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内部的反战浪潮

先例举一些《三国志》的史料，之后进行分析。

1。1未知之战——霍性

【王将出征，度支中郎将新平霍性上疏谏曰：“臣闻文王与纣之事，是时天下括囊无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讯。今大王体则乾坤，广开四聪，使贤愚各建所规。伏惟先王功无与比，而今能言之类，不称为德。故圣人曰‘得百姓之欢心’。兵书曰‘战，危事也’是以六国力战，强秦承弊，豳王不争，周道用兴。愚谓大王且当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卧，功业可成。而今创基，便复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扰，扰则思乱，乱出不意。臣谓此危，危于累卵。昔夏启隐神三年，易有‘不远而复’，论有‘不惮改’。诚原大王揆古察今，深谋远虑，与三事大夫算其长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复受重任，虽知言触龙鳞，阿谀近福，窃感所诵，危而不持。”】

2。1曹丕三路伐吴——贾诩

【帝问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对曰：“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文帝不纳。后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3。1曹丕出广陵——鲍勋

【六年秋，帝欲征吴，群臣大议，勋面谏曰：“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今又劳兵袭远，曰费千金，中囯虚耗，令黠虏玩威，臣窃以为不可。”帝益忿之，左迁勋为治书执法。】

【黄初四年，尚书令陈群、仆射司马宣王并举勋为宫正，宫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

【太尉锺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勋父信有功於太组”，求请勋罪。】

3。2曹丕出广陵——辛毗

【帝欲大兴军征吴，毗谏曰：“吴、楚之民，险而难御，道隆后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内，夫不宾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称帝，子阳僭号，历年未几，或臣或诛。何则，违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无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夫庙算而后出军，犹临事而惧，况今庙算有阙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六军不增於故，而复循之，此未易也。今曰之计，莫若修范蠡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囯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之中，强壮未老，童龀胜战，兆民知义，将士思奋，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 】

3。3曹丕出广陵——王朗

【孙泉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时车驾徙许昌，大兴屯田，欲举军东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婴齐入侍，遂为冢嗣，还君其囯。康居骄黠，情不副辞，都护奏议以为宜遣侍子，以黜无礼。且吴濞之祸，萌於子入，隗嚣之叛，亦不顾子。往者闻泉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军戒严，臣恐舆人未畅圣旨，当谓囯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为之兴师。设师行而登乃至，则为所动者至大，所致者至细，犹未足以为庆。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臣鱼以为宜敕别征诸将，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内广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渊，势不可动，计不可测。”是时，帝以成军遂行，泉子不至，车驾临江而还。】

【魏书曰：车驾既还，诏三公曰：“三世为将，道家所忌。穷兵黩武，古有成戒。况连年水旱，士民损耗，而功作倍於前，劳役兼於昔，进不灭贼，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远，过而能改，谓之不过。今将休息，栖备高山，沉泉九渊，革除摈弃，投之画外。车驾当以今月中旬到谯，淮、汉众军，亦各还反，不腊西归矣。”】

4。1曹真伐蜀——王肃

（太和）四年，大司马曹真征蜀，肃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此谓平涂之行军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县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而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言之前代，则武王伐纣，出关而复还；论之近事，则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岂非所谓顺天知时，通於权变者哉！兆民知圣上以水雨艰剧之故，休而息之，后日有衅，乘而用之，则所谓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罢。

4。2曹真伐蜀——华歆

【太和中，遣曹真从子午道伐蜀，车驾东幸许昌。歆上疏曰：“兵乱以来，过逾二纪。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绍三王之迹。虽有二贼负险延命，苟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将襁负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原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徵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臣备位宰相，老病日笃，犬马之命将尽，恐不复奉望銮盖，不敢不竭臣子之怀，唯陛下裁察！”】

4。3曹真伐蜀——孙资

【诸葛亮出在南郑，时议者以为可因发大兵，就讨之，帝意亦然，以问资。资曰：“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於用兵，察蜀贼栖於山岩，视吴虏窜於江湖，皆桡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埸，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

4。4曹真伐蜀——陈群

【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群以为“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子午道。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会霖雨积日，群又以为宜诏真还，帝从之。】

4。5曹真伐蜀——杨阜

【是时大司马曹真伐蜀，遇雨不进。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乌之符，而犹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鱼入舟，君臣变色。而动得吉瑞，犹尚忧惧，况有灾异而不战竦者哉？今吴、蜀未平，而天屡降变，陛下宜深有以专精应答，侧席而坐，思示远以德，绥迩以俭。间者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以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图。传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徒使六军困於山谷之间，进无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还师，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饥，宜发明诏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昔邵信臣为少府於无事之世，而奏罢浮食；今者军用不足，益宜节度。”】

5。1曹爽伐蜀——钟毓

【（夏侯玄）与曹爽共兴骆谷之役，时人讥之。】

【大将军曹爽盛夏兴军伐蜀，蜀拒守，军不得进。爽方欲增兵，毓与书曰：“窃以为庙胜之策，不临矢石；王者之兵，有征无战。诚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纳原寇，不必纵吴汉于江关，骋韩信於井陉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盖自古之政。惟公侯详之！”爽无功而还。】

6。1王昶伐吴——傅嘏

时论者议欲自伐吴，三征献策各不同。诏以访嘏，嘏对曰：“昔夫差陵齐胜晋，威行中国，终祸姑苏；齐闵兼土拓境，辟地千里，身蹈颠覆。有始不必善终，古之明效也。孙权自破关羽并荆州之后，志盈欲满，凶宄以极，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图大举之策。今权以死，讬孤於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议者或欲泛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埸，观衅而动：诚皆取贼之常计也。然自治兵以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之为寇，几六十年矣，君臣伪立，吉凶共患，又丧其元帅，上下忧危，设令列船津要，坚城据险，横行之计，其殆难捷。惟进军大佃，最差完牢。（隐）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衅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昔樊哙原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长江，涉虏庭，亦向时之喻也。未若明法练士，错计於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敌之馀烬，斯必然之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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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开始分析前，逃逃想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自己的读史心得，这有助于我之后的分析。

我常常问自己，历史到底是什么？就我自己的理解而言，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还不是一般的小事情，而是在当时来说相对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大事件叫做历史，小事情应该只能叫做故事。我们了解历史的最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文献记载，出土文物比较难得一见，对于我们这样的草根阶层来说跟没有是基本划等号的。

那么史书记载的就是历史全部吗？当然不是，史书是由人撰写，那么准确性就存在问题，可能存在疏漏，最可信的当然是政府组织的官方史书，私著的史书当然也有评价特别高的，但前提是要经过验证。既然大多数正史都是政府主编，或经过权威鉴定，那么史书上记载的内容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向，既要记载大事件，又与执政群体相关，于是史书的内容就基本被框定在政治范畴以内。当然也有如《梦溪笔谈》和《水经注》这样记载其他方面的文献，但相对来说还是少的。

如此一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就大多数都是政治。有人说史书还记载了战争，其实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可以看做是政治的一部分。政治又是什么呢？首先，政治不是与某个人相关，并非某个人的事情，而是至少两个群体的事情，单一人群不存在政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理解的政治，就是如何管理其他人，因为无论国家还是其他什么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于是就此形成了至少两类人群：管理者、被管理者。很多时候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还要细分出很多群体，比如三国时期的管理者就有皇室宗亲和士族豪门。政治，其实就是这些不同群体瓜分利益的过程，制度就是瓜分利益的标准，谁有权获得什么，谁无权获得什么。发生战争也就意味着这个瓜分标准不合理，群体间协商失败，用文明的方式谈不拢，只好动粗。

既然政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史书上记载的又大都是政治，那么出现在史书中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又该如何去看待呢？逃逃自己的理解是：史书中的各色人物都是某个群体的代言人，偶尔捎带一些性格特色，但总体上看还是一个符号或标志，他们在公共场合上的言行举止代表的是他所在群体，他的声音是他所在群体的声音。

这种现象今天也经常看到，比如前几天逃逃就看到新闻上说，某某官员发表讲话，认为股市应该坚挺，结果第二天果然股市全线飘红。我们能够简单的理解为这是此官员的个人意愿吗？不可能的，他代表的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不一定就是执政者，而是与股市好坏利益相关的群体。此官员的讲话，或许可以看做他所在群体在向另外一个群体施压，迫使对方推高股市。

历史上的情形也多是如此。比如曹操平定冀州后“重豪强兼并之法”，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曹操自己的想法吗？当然不可以，曹操自己是否愿意这样做是不得而知的，但他代表的是寒门这个群体，所以曹操这个行为就应该看做是寒门整个群体的行为和意愿。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应该忘记CC的姓名和他身上那些显著特色，只把他看做寒门群体的代言人，这个代言人可以是曹操，也可以是刘操、孙操、诸葛操、司马操，甚至都可以是个无名氏。《三国志》中不是就经常有“或曰……”、“议者以为……”这样的记载么，这都是“有的人说……”、“有的人认为……”的意思，所以重要的不是谁说的，而是说什么。

因此，读史的时候最好尽量避免单纯的把事件原因归结于某个人身上，习惯于简单事情复杂化——这是逃逃的习惯，政治本就是很复杂的东西。（史书的记载是以政治为主体，但是又通过个人传记的形式来体现，因此也不能完全忽视个人因素，做事情总不该走极端的，这不是非此即彼这样的观点，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可以共存，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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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逃的个人感想抒发完了，我们回到三国中，让我们看一看前面所例举的那些史料，他们是否传递了一些很难察觉的信息呢？我们归纳一下：

曹丕时代，对吴蜀主动出兵三次，有计划但未成行的两次。

未知之战，劝谏者一人，下场：处死。结果：未知

三路伐吴，劝谏者一人，下场：安然无恙。结果：出征，败绩。

出广陵，劝谏者三人，下场：一人处死，两人安然无恙。结果：出征，未战。

其中重点要说明的是最后一次出广陵，这一战很诡异，史书记载曹丕当年三月份“为舟师东征”，至少八月份就到达前线，但是他居然一直宅到当年十一月份都无所事事，最后以江水结冰为由撤兵了。多可疑，你三月份出兵，经历了整个夏天和秋天，干嘛不打过去，非要等到江水结冰再退走呢？即便你走的慢，八月份才到战场，那还有两三个月供你用兵，你怎么不打呢？有闲工夫看着滔滔江水赋诗，就没想到冬天水会结冰么？曹丕想不到，他带领的战将谋士们一个都想不到？——所以结论就是其中有猫腻。能是什么猫腻呢？

首先，侍中辛毗在战前就反对出兵，但曹丕很坚决，反问道：“莫非要把那些反贼都留给后代去解决？”于是辛毗被无视了。

其次，御史中丞鲍勋战前也反对出兵。这个鲍勋要说一下，他是那个为了帮助CC而战死沙场的鲍信的儿子，祖上也很有名望。他这个御史中丞怎么来的呢？史书载【黄初四年，尚书令陈群、仆射司马宣王并举勋为宫正，宫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严惮，罔不肃然。】

他是曹丕被陈群和司马懿强泊启用的人，之前鲍勋就因为劝谏曹丕射猎而得罪了曹丕，还跟刘晔结了仇，但即便如此，曹丕还是“不得已”，可见鲍勋背后的力量有多大。但是曹丕仍然不为所动，还是坚持打，最终也出兵了，并且在回兵的路上找了个茬把鲍勋处死了。更重要的是，在鲍勋的怨案中，他背后势力的很多人都浮出了水面，让我们得以略知一二。《鲍勋传》记载：【太尉锺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勋父信有功於太组”，求请勋罪。帝不许，遂诛勋。】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中廷尉高柔还因为坚决不给鲍勋判死形而被曹丕暂时调离，所以鲍勋是在没有定罪而且法官不在场的情况下被强行处死的。

看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隐约感到不太对头，以鲍勋为代表的一群曹魏大臣是不是在跟曹丕争着什么？

事情并没有因为鲍勋的死而结束，最后，司空王朗出面了，这是三公，级别相当高。王朗也是对曹丕一顿说教。那么他成功了吗？现在看来，应该成功了一半，曹丕毕竟还是出兵了，但是出兵却根本没使劲打，出去转悠了大半年，看看江水是如何结冰的，然后就回来了。而且重要的是，曹丕回来后居然颁发了一道类似汉武帝“轮胎罪己诏”的诏书，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保证改正错误，今后不再犯。并且，曹丕这个“罪己诏”的受众对象也很明确，只是三公。曹丕向三公承认错误，做检讨，保证以后不再犯，其实他也没时间再犯了，因为这次出征回去后半年左右，曹丕就死了。

如此看来，曹丕一朝两次大规模用兵，都有人劝谏，第一次是三路伐吴，有老太尉贾诩反对，但是没拦住。第二次出广陵，有一大堆人反对，也没拦住，但是毕竟曹丕也没打成，做做样子就回来了，而且还很掉份儿的进行了公开道歉。曹丕怕什么？我们接着看。

曹睿时代，对吴蜀主动出兵一次，成行。

曹真伐蜀，劝谏者五人，下场：安然无恙。结果：退兵。

曹睿时代虽然对吴蜀仅有这一次主动出兵，但遇到的反对声音却更响，散骑常侍王肃、少府杨阜、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孙资、太尉华歆、司空录尚书事陈群。

这个阵容已经相当狠了，三公出动了俩，外加一个前三公之一的儿子，以及担任中书令要职的宠臣孙资。前面也说了，政治不是个人的，每个站出来发表言论的人都只是一个符号，他们是代言人。而此次代言人的位高名重，比曹丕时代更凶猛，这是否可以说，他们所代表的群体更强大了呢？

当然，这次出征最终还是成行了，只是仍然没有结果。不过似乎曹真所代表的群体还具备了一定力量，即便以两个三公为代表的反对派站出来说话，依旧无法阻止他们。可是情况会一直这样吗？还是继续看。

曹芳时代，一共有四次主动对外出征，一次是毋丘俭征高句丽，一次是曹爽伐蜀，一次是王昶伐吴，一次是诸葛诞东关之战。

毋丘俭出征其实也是有人劝谏的，但我们只看对吴蜀的战争，所以不考虑毋丘俭东征。

曹爽伐蜀，劝谏者一人，下场：安然无恙。结果：出征，退兵。

看上去似乎只有一个钟毓反对，但史书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情况“时人讥之”。这四个字就描述了持反对意见的人数大概有多少：除曹爽、诸葛玄一党外的几乎所有人。

这就明确了，有名有姓的陈寿虽然只写了一位，但不代表只有那一位反对，而是反对的人太多了，干脆一句话全都概括。此次出征虽然最后也成行了，也打了。但其结果我们却不能不看到，五年之后，曹魏即爆发高平陵之变，曹爽一党被彻底铲除，输的很干净。

王昶伐吴，劝谏者一人，下场：安然无恙。结果：出征，退兵。

此战可能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比如高平陵之变刚刚平息，司马懿开始主政，又恰逢孙权血腥处理了“二宫并阙”，吴国人心惶惶，诸多因素叠加起来，使王昶伐吴成了一次不折不扣的转移人们视线的好机会。其结果也证明，王昶伐吴不是根本目的，他在击溃施绩，包围西陵吴军主力，围攻江陵的大好形势下选择撤兵，瞎子也能看出来，曹魏此次出征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傅嘏的反对言论实在是不太高明，也难怪除了他以外都没人反对出兵，大家心里似乎都明镜的。

诸葛诞东关之战，劝谏者无，结果：出征，败绩。

此战发生在司马懿去世后一年，惊奇的是，曹魏建国后首次出现了无人反对的对吴蜀主动出兵。并且此后，曹魏发动对吴蜀的作战很少再有反对的声音，只有伐蜀时大将邓艾和一个叫邓敦的将军反对，原因不清楚。但总的趋势并没有太大变化。对此，逃逃做了一个图表以直观的体现这一走势：

由于曹爽伐蜀反对的人太多，无法确定一个上限，太高的话其他几次的走势就看不清，所以我把这次设定为10人，这个数字肯定是不准确的，但能够使整个走势更加清晰可辨。

图中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曹魏反战人数是呈上升趋势的，在曹爽伐蜀时到达顶峰，之后回落。而曹爽伐蜀之后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是高平陵之变，士族掌权。于是我们是否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士族掌权前，皇权受到的威胁是逐渐递增，士族掌权后，这个矛盾几乎消失。那么，高平陵之变前的主要矛盾，就应该是皇权与士族的矛盾。换成另一种说法，也就是士族在高平陵之变前，一直在阻挠曹魏皇帝对外发动战争，直到高平陵之变，士族完全控制住了皇权，这个矛盾才终于消逝。

其实对比出征次数和劝谏的比例，同样可以得出类似结论。曹操时代出征无数，几乎无人反战，赤壁后有几次曹操出征时是有反对声音的，比如打汉中以及伐吴，就有人反对，不过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的，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而从曹丕继位开始，这个趋势开始加速上升。逃逃没有经历对这个比例进行统计，但结果应该是很明显的。

这样一来，三国的大形势就比较明朗了。北方统一，是因为最主要的群体支持征伐，因此促成了曹操独大。吴蜀偏安南方，其根本原因则是北方的主要群体反战，不想再打，迫使皇帝放弃一些战争，或即便开战也无法全力去打，结果很多战争是不了了之，或者小胜即撤。因为北方停战，所以才使吴蜀双方没有后顾之忧，双方之间爆发夷陵之战重新瓜分荆州利益。如果北方反战势力弱小，无法阻止皇室发动对外战争，那么吴蜀感到北方的压力依旧强大，不太可能对打，联盟或许还能继续维持。

至于为什么曹魏皇室想打，而士族不想打，这是另一个讨论的话题，本文不再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