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惨烈之旅：红军过河绳断一次阵亡40人
人物小传：杨征鹏，南京军区联勤部第一干休所离休干部，四川达县人，1919年2月出生，1933年10月参加红军。
童年对于杨征鹏来说，是痛苦的回忆。7岁的时候，父母在逃荒途中把她送给四川达县一户姓郑的人家，取名郑中英。9岁时，养父去世，她的日子更苦了。1933年，红军在当地成立苏维埃政府，她毅然投奔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
1935年，在医院当护士的杨征鹏赤着脚开始了她的长征路。一望无际的水草地荒凉、泥泞。只有1.55米高的杨征鹏忍着饥饿，踩着没膝的泥水，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行。当时，她只有一个想法：“不能倒下，一定要走出去。”
出了草地，掉队的杨征鹏和几名战友找了个山坳休息。天刚蒙蒙亮时，对面山上突然出现土匪。“土匪来了，大家快起来。”杨征鹏一跃而起，找了个隐身处躲下。只见对方四五个骑兵拿着马刀冲了过来，杨征鹏和大家伙一起开枪，土匪被打跑了。
好不容易赶上部队，一条既宽又深的大河横挡在面前。水流很急，一没船，二没桥，前面的部队派工兵泅水过河，在对面山头打了桩，系上手腕粗的绳子，大家就这样靠摸着绳子一批批过河。忽然，绳子断了，40多名红军战士被急流冲走。来不及施救，一切又全部重来。杨征鹏还没走到河中央，水已经淹过了她的胸部。这时，经理处的处长果断地找来3头骡子，命令杨征鹏等3名女战士趴在骡子身上艰难地蹚过了河……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杨征鹏她们这些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受到贺龙的表扬。到达延安后，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她还有幸读书识字，学起了文化。上个世纪70年代末，经过组织批准，她回到四川达县寻根，确定自己姓杨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征鹏，寓意经历过长征的红军们必将大鹏展翅，干出一番新事业。
如今，杨征鹏经常给战士和学生讲自己这段骑着骡子过河的往事，勉励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最头痛的是来“例假”
导读：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
2015年2月14日，北京。漫天纷扬的小雪带来漫漫的哀思。被誉为“长征英雄，海南女杰”的长征女红军谢飞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谢飞是海南文昌人，是参加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谢飞的逝去，让人回顾起万里长征路上女红军战士的英勇历史与慷慨壮歌。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刻度，一个瞬间。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当时有2000多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除从江西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的30位女红军外，陆续加入长征征程的其他方面军女战士共2000多人)。她们与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一部分女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长征;另一部分女红军却在战斗中、行军中倒在漫漫的征途上。
女红军们巾帼不让须眉，她们经历了重重磨难，像男人一样战斗，她们为部队筹来了一担担粮食，救助了一位位伤员，唱响了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谱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在一起合影
去与留的艰难抉择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正面临着一道进和退的难题，中国革命也处于危急关头。与此同时，红军中的女战士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是随主力红军一起走，还是留下来开展游击战?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有的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残酷的局面。就算是名单上的女人们，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关。
被通知体检的女红军们，很多人从生下来就没有进过医院，更没有见过那个神秘笨重的x光机。但检查身体是政治纪律，必须严肃对待。她们走进苏区红色医院的大门，平生头一次量身高、测体重、验血、验尿、照x光，她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就此被改写了。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起，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等30名女红军和8万多中央红军一起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开始了长途跋涉。她们的行装很少，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红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红军长征途中一道别致的风景。
坚决“不得八块钱”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面，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八块钱作为生活费。因此女红军们提出了一句简单朴素的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长征的女性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曾开玩笑说：“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无论男女，无论职务高低，宿营时都有一项“功课”，就是捉虱子，谁也不笑话谁。为免去麻烦，有的女红军干脆就推个光头。一些顽皮的小战士常常和她们开玩笑，趁她们不注意，从身后一把掀掉帽子，女人们光亮的脑袋暴露出来，那些战士们则哄堂大笑：“快看，尼姑来了。”“尼姑也来闹革命了!”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女红军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不抛弃不放弃。部队进入云贵高原时，邓六金发高烧，拉起了肚子，连话都说不出了，但就是不肯拿八块钱。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让她来照顾邓六金随部队一起行动。有几次，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这对红军姐妹，一个病，一个累，她们相扶相持，最后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女红军的欢愉时光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哪怕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刚开始突围的时候，女红军们还是很在意自己形象的，即使走在队伍中，也会拿着一把小梳子，时常拢一下散落下来的头发。到了宿营地，马上找个地方几个人凑在一起洗个澡。但随着红军进入白区，地形复杂，环境越来越艰苦，她们唯一的享受就是用热水泡脚了。
每到宿营地，女红军们总是先支起锅灶烧上一大锅水，热了以后打到洗脸盆里，再把酸痛的双脚泡进去，一边泡脚，一边聊天儿。温热的水将脚掌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酸痛和劳累顿时随着滚滚的热气飘散开来。此时，该是这些女战士们最欢愉的时光了。
女红军刘彩香保护脚的方法，和大家不太一样。一到宿营地，别人都累得躺在行李上懒得动弹，她虽然也累，却不急着躺下，而是绕着行李跑几圈，跳一阵儿，做一些简单运动，使紧绷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这样全身血脉平稳流通，然后再去休息。这无疑就是朴素的运动科学，可惜连她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女红军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长途跋涉的行军，其中身体健壮的女红军，一人要护理三四个担架的同时，还要帮助其他人背行李、干粮和药箱。每到宿营地，男红军就像泥一样倒在地上一动都不想动。但是，这些女红军是不能倒下的，她们要先安顿伤员。急行军的间隙，她们还要在伤员们休息的时候，去村子里说服老百姓作挑夫，补充那些中途损失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好以后，她们才能享受那段美妙的泡脚时光。由此看来，她们的脚走过的路又何止二万五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