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去皖南新四军军部：上演一出将相和
周恩来的皖南之行，留下了许多照片。拍摄人绝大部分是军长叶挺。此张是周恩来赴皖南的代表性照片，被广泛使用。有所不同的是上述照片未经裁剪，原汁原味，边上多了看热闹的儿童。
在周恩来的一生中,1939年春的皖南新四军军部之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时值国民党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转变时刻;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的历史关头；新四军的发展遇到严重阻碍。周恩来此行,代表党中央，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初步改善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与叶挺之间的关系，加强了新四军领导层的团结。在此后一年多里，新四军从2万多人迅速发展到9万多人，为坚持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巩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自左至右）在皖南新四军军部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总结报告，精辟阐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游击战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任务，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是在战区和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
全会决定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建立以周恩来任书记的南方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设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
周恩来对新四军指战员发表讲话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受中央委派亲赴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中央的精神。六中全会期间，由于叶挺给中央和项英发电急赴香港，项英未及会议结束即返回皖南，未听到毛泽东对会议的总结报告，对会议后期批判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确立“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方针等重要精神均不甚了解。周恩来亲赴皖南云岭，主要是向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共商在大江南北全面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对策。同时，弥合叶挺、项英之间的裂痕，力促“将相和”，也是周恩来亲莅皖南的一项重要使命。
在前后20天时间里，周恩来与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将领广泛交谈，深入听取各方面意见，先后4次作报告和发表演说，与新四军共同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根据六中全会精神和周恩来指示，新四军1支队司令员陈毅，在仅有两个团兵力的情况下，排除干扰，毅然派叶飞率老6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从茅山根据地出发，挺进苏南东路即苏常太以及澄锡虞地区，在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史上奏响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进序曲。
不过最终皖南事变还是爆发了。
早在1939年春天，黄源随项英到陈毅的一支队检查工作，听项英与陈毅等人“在谈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向东发展到上海，向北发展到苏北”。可见早在1939年初，无论是党中央，还是新四军内部，都已经清楚了新四军未来的发展方向。而项英却一直犹豫不决，直到两年后皖南事变爆发酿成大祸为止。
黄源先生还谈到了项英与中央的方针有分歧：“当时党中央有一个文件发给东南局，叫《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1940年5月4日起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个文件，在皖南由项英传达，项英是东南局书记，前方由陈毅传达。因为项英封锁中央的指示，我不知道。指示微微听到一点。所以事变前我不太清楚。”
项英（中）
黄源进而谈道：“项英对中央正确路线认识不够，执行不力，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因而缺乏对付反动派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陈毅就不同，陈毅虽在东南局领导下，但他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比较明确、坚定……”
谈及皖南事变的撤退路线，黄源触到了项英强行替代指挥的严重失误：“本来是要向北走，但是我们却向南走，走到人家口袋里。到茂林已经和国民党部队接触上了。”“从茂林出发，目标是一个山的口子，想从这个口子中出去。这个山口子，是项英打游击时三四十人通过的小口子，叫丕岭。但现在是近万人的大部队呀，而他的部署，据说同打游击时一样。”
新四军
上述说法，同项英在向党中央的请罪电中“企图带队穿插绕小道而出”的字眼，惊人地一致。可见黄源回忆之准确、可靠。
黄源继续说：初次突围不成，“在回头走的路上，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扬帆离开了部队，他们是领导核心，在关口处，停顿下来，开军事会议，讨论是突围出去还是退回来。叶军长也参加了，听说他主张突出去，应当不怕牺牲。项英不主张突围。队伍散了，又集中起来，下着雨，队伍走不动。我摸到前面去，在一个小房子里，见叶军长在那里，饶漱石也在，但不见项英。我印象很深，听饶漱石说：‘我也是一个中央委员，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中央已来电报，军事指挥由叶挺负责，当时前面情况很紧张，叶军长决定把教导队的军事干部也调上去，打开一条通路。他在会场上动员，说教导队是我们军部的骨干，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也只能把教导队拉上去，大家拼了。可见，项英在，叶军长不起决定作用。项英走了，上面要叶挺负责，他就动员，向五六千人讲话，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参加战斗，把敌人打退，部队继续前进。”
周恩来和新四军指挥员的合影
黄源的上述回忆，说的是新四军奉命北移6天后的1941年“1月10日的事”，“前几天部队在前面打仗，我们看不见，这次我们就在第一线，亲见我们的部队和敌人拼打。”就在这一天的“下午5点光景，天快黑了”以后，黄源又一次见到了项英等人，而且“扬帆在找向导”。过了一会儿，项英他们都站起来了，要走了，“他们走了一会儿，袁国平派了一个警卫员来问我（黄源）：‘你看到地委书记没有？’”……毋庸置疑，袁国平警卫员问这话的意思，无非是想找一个熟悉当地地形和社会情况的人，为项英、袁国平等少数几人的突围领路。
新四军
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问题还有：一是黄源先生虽然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在浙东、浙南农村劳动改造了多年，但身体一直很好，尤其是精神状态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及至2002年4月14日及7月31日，我与96岁高龄的黄源先生两度会面晤谈，感受到他的精神都挺好，且在回答笔者提出的有关同为鲁迅晚期忠诚弟子的萧红萧军的一些问题，有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冯雪峰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抓捕的消息来源，以及他是否将冯雪峰被捕的消息传递给在延安的萧军等，他都一一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有一说一，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没有的事决不胡诌乱编，也不模棱两可误导他人。回答中，黄源先生思路极为清晰，且有条不紊。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上文所引的有关皖南事变黄源本人的回忆文字，同笔者撰写本文时所参考的大量文献资料，惊人地一致。另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是，在皖南事变中突围时，黄源两次亲见脱离大部队突围不成折返回来的项英等人，均有扬帆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