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靖康之耻 真相超乎想象
靖康之变是指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导致北宋灭亡的历史事件。又称靖康之乱、靖康之难、靖康之祸。
宋金之战开始以后,在金国人眼中看来,宋国真是本钱太厚了,在河北等地投降的宋军就有二十几万。随后,金国分东西两路南下进攻宋国。
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先是击溃了汴梁城外的二十万禁军,又是击败了姚平仲二十万大军。
西路军则在太原城下大败种师中,击败姚古、张璟等人,歼灭的宋军也有二十几万。
死的死,伤的伤,连续几个二十万了,也便是说宋金开战以来,宋国至少损失了八十多万大军。
八十多万,女真的男女老少合计也没有八十万。可是损失了八十万,对于宋国而言,只是伤筋动骨而已,只要他们愿意,明天就可以组织起一只达到二十多万的大军!
宋国人口真是太多了,杀得手都软了,可还是那么多!
第一次汴梁围困战,西路军停滞在太原城下,围困汴梁的只有东路军,这路金军才七万兵马,可是城内的汴梁禁军有二十万,临时招募的青壮又有十万之众,再加上陕西军来援二十多万,城内的汴梁守军堪称五十万。
五十万宋军,被七万金军围困住,难以出动。看似好笑,看似显得李纲无能,其实这是正常事件。
在冷兵器时代,打仗最重视阵型,野战往往是摆下阵型,立稳脚跟,才能与敌军厮杀。而阵型未稳,处在散乱的状态,受到敌军突袭,很是危险,极有可能被彻底冲散阵型,全军大败。
比如淝水之战,前秦八十万大军对决东晋七万大军,若是正常情况下交锋,前秦未必会输。只是苻坚太骄傲了,妄想着半渡而击,以为敌人都是傻子,就他最聪明。苻坚擅自将军队向后退去,结果引动阵型不稳,再加上有人大喊秦军败了,八十万大军太过臃肿,又缺乏大兵团作战指挥能力,更无电台操控全军,再加上北府兵的强势突袭,等等。各种因素叠加,致使八十万大军的阵型,彻底变成了一锅粥。
八十万大军变成一锅粥,比八万大军变成一锅粥更加危险,大军败得更快。前秦败了,败在阵型大乱。
同样,宋金大战,宋军要抗衡金军的铁骑,唯有摆成步兵阵型,层层抵抗;而金军要想战胜宋军,唯有冲破宋军阵型。一个守阵,一个破阵,谁先得手,谁就胜利。
汴梁围困战中,汴梁城墙很是宽广,宋军要将大部分的兵力用来守城,要出战的兵力有限。想要出击,兵力少了是送菜,兵力多了又是冒险。即便是后来有陕西军救援,也不敢出城野战。因为野战就要摆下步兵阵型,可是城门狭窄,宋军一次性从城门走出的士兵有限,想要布置下步兵阵型,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金军铁骑可能冲击而来,将尚未布置好的步兵阵型彻底冲散。
靠着骑兵的快速出动,强大的冲击力,宋军根本无力在城门下,或是没有胆子摆下阵型。难以摆下阵型,还打什么野战。以多围困少,这是一种围困方式;骑兵围困步兵,这也是围困的一种方式;而断去粮食,断去水源,也是围困的一种方式。
这时宋朝抗金派和议和派的区别也仅仅在,抗金派想要签订“缩减版的澶渊之盟”,而议和派想要签订“超级版的澶渊之盟”。
李纲一心要当名相寇准,议和派则是一心要当司马光,而宋钦宗则是一心要当宋真宗,再次上演澶渊之盟的逆袭。
当年名相寇准击退了辽军后,签订和约,也不就是给辽国大量岁币吗!只要不割让河北山西土地,损失些岁币还是可以接受的;
当年名相司马光,不照样是将神宗皇帝辛苦打下的米脂四城割让给西夏吗!反正不是第一次,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米脂四城,到黄河三镇,也仅仅是两个字的区别而已。
宋钦宗期望,再次上演先祖真宗皇帝的运气,以岁币,让金军退去。
由于东路金军兵力不足,最终在宋朝割地赔款之下决定暂时撤退,第一次汴梁之围解除。
第一次被围城后,宋朝不是没想过迁都,但迁都,意味着统治中心的移动,中央对于地方约束力的下降,会彻底破会强干弱枝的政策,轻则是藩镇割据,重则是国家分崩离析。
当年安史之乱,唐明皇西逃,迁都而去,意味着中央对地方权威下降,形成了藩镇割据的雏形;后来黄巢攻陷长安,唐皇再次西逃,则致使唐朝权威下降到了极点,果然没有几年,唐朝就灭亡了。
此时,陷入了僵局,进退两难。此时,宋朝割地、赔款、人质、和亲、称臣等,几乎是将朝廷的威严尽数散去,失去了威严,还能对地方形成有限控制吗?一旦迁都,局势更会彻底恶化,彻底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不迁都,一旦金军再次南下,说不好就是一个死局。
就在宋国内部犹豫不决之际,金国已经决定再次南下。
1126年,西路金军攻陷围困近一年的太原后,经过休整,完颜宗翰自太原向汴京进攻,1126年11月22日攻下威胜军(今山西沁县),29日克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渡盟津(今河南孟津)。宋西京(今河南洛阳)、永安军(今河南偃师东)、郑州(今河南省会)皆投降。1126年12月4日,完颜宗翰克泽州(今山西晋城市)。
东路军则在完颜宗望的率领下,于1126年11月20日自真定向汴京进攻;1126年12月4日,宗望诸军渡河,随后攻下临河县(今河南浚县东北临河村南)、大名县(今在河北)、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开德府(今河南濮阳);12月10日克怀州(今河南沁阳)并到达汴京城下。
1126年12月16日,宋出兵拒战,被完颜宗望等击败。1126年12月17日,西路军在完颜宗翰的率领下,也到达汴京城下。
另外,太原在失守后,完颜娄室的这部分军队南渡黄河,西趋洛阳,封锁了潼关,把宋朝最精锐的西军关在潼关以内,断绝了其勤王之路。
说是阻断勤王之师,其实在陕西一带,已经没有了勤王之师。
两次河东救援战,彻底的耗尽了宋军的正规军有生力量。此时的宋朝,正规军已经是损失了八成以上。川陕一带留下的军队,都是老弱病残,或是入伍时间较短的新兵,根本无力救援汴梁。
与其说是阻挡勤王之师东来,不如说是阻止宋钦宗跑路。
在辽金之战中,辽国的战力脆弱,可是辽帝的逃跑能力却是惊人的,不断从辽国东面逃跑到西面,金军连连追赶,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逮住。
而这次,金军汲取了教训,锁住了潼关,锁住了西逃的路线,为的就是防止宋钦宗向西跑路。一旦跑到京兆,或是入蜀,那时就不好抓了。
此刻,大势已成,已经成了关门打狗之势,彻底的围困住了汴梁。
在第一次汴梁之围时,只有完颜宗望的东路军到达开封城下,兵力有限,只有七万多,攻城的活动只能限于西、北两隅,有时蔓延到东北角,南面诸门则始终未受攻击。
而在第二次围城时,金军东西两路合攻,东路军全军增加到八万人,主要将领完颜宗望、完颜阇母、完颜昌、刘彦宗等仍在军中,只有郭药师以燕京留守的名义,留驻燕京。
西路军仍以完颜宗翰、完颜希尹、完颜娄室三大将为主副帅,完颜银术可等战将都属麾下,汉人高庆裔,时立爱为谋主,有七八万人参加第二次开封围城。
东西两路金军的兵力已过十五万人。此刻金军四面四面合围,陷东京汴梁于彻底孤立。
而宋朝这边,第一次围城时,开封原来的禁军加上西北陆续开来的勤王军,再加上临时拼凑出来的士兵,总数达几十万人。解围后,严重的经济苦难,无以维持庞大的军队数量,只能是一部分被遣送复员回西北,一部分参加太原解围战而遭到损失,一部分在黄河南岸溃散,还有一部分被大臣唐恪、耿南仲以经济上的理由遣散。因此,第二次被围时汴梁城内守军不满七万。
不是不想招募军队,而是没钱。
各地的勤王之师,数量已经很多,只是多是新招募的士卒,没有经过太长的训练,战斗力低下,可能金军一个冲锋就溃败了。而此时,让这些新兵去碰撞汴梁的虎狼之师,除了找死之外,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这种情形之下,勤王之师多是徘徊在汴梁附近的州县,却是难以再进一步。
身为北宋都城,汴梁的城墙太高,太厚了,根本难以攻克。就连一向善于攻城的完颜粘罕也是头疼不已。围困太原时,可以实行锁城之法,可是围攻汴梁根本无力施展锁城之法。
汴梁太大了,根本不是辽国的五京,太原之流的小城可比。
汴梁地处黄淮之间,控引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和金水河,具有便于漕运的优越条件,在宋朝定为首都后,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北宋的东京城,在唐汴州城及后周东京开封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共有外城、内城及皇城三重。
外城又称“新城”或“罗城”,为周显德三年(956)所筑,城周长四十八里多。宋真宗赵恒、宋神宗赵顼重修,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更展筑城垣南部,周围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呈菱形,南北长而东西略窄。外城辟十二门,又以汴渠、惠民、金水、广济四河贯串全城,另设九个水门。外有城壕名护龙河,阔十余丈。濠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
外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荫。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可见其建筑完善和防御的严密。
内城又名“里城”或“旧城”,其始筑年代不详,唐德宗时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重建,周世宗曾加营缮。内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西北。周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约当今的开封城。计辟朱雀、望春、宜秋、景龙等十门。
皇城即“大内”,又名“宫城”。原为唐代宣武军节度使署,后梁都汴时改为建昌宫,后晋改为大宁宫。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又增广皇城东北隅,皇城东西宽1050米,南北长1090米(合周七里余)。辟乾元、拱宸等六门。皇城内宫阙大都依西京洛阳建制,总计约四十余所,分作不同用途,如常朝则文德殿,圣寿赐宴则紫宸殿,试进士则崇政殿等等,规模极为雄伟壮丽。
东京城内有四条宽阔笔直的大道,称作“御路”,作十字形相交,分别通向外城的南薰等四正门道旁有人行道、水沟及绿化地。从大道又分出若干纵横交错的道路,多呈直角相交,将城区划分成若干方格形称作“坊”的居民区商市则设于内城宣德门至州桥以东的潘楼街土市子及相国寺一带。以后随着城市商业的发达,坊与市的界限被突破,商店多沿街设立,城东南汴河东水门沿岸的市区,竟延伸至七八里以外。
若是一味的强攻汴梁,即便是十几万金军精锐全部死光了,也未必能攻下汴梁城,幸运的是汴梁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人口太多了,巨大的粮食压力,在和平年代,靠着汴河的转运,还不是太困难;一旦到了战争时期,被掐断了汴河,断绝了外来的粮草,汴梁就会出现饥荒。
可能最后,汴梁不会被攻破,却可能被饿死。
攻陷汴梁的战略,重点不在于攻破汴梁的城防,而是消灭外来的援军。只要是援军灭了,汴梁可能不战而降。
汴梁失守,已经成为了定局。
看了历史书,关于靖康之耻的记载很是模糊,似乎历史学家有意识的忽略这一块。
在相关的历史书籍中,宋朝君臣留给后人的印象无非两点:弱智与软弱。
软弱可以理解,宋朝文人太多,文人多缺乏勇气。可是脑残就不能苟同了,身为朝廷重臣,哪一个不是步步拼杀上来,勾心斗角不断,决定不脑残。他们可能不懂军事,可能犯下诸多错误,但是绝对不脑残。
关于靖康之耻,历史记载很多,评论也很多,无非是说,皇帝无能,军队不给力,或者是投降派投降,或者是金人凶残等等,却是唯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士大夫的背叛,军队的背叛。
历史,是文人写成的,文人也掌控者历史的话语权,关于文人的诸多负面的信息,也是被掩饰,美化,甚至是曲解!
比如,历史上写到李纲是抗金英雄,似乎是因为他被驱除,才导致抗金失败,才导致靖康之耻。史书也是把他写成诸葛武侯,似乎谈笑之间,金军尽数灰飞烟灭。
其实,李纲只是一个文人,不懂军事,汴梁二十万守军守城,八万金军攻城,结果是勉强保住城池。在援救河东的战略中,李纲也是屡战屡败,精锐尽数覆没,最后遭到贬福建。
他一直主张坚守汴梁,反对迁都,而不顾及实际上汴梁的危局,最后酿成了恶果。
同样是身为主战派,他却与种师道不和,导致抗金派内部分裂,致使局势崩坏。
他是一个有骨气的文人,当也仅仅是如此,没有史书上说得那样厉害。
有人怪宋徽宗,的确,在宋朝,皇族几乎是远离着政治,他们不参军,也不从政只是如寄生虫一般的活着,而历代的宋朝皇帝也是忌惮皇族,深恐夺位。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皇帝驾崩,又无子的情况下,充当替补,接替皇位。
一个远离与政治的皇族子弟,陡然间成为皇帝,根本不熟悉政务,结果是朝堂内乱臣不断,搞得乱糟糟一片。
宋徽宗一直不傻,朝中局势,群臣心态,天下变化,他一直清清楚楚。只是清楚的知道发生的一切,并不意味着能改变什么。就像许多人也知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上好大学,可是在实践中,却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计划依旧是计划,没有最后实现。
宋徽宗登基之初,也是励精图治,想要干一番事业,做一个好皇帝,可是实践中才发觉,他有些眼高手低,国事之艰难,远远的超过了写诗作画,事事不如人意。
在一系列打磨之后,渐渐失去了兴趣,安然于诗画之中。而将朝中繁杂之事交给了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人,这些人不是清官,也不是能吏,没有王安石司马光之流的才干,可是至少忠心,可以替他解决麻烦事。
比如,在历史书上说宋钦宗软弱无能,任用投降派,赶走李纲,屈辱求和,放松秋防,没有加固黄河防线,在甚至是到金营求和,最后不归。似乎宋钦宗,就是一个废物、脑残,智障患者。
可是真实的历史是,宋钦宗一点也不脑残,也不是废物。任用投降派,是因为满朝上下,十个人七个都是投降派。不任用投降派,等于是将七成的大臣排斥出朝堂,轻则是朝堂动荡,重则是皇位不保。
赶走李纲,是因为河东兵败,河东兵败赶走了一大群人,也不在乎多他一人。而放松秋防,没有加固黄河防线,不是宋钦宗不知道秋防重要性,而是要钱没钱,要兵没兵,火耗严重,根本无力秋防。
历史上,关于靖康之耻的记载是,金军威逼汴梁城下,外城一个城门失守。那时金军要求议和,要求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到金营谈判,结果到了金营结果被扣押,签订了降表,最后被押到了金国当奴隶。
世人总是会说,宋朝的这两个皇帝,脑袋有问题,好好的不在汴梁呆着,为何要去送死。
可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不得不去。因为满朝大臣都是要求他们前去议和,他们不得不去,若是不去,轻则是发生兵变,重则是“莫名其妙”的死去。
在大宋,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士大夫架空了皇帝,皇帝不得不屈从与士大夫的意见,尽管有时士大夫的意见是错误的。
宋朝皇帝,是士大夫权力的代言者,必须是符合士大夫利益,尽管很多情况下,士大夫利益与大宋利益相冲突。
在汴梁危机的时刻,面对金军入侵,士大夫利益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保存士大夫利益,他们不得不抛出弃子,而宋钦宗、宋徽宗就是弃子。
而大宋一朝,与其说是皇帝掌控着军权,不如说是士大夫掌控着军权。
那时,两位宋朝皇帝只能是识时务,前往金军,献上降表,甚至是被押解而走。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指挥不动军队了;他们若是誓死抵抗,可能不等城破,他们就莫名其妙的死去,或是被暗杀;或是被献给了金军。
一个国家的腐败,首先开始于官僚的腐败,接着是司法的腐败,接着是教育的腐败,最后是军队的腐败。当一个国家的军队腐败到了极致的时刻,这个国家也是无药可救,即便是秦始皇复生,汉武帝转世,朱重八降临,也是无力回天,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国家灭亡。
大宋空有百万大军,可是却不能保卫首都,导致首都沦陷,半壁江山丢失。为何如此,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官僚、司法、教育,乃至是军队,都是腐败到了极点,根本无力回天。此时的宋朝出现了一个现象,反腐败是找死,不反腐败是等死。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一个国家将要灭亡,远远不是某一个人能够支撑不倒的。大宋将要灭亡了,试图充当独木,撑起倒塌的大厦,必然是悲剧的,种师道不行,李纲也不行,皇帝自己也不行。
想要当独木,撑起倒塌的大厦,运气不好,就是李鸿章、慈禧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