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谋杀诸葛亮的军事接班人（5）：“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第五个漏洞在《三国志·杨仪传》：

杨仪“五年，随亮汉中。八年，迁长史，加绥军将军。亮数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於仪。亮深惜仪之才幹，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十二年，随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敌场。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

初，仪为先主尚书，琬为尚书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惟年宦先琬，才能逾之，於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祎往慰省之。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魏国），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祎密表其言。十三年，废仪为民，徒汉嘉郡，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其妻子还蜀”《三国志·杨仪传》。

看到这里，几乎所有历史学家和三国史爱好者们，都把杨仪的“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当成无根据的牢骚怪话而不是真有其事。

牢骚话并非总是毫无根据，这句话若非假设，而是杨仪吐露真言，杨仪为什么在前线要去投敌？由于这句话在《杨仪传》而不在《魏延传》，且《魏延传》里没有杨仪要带军队投敌的迹象描写，极少有人把它与魏延案件联系起来看。我把《三国志》各处有关史料线索“链接”起来，找出文理与事理相融合的逻辑联系，说明杨仪向费祎诉说此意并非虚构，而是有着真实的理由。由此也从杨仪本人的嘴里，侧面暴露了魏延事件真相之一角。

先从文理上来看，“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每从行，当其劳剧，自惟年宦先琬，才能逾之”，而却被“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杨仪所思与所得差距太大，要说发点牢骚，纯属正常。也是这几段记载给人留下的一般印象：杨仪在发牢骚。发牢骚的话，可以为真，也可以为不真。当然不能认为肯定不是真话，此为逻辑不允许，也为常理所不容：牢骚话大多是真实思想流露而非假设。

因为从陈寿文中看不出杨仪在何处有投敌的行为迹象，更看不出有一部或大部分兵将有被杨仪鼓动（“举军”）投敌之可能，所以史学家和三国史爱好者们，基本上把杨仪的牢骚话认作是没有根据的假设，不再深究。当然，这种理解，不是因为有证据证明其话是假设；而是因为“无证据”证明说的是真事，且仅当做杨仪的假设语。

然而细究陈寿的史料釆录、编排、用词，在这几段记载中，则会发现经陈寿铺垫、暗指，使杨仪这段牢骚话接近为真心表达：

1、“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

是说杨仪怨恨之意表现在脸上和言谈中；激愤慨叹之声发自内心。

2、“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

经常说些不节制、严重违法之语，害得左右邻人不敢和他罗嗦，自然是怕人告发与其谋划什么不利于政府、诬蔑其他官员之事。

3、“惟后军师费祎往慰省之。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

忽然来了个老朋友费祎探望慰问，本来就不平而无处伸诉，这一下找到倒苦水的对象了。于是杨仪带着怨望的神色，把立功、苦劳等事情和该当如何，前前后后诉说一通。

4、“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不管真假牢骚，杨仪怎敢在费祎面前说这种话？因为：（1）、费祎可说是杨仪的老朋友，曾为杨仪、魏延闹矛盾解围：费祎“……建兴八年，转为中护后又为司马。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三国志·费祎传》。

（2）、费袆被杨仪看成是除杀魏延的合作者。不是说费袆在前线被杨仪派到魏延处去探听又逃回了吗？如果这事是杨仪造的假，你事后不向朝廷否认，也证明费袆和杨仪是站在同一立场。

（3）、费祎是比杨仪职位低的文官，又无军权。这样几层意思综合，杨仪便可能在费袆面前失去政治警惕，说真话发牢骚的可能性极大。

5、“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投魏国）”。诸葛亮在前线死时不是“密不发丧”么？就算你杨仪想投敌谋官，大军不知道丞相死，怎会随你杨仪去投敌？“举”（提起，带领）：其中至少有部分兵将也应有投敌意向，杨仪才可能带动他们，能带动他们才有“举军”之说，否则不会说“举军”投敌，你自己溜掉投敌好了。牢骚自然也是有逻辑有根据的思维，不是无来由的“疯话”。要么杨仪真疯了？那也得有记载。

6、还“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如是假设，杨仪还有后悔的必要性么？这不符合假设的语言逻辑和人的正常思维逻辑。有实施领军投敌的可能性、可行性，才会产生后悔的逻辑性思路。后悔的不是真事，还有后悔假设的？假设的事、没有的事还能“令人追悔”且“不可复及”？不“复及（回复以往）”真事，“复及”假设？要么杨仪真疯了？那得有记载！史实可以推论，证据不可或缺，否则史实便能被各人分解成多种“实际存在”。就像有人说的：“历史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女孩”。这是不可能的，史实只有一种存在，是单一性、一过性的存在。

那么杨仪为什么早就要投敌？后来为什么又不去了？以至现在“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是在何处、在什么境遇下产生了投敌的想法？还有大部分或至少一部兵将有被杨仪说服投敌的可能性在哪里？陈寿有记载吗？使得杨仪的牢骚话得到证实？以下我们来瞧瞧：

前面说过，杨仪在前线没有“举军以就魏氏”的可能性，因为“密不发丧”，众兵将不知诸葛亮已死，不会跟你走。陈寿写他叫费祎去打探魏延口气，结果魏延不肯投敌还要杀敌，这让杨仪大失所望，魏延也不肯投敌？有人反对：瞎说八道，杨仪等人是要按诸葛亮遗命撤回汉中！对，此时全军没有投敌可能，杨仪也无投敌的迹象，他产生“吾若举军以投魏氏”想法的时间地点不在此处。

这之后有个插曲：司马懿追来了，正好投降魏国么：“汉晋春秋曰：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仪结阵而去”《三国志·诸葛亮传》。呵，杨仪不但没有“举军以就魏氏”，还要“揍”司马懿！

接下来据说魏延发怒，烧毁栈道，拦住大军回路。此时不投敌更待何时？杨仪大呼：路断啦，回不去，反了吧？投魏国去啊……看来也不像。陈寿没写此时杨仪等人有投敌迹象，而是写的“延、仪各相表叛逆，……仪等搓山通道，昼夜兼行”，向汉中挺进。大军根本就不想投敌，杨仪白喊了一嗓子？不，莫须有的事，不能诬陷好人，更不能诬蔑大众喔。

紧接着杨仪等人在南谷口（褒口）和魏延“打架”啦，王平一声“狮子吼”功夫：“汝辈何敢乃尔”！魏延军顿时个个如雷轰顶，倒地散尽。魏延全家被杨仪叫人“砍瓜切菜”……大家几年没打胜仗了，今天终于尝到打胜仗的滋味，此时杨仪功劳最大。当然，此时杨仪和大军是杀了据说想投敌的人，更不可能去投敌了。

再后来杨仪率领大军回成都，各人升官的升官，当将军的当将军，就剩下功劳最大的杨仪“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你说他来火不来火？火冒三丈！

咦？怪了，杨仪从前线一路回成都，路上并无能够“举军以就魏氏”的可能，他怎么会向费祎说这个话呢，还后悔不能复及？自己诬告自己？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骂魏延骂到自己头上来了？如是失去理智，“精神病证明”陈寿开了吗？

坏了，冤案出来了！这费祎一贯“捣鬼”：在前线和魏延密谈，回来告诉杨仪魏延不服，引发内讧。这次又和杨仪密谈，回朝廷诬告杨仪，说他早就想投敌，一人弄出两个冤案来了。就算前一个是真事，这次大家看出来是假的喽？

真是费祎在捣鬼？难道我这个“包公”断案有误？还是陈寿没看出来？或者真像罗贯中想象的那样：诸葛亮把“锦囊妙计”留给费祎叫他除掉二人？要么是朝廷蒋琬等人叫费祎去找个什么罪名除掉“老干部”杨仪，省得你“依老卖老”，整天啰里八嗦的说话难听？最后一个可能性：杨仪和至少一部分将士在从前线回成都途中某个地方，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怕朝廷惩办而要投敌保命！……谋杀魏延？这么说，杨仪的牢骚真有其事？

正是谋杀魏延！历史研究既讲事理逻辑性，更讲史料证据，光有逻辑性如无佐证，就是专家所说也无人会服。请看陈寿的《三国志》写出佐证之一，证明《魏略》揭露了魏延被杨仪谋杀的真相：

《魏略》曰：“……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魏延传》曰：“……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

杨仪等人杀了魏延以后，听朝廷信使发来羽檄（常理），说蒋琬带兵要来调查案件！那些跟随杨仪谋杀了蜀国一号军事重臣，且“夷延三族”的兵将们，清醒过来时，知道朝廷调查清楚后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处罚。杨仪老谋深算，他知道怎样利用大都不知情的众兵将的恐慌心理，威胁、说服大军投敌（司马懿此时快追到赤岸，离褒口不远），再返身灭掉蜀国，众人仍可回家团聚，自己也有大官做。因此他说“吾若举军以就魏氏”，有根有据。陈寿给出的佐证即与《魏略》的记载合拍，又证明了杨仪牢骚话的真实性。

杨仪等人为什么又没有投敌而回成都？《魏延传》又有解释：“蒋琬……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蒋琬才出成都几十里，听到杨仪所发信使告知了魏延的死讯就没到褒口来，而是回成都了。这给杨仪造成了良好感觉：魏延一死就不调查了，这说明朝廷相信了自己编撰的指控魏延叛国投敌的檄文奏章！陈寿也正是这么记载的：“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允咸保仪疑延”。魏延一死，蒋琬就不来了，哦，蒋琬是来帮助自己的！杨仪以为这可是天上掉馅饼了：即除去了政敌，又不受惩罚，回去还能立功受赏当大官， “杨仪以当官显（陈寿评杨仪）”、“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于是从容处理漏洞，订好攻守同盟，率大军回到成都。陈寿又举了证。

回来后杨仪为什么又“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杨仪传》解释为：“仪即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杨仪回成都只落了个领“退休工资”回家抱孙子，期盼与所得落差太大：“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加上“仪性狷狭”，则有了牢骚太盛而不防“肠断”之言，以发牢骚方式说出真话来。

前因后果，事理、文理，顺理成章。杨仪那一段牢骚话的真实性，被陈寿的记载挑明了，《魏略》的记载同时也被杨仪的牢骚证实了！

这里有两点疑问解释一下：1、费祎既参与了杨仪谋杀魏延的案件，怎敢告发杨仪？这不是牵连自个儿了吗？这里体现出政治案件的复杂性。费祎过去是杨仪和魏延交恶的和事佬：“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三国志·费祎传》，由此可见费祎与魏延并无龃龉。

费祎在诸葛亮中军府，官职低于杨仪，无军权，在魏延案件中无论军、政，皆非主谋和掌权人物。不过是在褒口事发时，被杨仪胁迫同行而已（许多双方兵将可以说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至于在前线被杨仪指派探问魏延意旨的记述，应是杨仪等人事后的编造或诬告魏延的檄文内容，朝廷采纳为官方资料，而被陈寿记载下来罢了。既然此案并非费祎自己真心参与同谋，手无血债，那还要为杨仪的话遮掩什么？不提防被人告发密谋叛国，或被杨仪再次拉下水做垫背的？这和当年马超告发彭羕的心理恐惧类似。

2、陈寿如此记载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些矛盾、漏洞、反证，也都是“偶然”的安排？还是在暗示什么？读者应当逐渐体味出来，和我一样有所醒悟：陈寿在取舍、裁剪这些史料时，有着可疑的非常心态！否则巧合就太多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