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首次撤侨:800中国公民撤离南也门

 中国第19批护航舰队所属潍坊舰、临沂舰从3月29日至31日赴也门将处于战乱中的中国公民撤到吉布提。这是中国军舰首次执行撤离我公民任务，充分显示当今中国综合国力大为提高，保护海外的国家、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也已成为我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这也勾起我对近30年前在驻吉布提使馆工作时，经历的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撤离我公民行动的回忆。

苏联军舰送出首批撤离人员

1984年3月，我与我爱人奉命到中国驻吉布提使馆工作。当时，驻吉布提使馆本部作为我五个驻外小使馆改革试点馆之一，人员很少，使馆本部及经参处均租用当地人的住房作馆舍，生活、办公条件差。有段时间因无机要员，我馆需经常派人赴与吉布提隔红海相望的驻南也门使馆阅发电报，由此两馆形成某种特殊联系。1985年11月初，大使离任回国，我以二等秘书的身份担任使馆临时代办，主持使馆工作。

1986年1月13日，南也门首都亚丁枪声大作，炮火连天，一场惨烈的内战爆发了。中国驻南也门使馆所在的使馆区及我各经援、承包组所在地区都位于激烈交火的战区。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吉布提和南也门关系密切，南也门内战造成各国驻南人员大规模撤离到吉布提，这种突如其来的考验也就落在我们使馆身上。

1月14日，我馆接到外交部电报，通报包括驻南也门使馆唐大使夫人的五名女同志已登上苏联的军舰驶向吉布提，要求我馆做好接待工作。同时，部里还通知说，随后将有更多的我驻南人员来吉。我随后与苏联驻吉大使联系，了解其军舰何时来吉，但因事出突然，苏联大使也不知道军舰何时抵达。我马上又与吉外交部联系，但吉方也无准确信息。我在港口一直等到第二天，苏联军舰终于到港了。我走到军舰停泊的码头，看到大批人员从舰上下来，可我等了一个多小时，仍未见我人员下舰，心情非常焦急，担心她们不在船上。经苏方同意后，我登上军舰挨舱寻找，终于找到她们。原来因人生地不熟，她们怕出意外而未下船。

我的设想与外交部完全相反

外交部同日电告，将有近百名中国在南也门经援专家和工程承包人员撤往吉布提，并指示说将他们就地安置在吉布提，如实在有困难，可以将他们撤往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此时大使已离任，使馆本部除我们夫妇外，只有机要员、厨师、司机三人，重大事项最后需由我拍板。我立刻对其他国家如何撤离本国公民的做法、对吉首都的旅馆接待能力进行了解。此时南也门执政的社会党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密切，吉布提有限的旅店都被这些国家撤离人员占满，而且吉布提与埃塞、索马里之间的公路路况极差，民航班机也很少，且机座已全订满。根据这些情况，我初步认定，光靠吉布提使馆和当地旅店无法安置从南也门撤离的大量人员，撤往埃塞及索马里也无实际操作可能，不过从埃塞飞北京的航班通常有大量空座，可利用该航班撤离我人员。

但我的这种安置设想无先例可循，与外交部的指示完全相反，提出与国内指示相反的建议要担很大的责任。对于外交经验不多、首次承担如此大责任的我来说，如何执行外交部的指示便成为十分棘手的事。考虑再三，我决定向部里发电报告吉当时的实际情况并提出我的建议：苏联及部分东欧国家已派专机来吉撤离人员，建议几天后由埃塞飞北京的中国民航班机临时停降吉布提，将我人员运回国内。

电报发出后，我即召集经参处一秘老刘及执行经援项目的中建公司驻吉办事处、承包建房任务的中土公司驻吉经理部、援吉医疗队负责人开会，要求各单位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做好撤离人员的接待工作。

1月17日，外交部、外经部、民航总局联署来电复告：同意我馆从南也门撤离人员的建议。首批近百人员已搭乘英国皇家游轮撤往吉布提。我与英国驻吉名誉领事保持联系，以及时了解英游轮抵吉时间。17日，英游轮抵吉港口，我率驻吉各单位人员去迎接，并登轮向我撤离人员表示慰问。我驻吉各单位用小型车辆，经多次往返接运，将我人员送到各临时安置点。

二战德国航母：战后却被前苏联雪藏半世纪

二战期间，几个主要交战国都拥有航空母舰，但纳粹德国惟一的航母“齐柏林伯爵”号却从未在战争中露面，二战后的去向更成为一个谜。波兰石油勘探员在波罗的海达韦巴港附近海底勘测时发现了它。“齐柏林伯爵”号长262.5米，排水为3.35万吨，最高航速达35节，航程是1.4万公里。它可以轻松地从德军基地航行到英国附近的北海海域。再看看它的武器装备：双管炮25座，单管炮7座，可搭载50架飞机等。“这完全可以与当年称霸太平洋的美军航母媲美。”不过，它也存在一些明显的设计缺陷，如甲板上的负载过重，作战半径太小等。

波德专家认为，它的再现，揭开了世界海军史上的一大困惑。德国二战历史学家黑格·哈斯教授揭示该航母的秘密。

“齐柏林伯爵”号的故事，还得从上世纪30年代说起。“当时，航空母舰曾是纳粹德国海军计划中的重要部分。”哈斯教授告诉记者，“1929年2月，纳粹德国海军上将雷德尔提出了建造两艘航空母舰的建议，得到了批准。”

两艘航母的名字分别叫“齐柏林伯爵”号和“彼得·斯特拉塞”号。“齐柏林伯爵”是为了纪念硬式飞艇的发明者齐柏林。而“彼得·斯特拉塞”则是德国飞艇部队长官彼得·斯特拉塞的名字。

1935年，希特勒宣布建造航母。第二年，德国基尔造船厂一下子就铺设了两艘航母的龙骨。当欧洲战事全面打响时，“齐柏林伯爵”号已经完成大约85%，而且大部分基础设备已经安装完毕。“1938年，当‘齐柏林伯爵’号航空母舰下水的时候，希特勒兴奋异常，他对它行了一个纳粹军礼，希望这艘庞大的船可以帮他征服整个北海区域。”哈斯教授说。

然而，后期工作却因为德国海军总体战略思想的改变而于1939年10月停滞。“齐柏林伯爵”号的全面工作于1940年5月被完全中止。

两年后，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载机成功地把纳粹海军“提尔皮茨”号战列舰赶出了摩尔曼斯克附近的盟军补给线，海军上将雷德尔迫不得已再次提出“为保护舰队免遭敌人空中打击，完全有必要配备航空母舰”的要求。于是，1942年5月，建造工作正式恢复。此时的“齐柏林伯爵”号携带了7个轰炸机中队和3个歼击机中队。

空军总司令因嫉妒处处阻挠

“以前，一些军事历史学家一直认为，纳粹德国航母没有真正投入作战的原因是战事推展过快，但事实上恐非如此。”为此，哈斯教授讲述了一段故事。

原来，纳粹德国航母之所以迟迟未能加入海军的行列，与德空军总司令戈林的霸道和独裁有关。戈林曾经说：“在德国土地上一切会飞的东西都属于我。”海军多次提出要建造航母，加强海军航空兵力量，这使得这位空军总司令大为恼火。他清楚地知道，航母是流动的海上机场，有了它，海军岂不是有了飞机吗？航母是海军的，我空军司令管不着，这岂不是削弱我的力量、扩大海军力量了吗？因此，身为空军总司令的他坚决反对。

后来，德国议会终于同意海军建造两艘航母。戈林心里很不痛快，就有意阻挠航母的建造。当时，航母舰体部分由海军监造，而机场和舰载机方面由空军研制。结果由海军建造的舰体早就造好了，但空军建造的机场和舰载机却迟迟未能配套，许多重大技术问题没有解决。海军看到这种情况，觉得没有指望了，只好投入上千艘潜艇，采取切断海上运输线的方法，以求扼住盟国的经济命脉。这种方法实在是无奈之举。

1942年，德国海军又试图把两艘大型邮船“欧罗巴”号和“波茨坦”号改装成小型的航母，可是霸道的戈林又不给舰载飞机，只给了几架陆用的飞机。但这些飞机根本不能在舰上起飞，因此改装航母的计划不了了之。

高层领导人物的决策失误是导致“齐柏林伯爵”号航空母舰夭折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到二战爆发时，德国已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水下潜艇部队。”哈斯教授指出。

二战中德国潜艇作为一张王牌曾在大西洋兴风作浪，几乎切断了英国海上交通线。仅在开战的第一年中，这支潜艇部队就击沉了盟军各型舰只471艘。这种疯狂的潜艇“绞杀战”，在战争初期几乎使英伦三岛陷入了绝境。“正是由于潜艇在夺取制海权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纳粹德国认为其海上作战有足够的优势，从而放慢了建造航母的步伐。”

被苏军当成练习靶子

纳粹德国的潜艇部队虽然堪称第一，但海上航空力量太过薄弱，在盟军水面、空中反潜力量的联合围剿下，最终失败。1945年4月，纳粹德国摇摇欲坠，仓惶逃窜的德军为了不让“齐柏林伯爵”号航空母舰落入苏军之手，将其凿沉在波兰什切青港口附近的浅水里。很快，攻入波兰港口的苏联红军就发现了它。

但“齐柏林伯爵”号并未因此过上安稳的日子。纳粹灭亡之后，根据盟军的协议，所有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战舰必须被完全毁掉或是在深海沉没。但盟国的侦察员发现，当时苏联耍了个“小花招”，并未将它从浅海拖向深海埋葬。

随后，苏联方面还偷偷修复了“齐柏林伯爵”号航母，并且用它将不少缴获的德国设备运到了苏联。不久，苏联方面又把“齐柏林伯爵”号航母弄回了波兰。也许冷战的危险过于严酷，在韦巴港附近，“齐柏林伯爵”号被当作了练习的靶子，任由俯冲式轰炸机一次又一次地轰炸，以便应对美国的威胁。在苏联空军的多次“练习”下，命运多舛的“齐柏林伯爵”号航母终于沉进了大海。

尽管它的沉没地点已经不再是个谜团，但对于苏联对沉没地点的保密措施还是不得其解。半个多世纪以来，苏联当局一直不对外公开这艘大型战舰的沉没地点。

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莫斯科档案的公开也没有说出“齐柏林伯爵”号航母的确切位置。曾经辉煌一时的战舰就这样加入了几十艘沉船的行列。哈斯教授表示：“苏联为什么总是对这艘战舰的位置三缄其口，现在还没有答案。但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或许上面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货物；二是跟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齐柏林伯爵”号航母残骸再次被人们发现，它是将重见天日，还是继续带着所有的伤痛和历史记忆躺在海底？就算这艘航母真的有思想，估计它也很难抉择。此外，还有一个谜是它究竟应该归谁所有，以及应当如何处置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