自取灭亡。

天王阴谋“三步曲”

洪秀全的算计，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已开始。

那时，洪秀全本来是去投靠冯云山，可他却利用冯云山入狱，起用了萧朝贵和杨秀清，用巫术将冯排挤。冯是君子，被人算计而不知。萧最早看透了洪，难免恶言恶语。金田起义时，洪又与杨秀清合作，将萧朝贵排挤，所以永安建制时，原来五王共和，改为皆受东王节制。

冯、萧二王力战而死，看似偶然，实亦欲以死明志。

洪、杨合作从表面上看，杨飞扬跋扈，占尽上风，实则洪已阴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握有绝对优势，却以忍辱蛊惑杨的野心，并煽动韦、石二人。韦与杨有私仇，一有天王指令，就下杀手，洪佯装不知，待韦杀够了人，就以石氏来号召，再将韦杀掉，看似平民愤，实则杀人灭口。

一个文不得、武不得的家伙，竟然一步步走向专制：

第一步，依靠杨、萧二人，不惜以巫术确认其教权的合法性。天国初期，教权由天父、天兄、天王三权分立，而以天王代理；政权乃五王共和，冯、杨、萧、韦、石都有自己一份实力，而洪没有，故政教分离。因此，洪地位虽高，而实力却有限，没有实力，哪来实权？

第二步，洪秀全欲从教权进入政权，便拉拢杨秀清，实施政教合一，先从教权内排除萧朝贵，使教权从三权分立，政权从五王共和，同归于二王分治。在二王分治的格局里，洪成了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取得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权；而杨在教权上保留了代天父立言的身份，在政权上节制诸王。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政权自有平山登基之后，还要有永安建制。平山登基，确立了三权分立和五王共和，而永安建制则以二王分治打破了这一格局。

平山登基以三权分立排挤了冯云山，永安建制以二王分治排挤了萧朝贵，此二人者，一为洪秀全老友，一为杨秀清老友，洪杨合谋排挤了老朋友。本来，二王分治，一掌教，一执政，也能共和。可政教合一后，权力交叉。洪执掌教权，杨却能代天父立言；杨执掌政权，却须奉洪为天王。两人分庭抗礼，而天王示弱，东王用强。东王不仅在政权上将天王挂起来，在教权上，还常以天父下凡占据上风，甚至以天父名义棍责天王。

谁要天王当年接受了天父下凡所赋予他的权力合法性呢？有一利，就有一弊，偷吃了一回天父的禁果，从此就要忍受天父的折磨。他好难过，却忍着。而动不动就拿天父来演戏的东王，其本来面目日渐暴露，此术久用必败，何况用来作恶！天王用弱，获得普遍同情；东王用强，日久却失人心。

翼王东征，安定了东南半壁，东王伸手来要最高权力——逼天王封他万岁。连名义都要拿走，二王分治已走到尽头，该出手时就出手！东王一味用强，却不知天王早已安排妥当。东王自以为握有军政大权，可西征以后，兵权都归了翼王，有了翼王声援，谁敢向天王下手？

石达开与冯云山相知。当年，石率自家宗族起义，立马投奔冯去，有实力，且多智，少年英雄，风云际会，给太平天国运动带来青春气息。但他一味打仗，不问政治，对天父下凡之类的鬼把戏从不感兴趣，却认定冯、洪一体，冯不在了，就跟洪走。天京事变，他也有预谋。可天王知道，让翼王去诛杀东王，他肯定下不了手。他讲义气，是性情中人，不喜欢这样的阴谋。可天王有了保护者还不够，他还需要杀手，于是天王跟北王结盟。

韦昌辉动手了！原以为，杀个把人是小手术，没想到是恶性肿瘤，一刀下去，癌细胞就扩散了。跟着，一刀接一刀，越杀越收不住了。

洪与韦、石单线联系，他既没有制止韦的杀戮，又在没通知韦的情况下，让石回来安定大局。韦、石相疑，杀戮蔓延至石的家室。于是，天国将士无不以为韦氏罪大恶极，人人皆欲杀之。

翼王举兵，而天王诛之，韦氏死不瞑目矣。天王躲在深宫里，可怜似汉献帝，韦氏替他开了劫。天王以数万天国将士做劫材，以打劫自娱。他一开劫，就找到了做王的感觉，因此，他要把打劫进行到底，打出一个真“秀全”来——“禾乃人王”——我才是真命天子。他以韦杀杨，以石诛韦，三下五除二，原来五个王，如今只剩下翼王了。是与翼王分治，还是由他专制？当然要专制，翼王成了绊脚石。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了这一天，他要扬眉吐气做真王了，可偏偏还留着翼王这么根刺。他决定，不管这根刺有多粗，有多硬，都要拔掉。

石达开当然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与洪合作，要么等死，要么取而代之。他既不想等死，也不想取而代之。怎么办？唯一的办法——走！

洪秀全的“政治死穴”被点中

1850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办《华北捷报》。该报又名《华北先驱报》，或《先锋报》，是一份供外国侨民阅览的英文周刊，一直关注太平天国运动，曾多次报道翼王石达开的消息，称赞石达开的安庆改制，使人们在新统治下各务本业；赞他对所统属的人民尽情抚慰，同时深得部下兵将的爱戴。

此报还报道了传教士谒见忠王李秀成的经过和观感。在与李秀成的交谈中，传教士提起曾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保护过干王洪仁玕，还特意提到天王的老朋友罗孝全，告诉李秀成，罗孝全还在华南，然后请求与天国政权开展贸易。

后来，罗孝全来到天京拜谒他当年的弟子洪秀全，留在天京一段时间不久就逃走了。逃出后，还是在这张报纸上，他椎心泣血控诉天王，指出对这里的传教事业感到绝望，对这场运动也已绝望。

曾国藩从衡阳出师时，发布《讨粤匪檄》。斥“粤匪”无庙不焚，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籍扫地荡尽，乃名教之奇变，为鬼神所共愤。他一语破的，点到了洪秀全的政治死穴。他以“名教”旗帜，动员士林；以“鬼神”二字，发动百姓。

而洪秀全既要冲破“名教”，又要打倒“鬼神”，可想而知，他怎能继续政治动员？他还有一块“上帝”的牌子，那是他的政治资本，可传教士偏偏揭穿了这个冒牌的“上帝”。而否定他最坚决的，又偏偏是他当年的宗教导师。

曾氏《讨粤匪檄》一出，士林便捐银助饷，风起云涌，跟他去卫道。罗孝全的公开信一出，更是釜底抽薪，连上帝这把火也要熄灭了。连罗也闹翻了，洪秀全只有破罐子破摔——天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