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蒋介石漂亮孙媳妇竟做这样的事

蒋家人丁颇为兴旺，到蒋介石的孙辈时已成为一个拥有几十口人的大家庭。其中，蒋孝武是蒋介石颇为器重的孙子，就是这个孙子的第一任妻子，曾担任“改革开放后两岸第一位秘使”，为两岸关系解冻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破冰之旅”，她就是汪长诗。

蒋介石在垂暮之年，主观上将承接蒋家第三棒的顺位，推移到二孙蒋孝武的身上。1966年5月，蒋孝武以弱冠之年，离开台湾远道留学，蒋介石曾多次给孝武写家书，钟爱与想念跃然纸上。

“孝武先生”曾经就是蒋经国的影子

从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留学归来之后，蒋孝武本心很希望能为父祖争光，然而，蒋孝武最大的问题，是他情绪不够稳重，这让蒋经国头疼不已。

蒋孝武回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担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参议。名为参议，年纪轻轻的孝武，完全不懂退辅会的实务工作，实际上根本无议可参。后来，蒋孝武又多了一项职务：在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担任专门委员，名为专门委员，实际上对党务工作也无从“专”起。

蒋孝武真正找到与自己性格契合的领域，是蒋经国早年迈向接班之路的情报组织。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之后，情报部门几乎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有形无形资源，情报单位的一切，似乎最适合孝武这个西伯利亚式阴晴不定性格的男人，他有心在情报圈子里大干一场。这是蒋经国与蒋孝武父子关系最融洽的一个阶段，也是父亲对孝武期望最殷切的一段岁月。

那段时期蒋经国到若干情报机构开会视察，似乎都带著孝武，他仿佛就是蒋经国的影子，或是代言者。

蒋经国的儿媳汪长诗

所谓世事难料，蒋孝武的第一任妻子竟完成了“破冰之旅”。原来，汪长诗出身显贵。父亲汪德官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中南九省长途电话局局长。1948年被派往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工作，后退休定居日内瓦。

汪长诗与蒋孝武的结合，本身就是一场悲剧。1968年8月，正在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留学的蒋孝武，不改纨绔子弟的一贯做派，学习无果，玩心甚浓。一天，他开著跑车，穿越隧道，花了四小时的时间，跑到日内瓦游山玩水。不料，与年仅17岁的瑞士籍华裔姑娘汪长诗邂逅相遇，蒋孝武随即发起猛烈的攻势，情窦初开的汪长诗哪见过这般情势？迅速坠入爱河。半年后，就传出喜讯。他们的婚礼在1969年，于美国蒋孝章（蒋孝武的姊姊）的家里举行，蒋方良前来参加。

对于这门亲事，原本蒋经国并不放心。后来，蒋孝武陪著汪德官亲自到士林官邸去探望，蒋介石亲自出面请他喝茶，这门亲事才终于敲定。

然而，蒋孝武与汪长诗的蜜月期，才维持短短的几个月。

蒋家侍卫记忆所及，“二少奶奶有一天夜里与孝武先生激烈争吵之后，第二天就拎著皮箱走了，从此之后，就没有再见她的身影。”

与孝武一块儿长大的黄任中认为，蒋孝武与汪长诗婚后不和谐，与两人都太年轻有关。“汪长诗从小在国外长大，惯说英语，嫁到蒋家以后，能陪她讲话、聊天、玩的朋友不多。”翁元说，汪长诗那么年轻，就嫁到蒋家来，不到两年就生了友兰、友松一对儿女；而且，婚后她父亲也退休了，在做生意。她与家人分隔三地，可说无所依靠，加上对婚后在台湾的日子并不适应，蒋孝武又无法给她充分的安全感，她的处境可想而知。

汪长诗最后终于恨别蒋家，外传是与孝武与女明星有所交游有关。汪长诗离开蒋家的那一天，除了留了一封信外，还把两个孩子一起带走。

翁元记得，那是个礼拜六的早上，蒋经国在慈湖守灵，清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一通电话打到了慈湖管理处。不久有人通报：“电话是从阳明山孝武的住处打来的，说是孝武的太太要来慈湖告状。”但是，没有人敢惊动还在熟睡中的蒋经国，于是只好请蒋孝武的弟弟蒋孝勇出面处理。蒋孝勇接到电话赶到慈湖，不过，汪长诗先一步。一进慈湖，就要求见经国先生。侍卫们回答她：“经国先生在后面厢房睡觉，不方便。”但汪长诗仍执意要见，即使孝勇来了，怎么劝也没有用。

后来，蒋孝武也赶来了。

蒋介石离世前嘱咐蒋经国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导读：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31名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完成近60万字的口述历史。不仅记录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时，蒋介石怒摔鸭舌帽，气到泪流，同时也还原“蒋介石的最后一天”。

“退出联合国”蒋介石“预料到”

曾担任蒋介石侍卫官、内务组副主任等职的应舜仁回忆，1971年10月26日，随侍蒋介石到大溪宾馆，那天武官向蒋介石报告“退出联合国”的消息，蒋介石“把鸭舌帽一摘甩下来，丢到地上。”应舜仁表示，跟着蒋介石这么久，第一次亲睹他掉眼泪。

前台当局“外交部长”钱复当年是蒋介石英文翻译，他在书中受访表示，从联合国回台后向蒋介石报告了大约40分钟，蒋介石表情相当平静，只淡淡地对他说：“你们大家都努力了，你们还没去美国之前，我都预料到是这样的结果。”

钟情梅花爱看《狸猫换太子》

据多名侍从贴身观察，蒋介石坐车、散步、走路时，都会思考事情，所以侍卫官不敢轻易插嘴。曾任蒋介石首席侍卫官的郭斌伟说，一次在花园散步，蒋介石突然大声说“不可以、不行!”吓坏一旁侍卫，久了才知道原来是他正在想事情。

曾任蒋介石首席侍卫官的郭斌伟提到，蒋介石喜欢梅花，宋美龄则钟爱玫瑰。蒋介石曾对宋美龄表示：“最喜欢梅花的香味，闻到这香味居然可以使我脑筋清醒。”

他表示，士林官邸原先栽种数百株红樱花，蒋介石某日特别交代将樱花移至阳明山，并在官邸、复兴乡角板山、阳明山宾馆都多种些梅花。之后每逢梅花盛开时节，蒋介石一定抽空上角板山赏梅，并摘一支满意的梅花送至宋美龄书房。

士林官邸御厨蒋茂发回忆，只要蒋介石想看电影，就放给大家看，他印象最深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官邸前前后后播了十几次，“我们也跟着一起看”。在官邸担任警卫安检的戴位珩则说，蒋介石若挑不到喜欢的电影，就会说“放那个”，大家就知道要放他特别爱看、由李丽华和严俊主演的《狸猫换太子》。

蒋介石的最后一天

至于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过世当天早上，蒋经国早晨照例定省，谈到当天清明节，蒋经国要去观音山探望台湾前“国安局局长”陈大庆墓，并询问蒋介石睡得好不好，蒋连答两个“好啊!”要蒋经国早点回去。

但蒋经国转身准备离去时，蒋介石又说“你你你……”有如“锥心泣血”。蒋经国马上回头，蒋介石才说“你……以后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蒋经国回：“阿爹，我会啦!”这应该是蒋介石对蒋经国说的最后一句话。

侍卫郭斌伟说，那时蒋介石的身体已很不好，“这边插了针、那边挂东西”，却还这么关心儿子。

蒋纬国则在第二天、遗体送入医院冰库后赶到，希望见蒋介石最后一面，郭斌伟于是小心翼翼地把蒋介石遗体从冰库中拉出。蒋纬国一看到父亲，“啪”的一生跪在地上，哭喊“阿爹，我来了!”

刘峙位居蒋介石五虎上将之首为何被称“猪将”

导读：抗战结束后与中共重新开战，他的官运稍有起色，担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统一指挥第一、第五两个战区部队。但他又屡屡败北，赢得了“猪”将军的恶名，被蒋介石一怒之下撤职闲居多年，不再过问军事。

“猪”将军刘峙：位居蒋介石“五虎上将”之首

钱大钧起步较早，但中道衰落，黄埔系将领中代之而起的是刘峙。

刘峙（左）

刘峙是闻名遐迩的“猪”将军，长期传为不会打仗，但其实多为误传。抗日战争以前，他在蒋介石嫡系将领里可谓战功赫赫，是地位仅次于何应钦的黄埔教官。

蒋介石麾下还有一个“五虎上将”之说，指北伐和中原大战中能征善战、战功显赫的五——名嫡系将领：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这五名上将，刘峙赫然居于首位。

刘峙1892 年6 月生于江西吉安，穷苦农家出身，父亲早亡，母亲几度改嫁，他少年时代颠沛流离，遍尝人间疾苦、世态炎凉。

1907年，刘峙与众多后来的名将一样，有幸考入湖南陆军小学，奠定了一生从军的基础。此后，他相继进入武昌陆军中学、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最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拿到了一张能决定他前半生辉煌的烫金文凭。

但遇到蒋介石之前，他一时依旧只能蹉跎岁月，人生之路未有丝毫起色。

1920年，刘峙担任援赣军第四军四支队一名营长，与广西军阀陆荣廷部队作战时，他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受到第二军前敌总指挥蒋介石的赏识。

能与后来的“天子”蒋介石相识于未发达之先，而且受到赏识，这是刘峙命运转机的开始。

刘峙屡立战功，开始崭露头角

四年后的1924年6月，黄埔军校创办，急需大批教官，此前与刘峙相识的何应钦向蒋介石推荐了他。蒋介石一听是当年印象中勇不可当的刘峙，当即发了聘书，让他做了一名战术教官，不久又调他为校本部参谋处科长。

在黄埔军校里，刘峙除再次来到蒋介石的身边，拥有了“广西老兄弟”这一难得的资本，还有一个收获便是结识了一批以后官场能互相照应、共同扶持的朋友。他与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继承等教官们紧紧抱成一团，来往密切，成为蒋介石日后建军、打江山的忠实骨干。

这年11月，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组建黄埔教导一团，刘峙被任命为第二营营长，与团长何应钦一起开始成为直接带兵的教官之一。

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何应钦、顾祝同、陈诚、刘峙、张治中、钱大钧、蒋鼎文、陈继承，除团长何应钦以及陈继承先被任命为第二营营长，随即被刘峙取代外，其余都依然还是并无实权的“教书匠”。

“先到为君，后到为臣。”等级制度严格的军中是极为讲究资历的，除非有像陈诚后来屡屡得到蒋介石越级提拔的可遇不可求的少数例外。刘峙早一步成为实职营长，是后来相当长时间在黄埔系中仅居何应钦之下的缘故之一。

刘峙到军校前毕竟有过多年的实战经验，与纸上谈兵，仅擅长军校计划、教程、规章的王柏龄截然不同，在第一次东征的淡水、棉湖之战中屡立战功，开始崭露头角。

特别是淡水战役中，当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临阵脱逃，战线岌岌可危之际，刘峙奉何应钦之命连夜率领二营官兵赶来增援，毅然下令全营上刺刀，进行猛烈反冲锋，将正为胜利欣喜的敌军杀得狼狈逃窜，一举扭转危局。

1925年8月，刘峙因功升任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此时第一军共两个师9个团)，与三团团长钱大钧、五团团长蒋鼎文、九团团长卫立煌同列。4个月后，刘峙又升任为第二师师长，居于军长何应钦之下，陈继承、蒋鼎文成为他的部下。

随后，他率军参加第二次东征又表现相当出色，蒋介石称赞说：“华阳一役，为成败最关键，刘团长能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诚革命前途大幸也。”

刘峙为蒋介石走上“领袖”位置立下第一功

刘峙除了善战，还很忠诚，达到了蒋介石所需要的“愚忠”境界。

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中，刘峙率领第二师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扣押了第二师和海军中的所有党代表及中共党员。遭到质疑时，他老老实实说：“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蒋介石对此自然十分满意。黄埔军校荟萃四海英豪，能打仗者不乏其人，比如邓演达、蒋先云之辈。但既会打仗，又能“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不和“校长”唱反调的人，才是蒋介石需要的最理想人才。

刘峙以其绝对的忠诚，为蒋介石走上“领袖”位置立下第一功。

王柏龄一生两次临阵脱逃，前一个机会给了钱大钧，还有一个机会给的是刘峙。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刘峙的第二师与王柏龄的第一师担任总预备队，统归王柏龄指挥。但在南昌激战中，王柏龄不战而逃，蒋介石便任命刘峙接替其指挥官一职。

刘峙上任后，击溃南浔铁路正面的孙传芳部。不久，他又会同其他部队拿下江西全境，乘胜进军浙江，攻占杭州、进驻上海，可谓一路势如破竹。

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刘峙又为蒋介石走上“领袖”位置立下“殊勋”。事变前，蒋介石征询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意见：需要多少部队?白崇禧说，刘峙之第二师及周凤歧之26军便够了。

周凤歧是刚投诚的浙江军阀(后因反蒋被特务暗杀)，真正得力的骨干只有“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的刘峙。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成功另立“中央”，刘峙的“拥戴”之功自然不可磨灭。

坚决不当将军：要求回家务农的开国将军是谁？

从将军到农民的开国少将甘祖昌

在新中国一千多名开国将军中，坚决要求回乡当农民的不多，甘祖昌就是其中之一。甘祖昌将军是一位对革命有重要贡献的老红军。在他6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有许多传奇的故事。其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要求由将军变成农民的传奇经历。

甘祖昌，1905年3月出生在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桥头村(现沿背村)一贫苦家庭。 1927年7月经方志敏引领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甘祖昌所在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甘祖昌任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奔赴抗日最前线。

1939年初，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于是，中央将三五九旅从前线调回陕北，一面执行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一面进行大生产。当时，组织上交给甘祖昌的任务是负责领导修械所、纺织厂、鞋袜厂等军需工厂。在一无原料、二无厂房、三无工人的情况下，甘祖昌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纺织厂，在短期内解决了全旅l万多人的穿衣问题。由于甘祖昌工作成绩显着，1941年他被提升为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

1941年冬，甘祖昌随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艰苦努力，部队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7年，他调二纵队后勤部工作，参加了解放大西北战役。1949年调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进军新疆。

10万大军进疆，军粮如何解决?靠内地供应，没有运输工具，远水不解近渴。最后，王震同意了甘祖昌提出的派人到全疆摸情况的建议。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4个组，走遍了戈壁牧场。20多天后，各组陆续归来，汇总调查情况。甘祖昌向王震汇报说：“有办法了，新疆连续3年丰收，群众把粮食埋在地窖中，不给反动派吃。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不收他们的羊毛，牧民们没钱买盐和茶叶。我们可以和苏联大使馆商洽，用牧区的羊毛换日用品，解决牧民的生活困难，粮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王震同意了甘祖昌的意见。经过商谈，苏联方面同意先提供一批茶叶、盐、布等日用品，用羊毛偿还。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很多小组，用银元、人民币和日用品收购牧民的羊毛。牧民们发现他们用同等羊毛换得的实物，比国民党统治时多一两倍，于是便纷纷拿出粮食来换日用品。这样，不但顺利解决了10万大军的口粮问题，而且密切了人民军队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正当甘祖昌为建设新疆日夜奋战的时候，敌人的魔掌却暗中向他伸了过来。1952年春，他到郊区检查工作，途经一座30余米长的木桥，由于桥板被歹徒锯断，甘祖昌乘坐的车子翻到河里，甘祖昌身负重伤。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外伤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昏倒，1954年到庐山疗养治病，仍不见好转。

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但回家后却对妻子说：“我做的工作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上写报告：“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当时，他的请求没被批准，1957年他又一次写申请，这年恰逢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向萧华提出申请。最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回乡请求。

二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家属从新疆动身回莲花。临行前，他对家人说：“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全家大小14人，行李精简成3个箱子，此外就是带了8只笼子，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航鸡。

初冬的一天，甘祖昌把全家人召集到屋后的虎形山上说：“我们队里人多田少，应该扩大耕地面积，把这片荒山开垦出来种上蔬菜，栽上果树多好!”小弟洪昌说:“这片黄泥山不长庄稼，种了也白费力!”甘祖昌摇摇头说：“不是土质不好，而是开垦的方法不对。南泥湾土质比这更差，庄稼同样长得很好。主要是挖得深，水份可渗入底层，不容易被太阳晒蒸发掉。方法是先把表层土挖五六寸深放置一边，再深挖下去一尺，然后把表土覆盖在上面，施上些农家肥，庄稼一定长得好。”大家听他说得有道理，决定试着干。甘祖昌带头干，一个冬天挥汗如雨，挖断了六七把锄头。工夫不负苦心人，第二年春天，在这片用汗水浇灌的土地上，终于长出了半斤多重的大萝卜、十几斤重一兜的大番薯。在甘祖昌的带动下，周围的乡亲也向荒山进军。

甘祖昌所在的坊楼沿背大队有1400亩耕地，其中600多亩是冬水田，常年水汪汪，亩产只有200来斤，因此全大队年年吃国家返销粮。怎样才能改造好冬水田呢?甘祖昌查看了16个垅、60多块冬水田的土质。他想起了城市挖地下水道排除污水的方法，便把队干部召集起来开座谈会，谈自己的想法。生产队长说：“开沟排水的确是个好方法，可以先搞一丘田做试验。”

在甘祖昌的倡导下，队里成立了改造冬水田实验小组。经过试验，开沟排水的方法成功了，当年种的红花草，第二年就获得丰收。接着，就在全大队推广，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亩产提高了300多斤，脱掉了“吃返销粮大队”的帽子。

1962年农历大年初二，坊楼公社书记刘可兴来拜访甘祖昌。甘祖昌说:“老刘，全公社七八百亩水田亩产只有400多斤，每年要吃返销粮300万斤，种田的没饭吃，这个问题你非解决不可。”刘可兴说:“我今天特来向你请教，靠你老人家支持把产量搞上去。”甘祖昌说:“好嘛，我们合作!”刘可兴提出修水库引水灌田，这正说到甘祖昌的心坎上。

为了修水库，甘祖昌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吃了早饭就往工地上赶，和青年们一块劳动。大家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们得抓紧时间在来年春天雨季前完工，拖延时间一发春雨就糟了。”到10月中旬，陂坝已建至3米多高，突然下了一夜暴雨，河水浊浪翻滚，汹涌而下，3米多高的陂坝被冲垮了，就连基底那块几十吨重的基石也被洪水挪动了位置。面对这种情况，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说：“这里地名南陂，就是‘难修陂’的意思，巴蛮要修，老天爷也会冲掉呵!”甘祖昌望着大家发愁的面孔，笑着说：“同志们，大水冲掉了我们修的陂，老天爷毁掉我们3000个工，我们要它赔偿1万个工!”群众听了这话不懂什么意思。甘祖昌又解释说：“我们修陂不是为了引水灌田吗?要灌田就要挖沟修渠。天晴了两个多月，泥巴像石头一样坚硬。开渠费工又费力。现在下了这一场透雨，土质松软，开渠一个工能抵三四个工，这不是老天爷赔偿我们1万个工吗?”甘祖昌的一席话使大家看到了希望，干劲又上来了。

10天以后，洪水消退，大家又回到修陂工地，重新开始修水库的工程。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只花了12.1万元资金，一座高19.5米、长25米的浆山水库便建成了，21.5公里长的水渠也同时完工，渠水灌溉了十几个大队的数千亩农田，全公社水稻产量翻了一番。

水库刚建成，甘祖昌和技术员王新安又开始研究发电站和水泥厂等配套工程的建设，甘祖昌通过老战友帮忙，从福建购买了一套500千瓦的发电机组设备。王新安没有搞过水电站，不知道如何安装发电机组。甘祖昌就一边鼓励他刻苦钻研，攻关破难，一边派懂技术的人员与他一起到吉安、萍乡等地参观学习。王新安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将发电机组安装完成。全公社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电灯，彻底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

1968年冬，因家庭成分而被“清洗”的建筑工程师刘乃基从西藏回来。大队造反派没收了他的存款和贵重衣物，让他在两间危房中居住，以便监督。甘祖昌知道后，立刻找来有关人员，对他们说：“据了解，此人曾在西藏和平建设中立过功，同时有一技之长，应该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办事。建议安排他在社办企业工作，专门负责全公社的桥梁建筑。”随后，甘祖昌找刘乃基谈话，鼓励他为家乡的建设出力，同时对他的生活也给予适当照顾。刘乃基感动地说：“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报答大家的关怀!”

从1969年开始，甘祖昌和刘乃基冒严寒，顶酷暑，为全社的建桥事业奔忙。短短3年时间里，甘祖昌带领群众修建了12座大小桥梁，改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条件。为了集体的事业，他捐献了自己的大部分工资和多年的积蓄。他常说：“为人民做有益的事，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

三

甘祖昌功成身退以后，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自己种菜自己吃，每件衣服至少穿10年。衣服破了就补，补好再穿，实在不能补了就拿去做鞋底。群众称他的形象是：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斗没有嘴，白罗布手巾肩上搭，走路笔挺快如风。

甘祖昌回乡29年，一直坚持与疾病做顽强的斗争。他对脑震荡后遗症的办法不是“营养疗法”，也不是卧床休息，而是夏天光着头让烈日晒，冬天让北风吹。经过十几个寒暑的锻炼，脑子里淤血消散，脑震荡后遗症竟奇迹般地痊愈了。1985年10月，甘祖昌旧病复发，莲花县医院立即组织抢救。住院期间，新疆军区派人前来慰问，提出为甘祖昌在南昌盖房子，让他到南昌定居，甘祖昌摇摇头说：“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多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家节省点开支吧。”

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危。在弥留之际，他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地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老战士，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全部战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