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怒斥张治中：敌人未缴我械你把我缴光
1938年1月，陈诚奉派为武汉卫戍总司令。此刻，国民政府虽然迁都重庆，但重要军政机构驻足武汉，所以陈诚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长。6月下旬，日军溯江西上，陈诚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同时仍兼卫戍司令、政治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多项要职，可以说是红透半边天的实力人物。还在战前，李宗仁曾经提出“焦土抗战”一说，蒋介石表示赞同，主张“坚壁清野”和“将撤退的地方付之一炬”，以示抗战决心。10月25日，武汉撤退在即，蒋介石电令实施爆破，目的在于“不仅使敌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以同归于尽之决心，非此不能使敌有所感悟与痛苦也”（《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然而陈诚并未认真执行，蒋介石后来抱怨武汉警备司令郭忏“不奉命令，擅自先退，以致一切计划不能全部完成，飞机场破坏亦不彻底，乃被敌军即时利用”。
陈诚与蒋经国
湖南成为抗日前线。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主要议题为“重定战斗序列，兵额补充方案，后方勤务制度改定，铁道运输改良及军事人事整理”。9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攻占临湘县城和羊楼司、云溪等地，国军退守岳阳、汨罗、平江一线，陈诚认为前方已趋稳定，遂把第九战区前进指挥所迁设长沙南门外章宅。11日下午，蒋介石启程粤北韶关。据张治中说法，翌日上午9时许，先是侍从室主任林蔚电话指示“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接着又有蒋介石的正式电文下达：“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证实确有此事，“十二日前十时，在郴州，委员长曾有电与张主席令长沙不能守时即放火烧毁之”。（《徐永昌日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张治中乃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会商，指定警备司令部筹备，保安处协助进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执行总指挥。酆悌叮嘱徐昆：“准备动手时，应以放紧急警报，奉主席最后命令，始执行。”张治中也强调“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
抗战时期的张治中（左一）
岂料阴差阳错，13日凌晨2时许，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警备第二团官兵以为行动开始，立即用煤油和木材点燃了焚城大火。陈诚适在熟睡，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冲进房内：“报告辞公，长沙大火！”陈诚懒洋洋地说：“叫他们救火就是。”张振国急了，“整个长沙大火呀！”陈诚急忙披衣下床，首先想到找来张治中问明情况，进而飞调第七十四军和宪兵部队入城维持秩序，动员各部政工和军医救治伤患。（张振国：《我所知道的长沙大火》，《长沙大火》，岳麓书社1997年版）张治中又何尝不是在睡梦中被副官叫醒，酆悌报告说：“各处起火，电话已断，究竟放火者何人？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下午，张治中来到章宅，陈诚忍不住大声怒斥：“敌人未有缴我的械，你把我的械都缴光了，你叫我这长官怎么当法？”张治中解释说：“辞修，不要说下去了，我是该死，大火的事我完全不知情。”蒋介石得知长沙焚毁，“闻之心痛”，有感于“地方人员之不力，殊为浩叹”，16日傍晚返回长沙，第二天登上天心阁，但见满城焦土，内心“更为悲惶”。（《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在对外宣示问题上，蒋介石“拟以汉奸纵烧为由”，陈诚明确反对：“此事系有计划之举动，不能认为无过，必须自己认错，方能对得起民众。”（《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中华出版公司2015年版）蒋介石真是煞费苦心，“第一须顾虑不为敌暴露我政府之弱点；第二不能使湘民反感，增加政府困难；第三不可使文白政治生命从此断送，而予以善后机会”。（《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当然只有弃车保帅一途，酆悌、徐昆、文重孚（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三人很快被判处死刑，张治中则由行政院予以革职留任处分。
长沙大火事件，蒋介石不满陈诚“厚于责人而不愿助人”，要求陈诚“不怨不尤”，与张治中“互相合作，共同肩负艰巨，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陈诚回电解释：“文白兄多年献身革命，且为领袖下共同奋斗之袍泽，今一旦疏忽，遭此巨变，吾侪除齐心共负艰巨外，更有何策？”同时强调自己是“只对事，不对人，明是非，负责任”，“以整个国家民族之立场为立场，在积极工作方面，努力求解决而已”。（《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很明显，陈诚话中有话，他在家书中完全持批评态度：“文白兄为人最爱好、最要面子，此次主湘确抱无限希望。惟可惜相助者不得其人，一切均重表面，而不切实际耳。”“我自问对于文白帮忙不少，但文白太无人了。”
国民党为什么曾下密令烧毁长沙
1938年11月13日凌晨，湖南长沙在“焦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的名目下，蒙受过一场可与1812年俄军统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之举相类似的吞城巨灾。如今看来，“焦土抗战”固然属于国民政府谋求抗日的一种手段，但受焦蒙难的终究还是芸芸大众。
长沙会战资料图
在统治者决定“不资敌用”而实施焚城方案之前，广大长沙市民事先却一无所知，许多生灵要么为火海所吞噬，要么带着身与心的剧痛，离乡背井，艰难地求生于乱世，一如开封花园口决堤之后的无数黎民饱经水患之苦，不仅哀鸿遍野，无家可归，而且求告无门，欲哭无泪。试问：这样的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想着和代表着曾经被梁任公所赞叹也被孙逸仙所推举的国民？
长沙会战资料图
近代国人备受欺凌，无疑与晚清以降的历代统治者不思励精图治、只求敷衍塞责关系甚大，中外差距不是缩小，而是继续拉开。明火执仗的外来侵略者不仅劫财毁物，而且奸淫杀戮，无恶不作，其中尤以日本侵略者为甚。
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在死于纳粹之手的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当局却至今不愿承认他们的前辈在广袤神州的所作所为就是赤裸裸的强盗行为，它的名字就叫侵略，不愿将近代日军的侵华真相告诉给自己的下一代!日本的许多历史教材就对1930年以后发生的与日本有关的历史事件避而不谈，或者少谈，更不纳入考试范围，我们无法知道其用意究竟何在。
说到这里，我不禁联想起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一件往事。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美军的轰炸时，面对西方霸权势力对主权国家与国际法权体系的悍然挑衅，举世为之愤慨，我所在的浙大有一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却公开叫喊“炸得好”，甚至说“中国就应该灭亡”，如此不谐之音自然激怒了求是园中成千上万的中华学子，差点酿成涉外事故。这个日本学生的表现显然不是偶然的。
长沙被烧毁
相比之下，14年前，一身正气的日本电影制片人近藤昭二先生应邀来浙大作学术报告时，他根据自己在本国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来的资料，如实地披露日军对我中华同胞惨无人道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和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企图掩盖其细菌战的真相及其原因，赢得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可惜像他那样的日本学者为数并不太多，遑论近年那些容易被仇华势力煽动的日本民众。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善于记仇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像患失忆症那样善恶不分的民族。如果纠缠于过去，我们不会拥有轻松愉快的将来；但如果忘记过去，我们也难以心底塌实地拥有现在。时间本是一串既剪不断也理不乱的因果链，置身于这条链上的现实只能是承前启后的现实，无法另起炉灶。现实不是对历史的虚无与背叛，不能任意将自己延伸，杜撰未来。在时间的因果链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与未来，三者都在手拉手、肩并肩地连成一线，朝着浑无际涯的广义未来延伸，而且都将成为历史。遗忘历史难免受到历史的惩罚，篡改历史或捏造历史则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长沙被烧毁
有位湘籍好友曾经以抗日战争的全胜为背景，以今日中日两国之间实质性的外交关系为参照，进而指出：“结局的辉煌让我们忘记了过程的残酷，尽管我们曾经饱经苦难，但我们却不喜欢咀嚼苦难。直到当年失败的侵略者早已崛起并再次居高临下时，我们才感觉到面临新的竞争劣势，胜利者其实很苦涩。”
今年乃长沙火患77周年，我想为当年焚于文夕大火的数千名死难者的亡灵献上一分迟到的哀思，并对77年来在废墟焦土上忘我劳作的几代省垣人捎上异乡游子的一片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