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轶事：日本在邮票中藏军情被军统破译
邮票的发明者是英国教师罗兰·希尔。邮票能在战争中传递情报，这恐怕是它的发明者绝对想不到的。
谁会料到，区区小纸片竟会引起各国谍报机关的青睐，成为传递秘密情报和策反敌方阵营的有力武器，事关着成千上万士兵的生死。邮票服务于谍报战，最早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邮票谍报战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万里之遥的欧洲战场。
1939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南宁附近集结兵力，准备反击盘踞昆仑关的日军第5师团等部。为了防范日本特务刺探情报，军统加强了包括邮件检查、电话监听等一系列的保密措施。一个偶然的机会，军统南宁站特工在临近前线的苏圩邮局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有个中年男人几乎每天都要向沦陷区广州投寄信件，而且每封信上面贴的邮票都有所不同，但通过秘密搜查，并没有在信中找到机密内容。苏圩是西路军第二纵队的集结地，担负着阻止日军增援南宁的重要任务，兵力调动十分频繁，自然是日本谍报机关注目的焦点。军统特工于是和桂林行营取得了联系，将邮票种类、数量与兵力布置情况相对照，很快就找到了内在的规律，比如4分面值的孙中山邮票代表驻扎4个步兵团，2分面值的帆船邮票代表驻扎2个炮兵团，1分面值的烈士邮票代表驻扎1个战车团。军统据此立即开展行动，除掉了以松本弘一为首的日本特务小组。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为了报复一年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纠集日伪军10万人发动“囚笼攻势”，妄图聚歼八路军主力和根据地首脑机关，但是屡屡扑空失败。冈村宁次对谍报工作极为重视，指令北平的日伪特务倾巢出动，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千方百计策反根据地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军政人员。没过多久，日伪特务在偏城县发现了合适目标。当地有个老人经常收到在八路军总部当参谋的儿子的家书，部队每次转移，儿子都会写信回家。日伪特务便以重金利诱邮局投递员，要其抄下每封信上邮票的邮戳地址。通过分析，日军掌握了八路军总部的转移路线和规律，并能较为准确地推测出下一个转移地点。1942年5月，万余日伪军根据邮票谍报和无线电定位，突然合围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临时驻地。尽管总部机关和大部分首长历经周折终于脱险，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是抗战期间八路军遭受到的最大损失。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四军南通地下交通站的情报员的办法更是技高一筹，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更为隐秘地使用邮票传递情报。表面上看，情报员每天只是给乡下邮寄当天的报纸，但实际上是利用邮票齿孔做文章，记载日伪军的活动信息。比如一个日军中队出城，邮票下沿的齿孔就少一个，两个伪军中队出城，邮票左沿的齿孔就少两个，而一个日军大队出城，邮票上沿的齿孔就少一个，以此类推。日本特高科尽管也曾经怀疑过这些邮件，但一直苦于无法找到证据，只得作罢。
除了传递情报，邮票在抗日战场上还发挥着打击对方士气的作用。1942年，日本发行了纪念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1847－1934）的5分面值邮票，主要供侵华日军官兵使用。1945年初，当时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伪造了大批这种邮票并投放中国战场，用于向日军官兵和家属邮寄反战信件，动摇侵华日军的战争决心。尽管邮票伪造得惟妙惟肖，但遗憾的是，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小小疏忽，使得假邮票刚面市就露出破绽。1944年4月1日，侵华日军将普通平信的邮资费率从5分提高到7分，同年6月15日，日本又发行了面值为7分的东乡平八郎邮票。因此只需看一眼邮票面值，美国的反战信件很容易就被甄别出来。当然，此时的日本离战败投降的日子不远了，这个失误已变得无足轻重。
甲午战争：日本间谍被处死后观者叫好不绝
1894年9月8日，正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罪名是腐败、通敌。在这篇《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中，张仲炘指控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向日本人出售大米和煤炭，李经方甚至与日本王室攀亲，还在日本开了一家洋行。张仲炘承认这些都是风闻，“始闻之而诧，继而不能无疑，如果属真，则自无怪乎纵容奸细、售买米煤之种种乖谬矣。”张仲炘说天津日本间谍案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资行。这个间谍案后来在紫禁城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李鸿章的难言之隐
此后，石川到天津担任日本武官关文炳的助手，到蒙古、西安、洛阳等地刺探军情。在关文炳死后，他又配合其继任者井上敏夫，测量黄海的重要军港及航道的水文资料，为日后日军入侵提供了重要情报。在天津期间，石川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又称刘树棻、刘五等)，获得大量第一手军事情报。
石川的暴露，牵涉到另一外交纠纷重庆号事件。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往返于天津和上海之间，高升号惨案发生不久，天津当地民众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获悉了潜伏日谍石川的动态。日本外交人员及侨民均在开战后撤离天津，只石川伍一及钟崎三郎两人受命潜伏，但因美国领事坚决反对其留在租界内，石川遂搬到刘棻家，而钟崎则转往关外，并在那里被捕。
石川在搬进刘棻家的次日(1894年8月4日)清晨，就被天津城守营拿获，当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向李鸿章汇报此事。在初审中，石川口风很紧，不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而受托为日本国护侨的美国，则开始积极干预此案，婉转希望“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作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美国的逾情之请，被中国政府拒绝，总理衙门表示将根据国际公法，处决战时间谍。
石川被捕后第10天(8月13日)，上海法租界又破获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间谍案，两人随即被租界当局送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庇护。6天后(8月19日)，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在浙江被捕。此三案因美国插手而相互关联，其中最早且危害最大的石川一案，成为事件焦点，关联到另两案的处理思路。美国插手的三个案件，石川的情节并不复杂，却牵扯更深。除了中美关系外，还卷入了朝廷内部的倾轧。而李鸿章也确有难言之隐，因泄密的军械局，其总办正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
在沉默了12天后，李鸿章于8月15日向总理衙门正式报告石川一案，但称仍在审讯中。
至此，石川一案已经与前线军情、中美外交及中国内政瓜蔓相连，日本人也知道其已无生望。
不了了之的结局
石川伍一案件迅速引起光绪皇帝的亲自关注。8月28日，军机处转达谕旨，要求李鸿章彻查此案。次日，美国外交机构直接插手，其驻天津领事根据驻华公使田贝指令，发函李鸿章，要求将石川释放回日本，理由是“日本声称此人并非间谍”。
李鸿章命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与美方交涉。盛宣怀在发给美国领事的回函中，对美国的要求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严辞驳斥：“本道查《中日修好条规》载明，两国商民，均不准改换衣冠。是两国和好，尚然有此禁例。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出窥探，其意何居?况日本领事出口之后，日本人之在中国口岸者，已由贵国兼理。该犯石川尽可安寓租界洋行，何以假冒华人，私至城内居住……至该犯被获之时，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间谍无疑……石川一犯自应由中国官弁密访确情，彻底根究，未便遽行开释。”9月1日，光绪皇帝再度向李鸿章发出密谕，要求他“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
朝廷坚定了彻查此案的决心，天津的办案取得了明显进展。9月17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结案报告：“前获倭人石川伍一，饬县屡讯，供词狡展。须将奸细确证予以死罪，始无碍在倭华民。八月初四日(9月3日)，饬津海关道盛宣怀严密根究，传到崔姓等，曾在倭武员处服役。人证确凿，即提石川伍一，与已革书吏刘棻质讯，无可狡辩，始均供认：前驻津之倭海军武员井上敏夫等曾嘱石川伍一转托刘棻，私抄中国海军炮兵数清单，给过谢礼。宣战后，倭员回国，留探军情，改装华服，以七月初四日(8月4日)潜行至刘棻家藏匿，当日即被军械局会同官弁获住等语。严讯王大，并无知情同谋。初九日(9月8日)，奉电旨，复审石川伍一等，供均如前……石川伍一拟按公法，用枪毙击毙;刘棻即行正法”。
9月20日，石川伍一及刘棻在天津被处决，轰动全国，报章均有报道。《字林沪报》报道称观者如潮，行刑后“但闻一片声叫好不绝”。当日，李鸿章将该案所有案卷包括两人的供词等呈交总理衙门。10月8日及27日，美国干预的另两起日本间谍案的主犯，也分别在南京和杭州被处决。
在甲午战争期间被捕的所有日本间谍中，最先被处决的石川伍一是唯一执行枪决的，其余均被斩首，或许这与李鸿章希望给美国留点面子有关。但当时外界谣传石川伍一被处最残酷的凌迟，在华间谍首脑宗方小太郎日记中记载道：“被拘禁于天津之同志石川伍一于九月二十日在天津城西门外被处磔刑，军械局之刘某亦同时被斩首云。不堪痛恨惋惜之至!”与石川相关的高升号事件，折腾十年后以中国赔偿船费而告终;另一重庆号事件，由大沽炮台以二十一响礼炮的最隆重军礼向重庆号道歉而结束;美国国会则因政府在间谍案处理过程中对中国的“过分软弱”，而险些启动弹劾案。
至于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因此案借题发挥，在弹章上奏的次日，军机处便拿出了处理意见，除了需对张士珩涉嫌采办军械时以劣充好查证外，其余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张士珩最后以玩忽防务而被革职。
日本有12个首相参与过甲午侵华战争：首相军功
日本有12个首相曾经参与过甲午侵华战争。
1936年2月25日夜晚，日本东京城飘起罕见的鹅毛大雪，整座城市陷入沉睡。然而，这种宁静在26日凌晨，被皇宫内外响起的枪声打破。由田清贞大尉等9名核心军官，带领的千余名官兵，发起政变，前往刺杀“天皇周围的坏人”。
在这起震惊中外的日本二.二六事件中，一位老人在三声枪响之后，倒在了血泊之中，为了表达敬意，所有刺杀他的凶手都向这位老人行“举枪礼”，礼毕离开。这一幕成为二.二六事件中特殊场景之一。然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位老人已经离世时，几天后他竟然奇迹般地从死亡线上走了回来，由此被誉为“不死的鬼贯”。他，就是日本第42代首相铃木贯太郎。
作为日本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军令部长、第42代内阁总理大臣等职务。然而，铃木贯太郎首次让中国人认识，却是因为甲午战争。
1894年中日爆发黄海海战，当时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定远号，与姊妹舰镇远号，是中国海军当时仅有的两艘铁甲舰。定远级军舰是清朝委托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制造，7000吨级，采用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铁甲堡”防御样式，主要武装为四门12吋口径的克虏伯主炮，是亚洲国家拥有的第一型主战军舰，一度被誉为亚洲第一巨舰。
山县有朋
早在甲午海战爆发前八年，日本通过“长崎事件”见识了清朝兵船“舰体、枪炮坚不可摧”的现状，受到了强大震撼，日本天皇下令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用于发展海军，并掀起了“海防献金运动”。一定要打败“定远”成为了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甚至当时日本小孩最流行的游戏，就是在街头玩捕捉定远、镇远。而这一年，铃木贯太郎正在海兵学校学习，也深受清朝海军强大实力的刺激。
1892年铃木贯太郎晋升海军大尉，不久参加甲午战争，而他证明自己的时刻，也终于等到了。
1895年2月，威海卫港内，退守在此的北洋水师正在做最后的拼搏。虽然日军当时已经占领了威海卫陆地炮台，并联合南北岸炮台与联合舰队对北洋水师进行猛烈轰击。但是提督丁汝昌带领全舰官兵，进行顽强英勇的反击，多次挫败敌军的进攻，同时制定积极御敌“船台相辅”的作战方案。他“派各蚊船分布东西口保守，并派鱼艇夜间巡哨，又于东西两口密布水雷”，在港口外架设防护栅栏，可谓铁桶阵般的防护，日本舰队统帅伊东派鱼雷艇多次入港夜袭，始终无法攻破。
2月4日夜，时任第三鱼雷艇队六号艇艇长的铃木贯太郎，冒死乘着一个巨浪翻过了防护栅栏，单枪匹马闯入北洋水师严密布防的威海卫港内。这时，他看到了那艘远东第一舰，一艘几年前震惊日本全国，几月前重创日本联合舰队的，亚洲第一铁甲舰——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随着铃木贯太郎的一声令下，一枚八四式鱼雷呼啸着冲向定远号，直接命中左舷。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使用鱼雷击沉主力舰，一时间，铃木贯太郎声名大噪，成为世界海军史上头号鱼雷专家。
2月10日，在中日海军炮战硝烟即将散尽的时候，管带刘步蟾下令炸毁遍体鳞伤的定远号，随后服毒自杀。镇远号与北洋舰队其它残余舰只，投降后被编入日本舰队。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直接导致了清朝政府丧失继续开战的意志，被迫与日本签订了近代中国最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
除了铃木贯太郎，日本还有多达11位首相在甲午战争中留下战绩，用中国人的屈辱与鲜血成就他们的军功与勋章。
曾经担任日本第3代、第9代首相的山县有朋，以第一军司令身份在1894年参加甲午战争，击败清军占领平壤，率军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扬言要直捣北京，让清朝皇帝“面缚乞降”。
曾任第11任、13任、15任首相的桂太郎，甲午战争时为第三师团长，率部队在海城等战役中成功击破清朝主力，获得明治天皇通报嘉奖。
曾任第21任首相的加藤友三郎，当时是日本巡洋舰“吉野”号的炮术长。他在丰岛海战中随日舰突袭，并击沉中国运兵船。在黄海海战中，击沉北洋水师威名远播的邓世昌“致远”号。
臭名昭著《田中奏折》的炮制者，第26任首相田中义一，在甲午战争时任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参谋，参与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
此外，曾经担任日本第1、5、7、10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则参与了甲午战争中所有重大决策。还有日本第4任和第6任首相松方正义、第12任和第14任首相西园寺公望、第16任和第22任首相山本权兵卫、第18任首相寺内正毅、第19任首相原敬等，他们都是通过侵略中国走上了首相宝座。
1945年，亲眼见证了日本海军兴起、壮大与灭亡的铃木贯太郎出任首相，成为终结日本侵略战争的和平首相。但是历史不会忘却这些人，甲午的硝烟中也始终有着他们的身影。
战争改变历史，战争改变命运，战争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屠杀。
120年前的那场甲午战争，成就了日本12位首相。他们的功名，都建立在中国人的耻辱与白骨上。
慈禧挪军费为何成甲午战败的最大谣言？
在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因为各种原因，流传着各种谣言，比如，主炮晾衣服，邓世昌养狗、清朝实力不如日本等等。但是，最大的谣言莫过于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导致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前准备不足，装备落伍，以致造成甲午战争的失败。
其实，这个谣言来源于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书。梁启超在书中说，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这个说法，无疑与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海军衙门除维持海军及年拨100万两充东北练饷外，要在光绪十四至二十年的6年中另外筹集军费3000万两白银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文章目的在于鼓动民众反对慈禧。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曾制造了许多谣言。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康有为逃到日本后不仅软禁了王照，还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
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就开始常驻颐和园。这说明颐和园已经初具规模。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60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据《洋务运动》一书记载，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匡片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匡、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而且已经归还。
其实，就海军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1861至1888年，北洋水师从筹建到成军的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平均每年投入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至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平均每年投入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60万两。李鸿章却声称拿不出钱来。直到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107万两；德华银行存银44万两；怡和洋行存银近56万两；开平矿务局领存银近53万两；总计260万两。”拿不出钱来的海军和存款260万两白银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
据有关史料记载，直到甲午海战爆发前，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水师的装备应该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数量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等军舰的护甲厚达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也厚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厚重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
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水师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之间比例是209：141。因此，清政府认为自己的海军实力位居亚洲第一。也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清朝政府才毅然对日宣战的。
在丰岛和黄海两次海战中，北洋水师频繁出现炮弹击中日舰不炸的现象，而且弹药不足。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用150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炮弹，击中日舰速度最快的吉野号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其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炮弹的质量差，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在黄海海战中，吉野号又中弹不少，但终未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穿甲弹。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
据《甲午中日陆战史》记载，北洋水师不仅舰炮发射的炮弹不炸，海岸炮台发射的炮弹也不爆炸。日方就曾说，清军旅顺口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这些现象表明，击中不炸，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发射的炮弹本身就是未装炸药的实心穿甲弹，只能穿透船体装甲，不可能爆炸；二是发射的穿甲爆破弹装药有问题，装填煤灰、土沙之类。这样的炮弹显然不适宜于与拥有速射炮的日舰激战，只适于平时演习打靶之用。
另据《甲午战争史》记载，一位细心的观察家曾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即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不是爆破弹。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12英寸口径钢铁弹3发和2发。那么，为什么北洋海军在战争爆发后，还把那么多不适合实战、只适于演习用的实心穿甲弹和装药不合格的穿甲爆破弹装载在军舰上？为什么不全部换上最具威力的开花弹呢？
而据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和禀后附文记载，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等7艘军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3431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水师360枚开花弹。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
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却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大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至于弹药中装填沙土、煤灰和大豆之类，影响炮弹爆炸，原因在于天津军械局的办事员被日军收买，充当了日军的间谍，故意破坏。
对于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失败的原因，英国海战史学家曾评价说：“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遭到惨败呢？”
甲午战争无疑是世界战争史上一场“泱泱大国”败给“弹丸岛国”的特例，虽不符合常规，但却真实地发生了。如果，把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诸如主炮晾衣服、邓世昌养狗、慈禧挪用军费等枝叶问题上去，势必看不清问题的实质，找不到甲午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李鸿章曾上奏清廷说：“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此语振聋发聩，令人深思。
其实，甲午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除了政治制度和朝廷官员的腐败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清政府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思想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做好与日本一战的准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现在仍认不清日本右翼的实质，对安倍政府抱有幻想的话，不仅会危及当代，而且还会祸延子孙！
·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
·发动“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明治天皇睦仁。
·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与外国外交官合影。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甲午海战的激战现场。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甲午海战的激战现场。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甲午海战的激战现场。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撞击日本军舰吉野，决意与敌人同归于尽。管带邓世昌以下250多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甲午战争中，日军大肆屠杀中国的无辜百姓，令人发指，其罪恶累累，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