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仗让日军的战车上写着“专打386旅”

神头岭伏击战是八路军129师组织的一次经典作战，采取了攻点打援的战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神头岭一战最关键的伏击地点从表面上看根本不适合伏击，所以完全出敌意料，取得了辉煌胜利。

1938年3月3日，129师386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作战计划，大家根据地图，觉得神头岭是个理想的伏击地点。到了神头岭一看，才发现和地图上完全不一样。神头岭山梁长约几公里，宽不过一二百米，山梁北面隔着一条山沟与申家山遥遥相望，山梁西面就是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神头村，公路根本不是在山谷沟底，而是在山梁上，除了公路边有一些国民党军队残留的破旧工事外，再也没有任何隐蔽物。

神头岭确实不是一个打伏击的理想地点，日军也是肯定这样认为，所以思想上一定会很麻痹，也就不会有太高的戒心，所以正可以出其不意进行伏击。

果然日军上了当，根据日军资料，当时从潞城出发的增援部队，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由林清少尉率领的第16师团野炮第22联队第4大队辎重部队90人；二是由笹尾二郎中尉率领的第108师团第108联队第2中队辎重部队343人；三是由伊藤少尉率领的第108师团步兵第117联队第2中队第3小队52人，以及两名随军记者高桥正男、本多德治，总共是487人。在这批援军中，共战死399人，失踪8人，骡马损失314匹。

这一战后，108师团在军车上刷上“专打386旅”的标语，算是叫阵，或者更确切说是安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

神头岭伏击战是129师在长生口伏击之后，又一次采取攻点打援战法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取胜的关键，是一反常规在没有任何隐蔽物的狭窄公路上，将部队隐蔽在日军每天司空见惯的路边破旧工事中，收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就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神头岭伏击战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

山东抗日战争历史：山东伤亡人数达653万

7月7日上午，山东抗日战争主题展在山东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的一组数字让参观者感到触目惊心：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争因素造成的山东境内伤亡人口至少在600万至653万之间。其中，有名有姓的伤亡人员即有469995人!

在二十世纪全世界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彪炳千秋的伟大贡献。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山东3800万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在齐鲁大地上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

在山东抗日战场上，共产党始终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特别是在国民党主力部队撤出山东、地方武装大部伪化的历史关头，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独立撑起山东抗战大局。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党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党政军民血肉相联、生死相依、共御敌寇，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八年间，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取得歼敌60余万、解放占山东全境92%以上国土的伟大胜利。

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大众报业集团、省文化厅、省档案局、省文物局主办，山东博物馆承办的“山东抗日战争主题展”7月7日与观众见面，本次展览突出展现了山东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历史贡献和巨大的民族牺牲。

记者从展览现场了解到，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底大反攻胜利结束时，山东解放区达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800万，党员20余万人，人民军队27万人，8年共毙伤俘日伪军51.3万人。加上冀鲁豫解放区所属的山东40余县，人口达3500万，占党领导的解放区人口的三分之一;人民军队发展到33万余人，占全国人民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党员发展到30多万，约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山东抗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2006年山东省开展的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型调研结果，作为全国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山东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屠杀和淫掠异常密集和惨烈。

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日军先后在山东实施三期“肃正作战”、五期“治安强化运动”，仅1939年至日本投降前，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不包括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千人以上的“扫荡”即达190余次，万人以上的达17次。据不完全统计，日、伪军制造的伤亡5人以上的惨案2000余个，伤亡10人以上惨案956个。

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争因素造成的山东境内伤亡人口至少在600万至653万之间。其中，有名有姓的伤亡人员即有469995人，其中死难者347884人，受伤者122111人。日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山东造成的财产损失折合1937年法币达8476455.7万元。

河口伏击：新四军四支队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1938年5月，日军侵占安徽巢县后，经常进行大扫荡，民众苦不堪言。更可恨的是，驻巢县日军三天两头地在附近地区进行骚扰，害得老百姓有路不敢走，有家不敢回，有田不敢种。

刚刚到达此地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伏击骚扰之敌。为了确保首战胜利，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淮南人民的抗战热情，九团派出侦察员连续三天进行跟踪侦察，发现日军每天早晨八九点钟，乘坐汽艇从巢县出发，在蒋家河口靠岸，到附近村庄欺压百姓，搜刮民财。而蒋家河口位于巢县东南，岸边杂草丛生，芦苇茂密，杂树交错，是伏击敌人的好战场。

当九团将侦察情况上报支队后，高敬亭司令员立即命令九团周密设伏，并指示：“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坚决粉碎‘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让小日本尝尝咱中国人民的铁拳。要让战士们都知道，日本鬼子不是三头六臂的怪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也是人，咱们一定能够干掉他们。”

12日拂晓，营长黄仁庭、参谋郭思进率团侦察队和四连，神不知鬼不觉地占据了蒋家河口有利地形，形成伏击态势。上午8时许，河面上隐约传来汽艇的马达声。不一会，两艘汽艇越驶越近。靠岸后，20余名日军耀武扬威地下了船，向岸边走来，丝毫没有戒备之心。

郭思进见时机成熟，果断扣动扳机。只听“砰”的一声，第一个鬼子应声倒地。原来这是攻击信号，他连一颗信号子弹都不舍得浪费，也正是这一枪，打响了新四军抗日的第一枪！

此时，埋伏在前沿的机枪喷着火舌，一串串愤怒的子弹向日军头上飞去，一排排飞舞的手榴弹向日军身上投去，一片片轰鸣的地雷在日军脚下开花。毫无戒备的日军顿时乱作一团，哪里还有抵抗的余地，大多当即毙命，少数朝艇逃窜。此时，机枪手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河口，断掉了日军的退路。侦察队乘机从堤埂后一跃而出，用手榴弹炸翻了敌人的船只。顿时，日军完全处在我夹击之中，枪炮声、厮杀声汇成一片。有的敌人被逼到了河岸下面，有的在水中垂死挣扎，但更多的在惨叫声中变成了战士们的枪下鬼。第一枪打响后的20多分钟里，日军被我全歼，而我无一伤亡。

战士们欣喜若狂，这些在山沟里苦苦转战的战士没想到刚小试牛刀，就能全歼敌人。他们将战利品收集到一块，共有10余支“三八”步枪、1面日本军旗。

此时的蒋家河，人声鼎沸，当地群众听说新四军取得了战斗胜利，还打死了20余名日军，纷纷从四处赶来。看到罪恶多端的日军躺在地上、泡在水中，大家高兴地向新四军官兵竖起了大拇指，还送上了自家的鸡蛋和水果慰劳英雄。

新四军蒋家河口大捷的喜讯随着电波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虽然这场战斗的规模不大，但它可谓在抗日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发起的一场唤醒战斗。新四军组建后打响这抗日第一枪，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大涨了我军的抗日士气，赢得了广大人民的鼎力支持。

真实的新四军：36个伤病员养伤沙家浜的始末

“阳澄湖畔，虞山之麓，三九年的寒冬，36个伤兵病员，高举共产党的旗帜，在暗影笼罩着的鱼米之乡，埋着头流着血啊流着汗，辛苦地耕耘着被野狗蹂躏着的田园……”这首名为《你是游击兵团》的歌曲是新四军6师18旅52团的团歌。

1939年5月，新四军一支队6团团长叶飞按照支队司令员陈毅的命令，带领部队冲破日、伪军的封锁和国民党军队的限制，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的配合下，从苏南茅山根据地出发东进，经无锡、苏州、常熟、太仓等地，直到上海近郊嘉定、青浦地区。东进途中，部队沿途袭击日伪军，炸毁敌占火车站和敌营房据点，切断铁路和电线，伏击敌运输车队等，不但打击了日伪军，而且扩大了我党和新四军的影响，部队很快从出发时的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

新四军东进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国民党第三战区不断向新四军施压，频频挑起冲突。为顾全大局，新四军东进部队于1939年秋西撤，向苏北发展。

由于天气炎热，部队机动作战，战斗频繁，新四军西撤时在阳澄湖畔的常熟县一带组建了后方医院，先后留下了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童袭予、梁玉贵、袁阿毛、章立、叶诚忠、陶祖全、张世万、谢锡生、赵林坤、华玉坤、曹德清、陈新一、褚学潜、彭海清、尹桂宝、王佑才、杨弟二、赵政山等36名伤病员。

他们在远离主力部队的敌后，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一面医治伤病，一面与日、伪、顽军周旋。后方医院不得不经常转移，每到一个村庄，伤病员就被分散安排到群众家里，农家的客堂、厨房、牛棚、猪圈、堆柴草的小屋，湖中的小船等都成了伤病员的藏身之处，门板一架就是病床，蚊帐一挂就是手术间。每逢敌人“扫荡”，群众和医护人员就一起将伤病员抬上船，转移到芦苇荡中。敌人走了，伤病员又被接进村子。有时，伤病员被敌人长时间围困在芦苇荡里，不得不常常以芦根、鸡头米、小鱼小虾螃蟹等充饥。常熟县委、苏州县委和当地群众常常冒着危险，冲破封锁，为伤病员送来食品、衣裳和药物。有时来不及转移，党组织和群众就把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就地隐藏起来。医护人员则经常扮成当地老乡，为分散在群众家里的伤病员疗伤换药。在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帮助下，伤病的指战员不但陆续恢复了健康，而且和当地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

1939年10月，叶飞派杨浩庐返回常熟，传达了以伤病员为主体重建部队、坚持原地斗争的命令。1939年11月6日，以新四军伤病员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在常熟唐市附近一个村庄成立，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黄烽任政治处副主任，在苏州、常熟、太仓一带坚持抗战，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再次发展壮大起来。1940年2月8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过春节，部队在驻地――阳澄湖畔的阳沟溇与前来偷袭的日军展开激战，毙伤包括指挥官斋藤在内的日军数十名。到1940年4月，部队已发展到400多人。

这时，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受新四军军部的派遣，率刘飞等到常熟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战，并逐步建立了苏常太和澄锡虞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又一次迅猛发展，至1940年11月，部队扩大到3000余人。1941年2月，部队改编为新四军6师18旅。

为歌颂和纪念新四军36个伤病员，依靠人民群众，养伤阳澄湖畔，坚持敌后抗战的这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在1957年建军三十周年前夕，曾任新四军18旅旅长、解放军第20军军长的刘飞将军，撰写了长篇回忆录《火种》，并把有关章节取名《阳澄湖畔》，在上海《萌芽》和江苏《雨花》杂志发表。同年，军旅作家崔左夫根据新四军伤病员和18旅的战斗历程撰写了《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1959年，上海人民沪剧团创作了现代沪剧《碧水红旗》。后来，受刘飞回忆录《火种》的影响，于1960年把剧名改为《芦荡火种》。1964年1月，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随后，北京京剧团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芦荡火种》。1964年4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陆定一、邓子恢、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随后，毛泽东也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并提议把剧名改为《沙家浜》。1968年，现代京剧《沙家浜》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上映。同一时期，现代交响音乐《沙家浜》创作成功并在全国各地巡演。

中国第一骑兵团：新四军红色哥萨克传奇

中国骑兵历史源远流长，一直到近现代都是我军的主力兵种，著名的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有“红色哥萨克”之称新四军骑兵团。

于失败中诞生的血色骑兵

1941年，新四军第四师与青海骑八师激战于大小营集，新四军第四师5000多名官兵死于马刀之下，著名的老三十二团几乎被打光，新四军抗日干校的200多名学员，亦在此战中全部牺牲。这是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最大一次失利。此战之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愤而组建骑兵团，师法苏联红军骑兵，后来名声大震才有了“红色哥萨克”的称号。

雪枫刀威震敌胆

刚成立的骑兵团，骑兵们大部分没有马刀，有马刀的也几乎全部是缴获敌人的，十分杂乱，有日式洋刀、有步兵使用的鬼头刀、有国民党顽军骑兵用的马刀。

经过长期研究，新四军设计出一种独具特色的马刀，这种马刀刀身颀长，刀背轻薄，比日军马刀长5厘米，并带护手圈，因而轻便灵活。后来的实际战斗证实：敌人的马刀未到，我军马刀已率先劈中敌人。列装后骑兵们爱不释手，精心在刀把上缠上布条，并给马刀起名为“雪枫刀”。

红色哥萨克谱写传奇：一个骑兵团追击一个骑兵师

1944年8月19日，新四军第四师挥师西进，收复失地。9月11日，彭雪枫师长在率部攻歼河南夏邑县八里庄的顽军李光明部时不幸牺牲。骑兵们化悲痛为力量，决心以更大的战斗胜利为师长报仇。10月19日，国民党顽军步、骑6000余人向永城县北我保安山、芒砀山等阵地发起猛攻，经激战敌军全线溃败仓皇南逃。

骑兵团急起直追，在酂阳集全歼敌一个团，俘敌800余人;在曹庙又全歼敌一个营。直追到永城、涡阳交界处麻琢集才与顽骑八师交手，最终聚歼骑八师，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