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天宝：让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因何而起？

安史之乱是唐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也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关于这场事件，研究的也非常多，网上的讨论则集中在河北胡化、华夷之辨，唐代军事制度自身的缺陷，穷兵黩武扩张到极点而超过内部承受力引发内乱，……这些方面来讨论的。而史学界的说法更加广泛，比如气候说，天气转寒，汉族适应力下降，草原民族掠夺性加强，另有人口说，指超过6千万便超过当时社会承受力，等等。我收集了一些意见，谈谈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

其实也是看可卿写肃代和海兄的《荒唐陈述》给我启发很大。海兄在里面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历史就是理解，就是——人/理解/人的表现。因此，他在里面用了一种人性化的方法来解读历史，让人对于穆宗、敬宗这些传统上作为昏君的行为，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于中晚唐文官和宦官，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观点或者可以商榷，但角度无疑是新颖而别致的。可卿的唐史随笔系列，也有类似的感觉，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琐碎，或者主观痕迹太强，但我喜欢里面一些人性化的解读。因此对于安史之乱，我也试图从多种角度来出发来组织讨论，来理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大的冲击。

制度篇

1、华夷之辨

这个大概是最常见的说法，中唐之后便有此说。近代的河北胡化论似也可归于此类，指唐廷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安置不当，从而引发当地胡化，与中央离心离德，易于被人拉拢对抗反叛朝廷。反对说也有不少，指出挽救唐廷的同样很多是胡人纯臣，而太宗对于蕃将的使用便很成功，等等。如何在对待蕃人蕃将的问题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如吴玉贵觉得清朝的政策就很成功，清朝同样使用了很多其他民族作将领，但最高军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满人手里。太宗朝之所以重用蕃将而未引起大问题，原因也在于此，立大功和威望最高，掌握最高军权的始终是二李等汉族重臣。而玄宗朝则是跨过了这个限度，掌握大权的如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均为蕃将。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太宗和玄宗重用的蕃将后，发现太宗重用的往往是出身高贵的少数民族权贵，如铁勒王子契苾何力，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李思摩，贵族执思失力等等。而玄宗重用的都是寒门穷人，安禄山为出身死囚的杂胡，“多是杂种贱胡”，并引以后面忠于唐廷的象李光弼白孝德这些就是突厥王子西域国王等作为证据。这种说法认为，贵族出身的人物更有荣誉感和责任感，而且他们自身的身份，对于其部族有很大影响，一旦忠于唐廷对于安抚境外少数民族往往事半而功倍，比如何力对于铁勒部，阿史那社尔对于突厥部的安抚，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而出身低微的一旦得享高位，不容易取得下面的支持，在那种不服气和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心态下，往往会引起反叛。而他们生长的环境受到的教育质量较差，对于物质往往有更强烈的追求，也更具有少数民族个性厉烈的特点，并比较了一下贞观朝和天宝朝蕃将素质上的区别，这是一种比较新鲜的观点。

2、科举制度

反对华夷之辨的说法，其中一个论据是安史之乱的心腹谋事大多是汉人，因此有了另一类说法，安史之乱主要是失意士人和军人结合的缘故。众所周知，唐代门阀士族仍占据很大优势，科举制给寒士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但又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唐人多极为自负，怀才不遇是唐诗中最常见的感慨，急于用世之心很强，基本上没有真正的隐士。科举失意则北走河朔，试图以立军功来出人头地。名诗人高适等都可为例。科举失意，对现实不满，与没办法进入中央“入相”的军人结合起来，可谓智慧与力量的结合，因此产生的破坏力极大。宋代因此吸取了教训，重文轻武压抑武将之余，大大扩招取士人数，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对于落选多次的考生，也有倾向性政策，因此基本上杜绝了这一条乱源。另外，有说科举制的确立但未完善，不仅是安史之乱，也是后来藩镇之乱的原因之一。各军阀依靠帐下幕僚来出谋划策，对抗中央。

3、唐代的开边政策

穷兵黩武开边过度因而引发安史之乱是非常常见的说法，并有唐代军费过重拖干国库之说（当然是网上的说法，正规史家是不会这样说的）。这里我想说一下就是，唐代的军费开支和军队绝没有到拖垮经济财政拮据的程度，相比于之前的汉，之后的宋，唐的军费开支所占的比例都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从开元到天宝，大唐的经济发展程度仍是相当惊人的，国内相当富足，具体数据我整理之后会跟贴贴上来。唐奉行的是“以战养战”的做法，对于占领地区颇有些掠夺当地资源之嫌，对于国内的经济，应该说影响不大的（有观点认为对于唐的经济还有推动作用）。

另外，就是穷兵黩武这一点是怎么造成的，觉得不能说是皇帝一个人，或者某个将领如何如何。当时确实有这种到边庭从军立功的风气。比如说王忠嗣持重安边，但手下将士常常觉得跟着他不打仗没功立升不了官没前途之感，因此王迫不得已也在觉得有把握的时候出去主动打击境外民族，让手下有立功的机会。

而跟边庭军队这些好战分子相反，内地却是文恬武嬉不识兵戈数代人，也就是说根本不知道兵器怎么用了，安史之乱打来的时候，内地守城的有些士兵甚至听到军号就吓得从墙头上掉下来。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宝时的大唐，可谓两样都占尽，以边军的久经沙场，训练有术，来攻打内地享乐已惯的承平百姓，自然是一路凯歌了。

4、军事及政治制度

大唐高宗中期之后，府兵逐渐弛废，到了玄宗朝终于彻底废除府兵制，而改用募兵制。要提到的是，均田制是府兵制成立的前提，但并不是它破坏的原因。政府放弃府兵制时，均田制还没有破坏到连府兵制都无力支持的程度。唐后期的士兵无论是长期服役还是短期服役，都是由募而来。士兵服役由短期而变为长期乃至终身，军队职业化，并在安史之乱后逐渐地方化，形成藩镇。而安史之乱的成因，矛头直指府兵制破坏后形成的节度使之制度。而大唐武功，太宗时最盛，高宗前期地盘最大，这也正是府兵制盛行的时期。因此中唐之后不断有人要求恢复府兵制。

至于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问题，唐代奉行“天下财富，国都不藏”的政策，有认为地方权力过大，便自引发割据，威胁中央，但也要看到，地方上的财政储备也是唐在失去国都的情况下仍能屡屡反击成功的原因，所以靖康一乱，汴梁失守，北宋即覆亡，而安史之乱，长安虽然涂炭，而东南财赋仍在东南，仍可源源不断输往天子行在。而张巡能坚守睢阳三年。若府库无积储，光凭雀鼠人肉和坚贞不屈之志，恐怕也无法应此仓促之变。

以上是有关国家政策制度方面的说法，总的来说，感觉任何制度都有利有弊，如果说开元盛世是唐前期各项政策长处发展到巅峰的结果，天宝狂飙就是各项政策负面效益在人事已失之下的总爆发，调整，但未竟全功，后历经肃代德三代近50年的改革，赋税、经济等方面都变动颇大，影响中国历史垂千年，以至有“中唐变革”之说。

另：关于唐代制度方面的演变，推荐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关于唐代中央与地方，兵役制度的转变都有十分精辟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