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未能达到目的。10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长征。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 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7月16日，红25军为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并同陕甘苏区红军会师，从西安以南的丰峪口出发，经鄠县(今户县)、整屋(今周至)县境西进，继续长征，留下红军第74师坚持原地斗争。8月3日，红25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县城。遂即北上，11日北菠渭河，进占秦安，威逼静宁，切断了西(安)兰(州)公路交通。17日攻占隆德，尔后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之国民党军1个团激战，将其全歼。战斗中，政治委员吴焕先牺牲。30日，经华亭县安口镇北进，9月16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结束长征。18日，红军第25、第26，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红军长征蕴含的历史启示，所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有一个探索过程，其间经历了曲折和挫折，党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左”的错误走向极端，物极必反，革命发生历史性转变。转变是通过党的重要会议，自觉实现的。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党开始成熟。党的成熟，一要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要对正反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在此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形成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这个过程中，长征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长征中实现了党的历史性转折，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长征焕发出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又成为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民主革命阶段，因为有了红军长征，有了遵义会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开始逐步形成，中国革命事业逐步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得到了比较顺利的发展，最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过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过去革命的继续和发展。社会主义时期，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也经历了曲折和反复，犯了“左”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实现了党的又一次历史性转折。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红军长征的历史启示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正在领导全国人民，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场新的革命、新的长征继续推向前进。如果说，红军长征把中国第一次革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必将使中国第二次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振兴起来，把中国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