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妇女独立团：为救国前仆后继的巾帼英雄
红四方面军来到川北，随着根据地各级革命政权、群众组织的建立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开展，妇女运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她们和男子一样，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反封建。解放了的巴山妇女，为保卫、发展和建设川陕革命根据地，英勇顽强地战斗，在不同的岗位上，贡献了她们自己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红军历史上第一支正规成建制的妇女武装诞生了。
就内防上看，独立团的工作主要是后方警卫和清剿土匪。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四方面军所面临的军事压力较大，青壮年男子多参军参战到了前线，后方机关、医院和维护交通安全等工作主要由妇女武装来承担。妇女独立团中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女侦察员。这是一直非常机智勇敢的侦察队伍。在执行任务时，她们有的装扮成回娘家的农妇，有的装扮成走亲戚的太太，有的穿得破破烂烂，扮成讨饭的叫花子，或深入敌人驻地刺探敌情，或四处观察敌人的动向，一旦发现敌情，她们就以学鸟叫、吹口哨等各种方法报警，一个一个往下传，大家戏称“打土电话”。部队得知消息就掌握了主动权，后方机关就能根据敌情及时撤退隐蔽。
清剿土匪方面著名的有南地丫剿匪和木门剿匪。1933年年底，独立团抽调一些精干的人临时组成两个排，伏击巴中南地丫一带的土匪，打死打伤30多个土匪，缴获了十几支枪和八九十发子弹，还有两斗多大米，抓获了两名俘虏。1934年妇女独立团被指挥部派去打长赤、木门一带的土匪。在木门打的土匪是国民党总政治部的一个团总兼大地主，庄园里驻有两个连的匪兵，独立团击毙了敌团总，缴获了几十支枪，一百多发子弹，几十颗手榴弹，一挺小型机关枪及许多大米和猪肉，还捉了十几个俘虏。
战勤主要指担任运输任务，如搬迁、送粮、运武器弹药、运送伤病员等，有时部队打下一个地方，往回运战利品，作战行军时还要背光洋、钞票等，至于临时性的公差勤务就更多了。1934年3月中下旬，刘湘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的第二期总攻，敌人由广元逼近旺苍。当时，旺苍坝是方面军的物资供应站、方面军前线医院驻地。为了不让物资和伤员同志落入敌人手中，总部命令妇女独立团在两天之内将几千斤粮食及全部枪支弹药、大量军用物资，转运到后方。女战士接受任务后，马上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往返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由于女战士们齐心协力，使粮食武器等安全转移，保障了红军的物资供应，并护送大批伤员到后方治疗，胜利完成了这次任务。
独立团女战士还参加了零星的战斗，最著名的是鹰龙山之战。1933年5月，为了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主力红军集中准备反攻，这时的妇女独立团还是独立营且成立不久，为配合主力红军集中，妇女独立营日夜兼程赶运粮秣。一天晚上，妇女独立营运粮经过通江县北面的鹰龙山，遭遇田颂尧左纵队一个团的残部。女战士趁着天黑未被敌人察觉之机，凭着机智勇敢，未损一兵一卒，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田颂尧的这个团，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最美女红军：长征中救人最多的女红军是谁
人物小传：危秀英，1910年生，江西省瑞金叶坪乡乌泥塘人。6岁时被卖至兴国县高兴圩做童养媳。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随红军长征，是中央红军中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
到达陕北后，又于1937年奉命回江西，出任吉安中心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38年5月至赣南油山地区任赣粤边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长，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后调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继又转战南北，先后任中共吉南地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吉林省委妇委会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妇委会书记，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政协常委等职。
■“是毛主席把我带上长征路的”
像大多数女红军一样，危秀英也是童养媳出身。
危秀英半岁丧母，6岁那年，父亲因为还不起债，9块银元把她卖到兴国当了童养媳。长到9岁，在婆婆竹梢的抽打下，她就开始挑水、烧饭、洗衣、砍柴、下田……她悄悄把父亲教她的那个标志着自己出身的“危”字，用瓦片画在睡觉的墙角下，害怕有一天会忘掉。
因此，红军到兴国时，无须多少动员，1930年10月，她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发觉(会打她)，偷偷地来到红军总部，红军把她送回家，她还是坚持要参加红军。她的主人家终于发现她的意图。有个朋友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自己给自己起名叫秀英，意思是要做一个优秀的人，英雄的人。
1932年4月，危秀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又调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妇女部干事，妇女部部长是蔡畅，省委书记则是李富春。到省委机关所在地宁都县，蔡畅见到手粗脚健、朴朴实实的危秀英，心里十分喜欢，便说：“秀英，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危秀英一时摸不着头脑，说：“大字墨墨黑，在我眼中哪个都一样，说不出认得认不得。”这一说把蔡畅惹笑了。她笑够了才说：“秀英，从明天起我教你学文化，一天认10个字，少认一个就得认罚。”
长征出发前夕，危秀英家里又把她卖了。红军再一次解救了她。几十年后，老人还感激地回忆说，是毛泽东对她说：秀英，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
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中，只有32位女红军，有2位出发不几天，就因病回了苏区，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女红军只有30位。
老人的回忆显示，对女红军来说，参加长征是要经过严格挑选的。第一要政治思想好，是共产党员;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好，能扛东西走路。连体重差一点都不行。
有100多人参加了体检——对她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体检。结果，只有20多人合格。加上免检的在中央机关和军队中工作的大姐，只有32人被批准参加长征。
连党的元老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也被刷了下来。据说是因为体重差一斤。
长征路上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女红军“矮子”
危秀英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踏上了长征之路。
一方面军中的30位女红军，编在干部休养连的有24位。她们分成了三种身份：第一种是休养员，有邓颖超、贺子珍、陈慧清、曾玉、金维映、刘群先、杨厚珍、丘一涵。她们因为伤病、怀孕或体弱，在连队休养，也做些思想和群众工作。第二种是工作组成员，有李伯钊、廖似光、钱希均、钟月林、谢飞、肖月华、谢小梅。她们的任务是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第三种是政治战士，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也参加打土豪、筹粮筹款工作，有时还要抬担架，最为辛苦。危秀英就是一个政治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