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投身革命，屡历奇险，曾开四次追悼会，是有名的“半个朋友”

话说，东北解放以后，哈尔滨的领导人安排从莫斯科回来的老布尔什维克李敏然给高级干部讲党史。

李敏然专门截取了“立三路线”那一段来讲。

李敏然在会上详细分析了“立三路线”产生的原因、领导人的责任、从中应该吸取的教训等等。

这一堂课讲得那叫一个透彻，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声。

大家都说，果然是莫斯科回来的，水平就是高，分析得就是到位，讲解得就是精僻。

可是，有个干部不解，举起手来问李敏然：“您把犯错误的领导人的心理活动都讲得那么详细，您又不是他，冒昧问一句，您是怎么知道的？”

李敏然笑了笑，声音不高不低地说：“我就是李立三。”

什么？！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原来李立三早回国工作了，只是由于犯过大错误，李立三这个名字太多人知道了，不好开展工作。为了便于工作，他就把名改成了“李敏然”。

弄清楚了是李立三本人在讲“立三路线”后，会场上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不少人在多少年以后回忆说：正是通过听那次党课，才知道什么是一个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说起李立三，很多人只是知道他所犯过的“立三路线”的错误，并不知道他曾五次改名、四次开追悼会，是毛泽东的“半个朋友”、周恩来的老同学，并且还是安源大罢工、五卅运动、南昌起义等等气壮山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参与的领导者。

李立三家是诗书传家，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秀才出身，李立三有个哥哥，四岁能背唐诗，可是不到五岁便夭折了。李立三于1899年出生，那年，家里的一株百龄凤尾盛开了，父亲李昌圭给他取名李凤生，却又另起了一个小名：狗妹仔。

李立三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父母怕我夭折，取我小名不但改变了性别，还把我叫做畜生。

1906年，李立三上私塾了，父亲李昌圭又按祠堂的字辈，将凤生改名为隆郅。

1919年，李立三赴法勤工俭学，三年后回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人运动。行前，分部主任毛泽东认为李立三的名字“隆郅”工人不容易认识，就对他说：“你的名字难认又难写，建议你改一改。”

于是，李立三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能至，期间，还一度用名李诚。

1925年，李立三在上海闸北区去选举，在路上，邓中夏提议李立三用一个简单的名字便于选举。李立三在自传中说：“在火车上，中夏又说我的名字不好写，改一个吧!改什么呢?刚好看见三个人立在火车门口，中夏就说叫立三吧。所以自此以后我的名字就改为李立三。”

1930年，李立三犯路线错误，党中央决定他派他到苏联。在苏联，他改名为亚历山大拉宾。

说李立三是毛泽东的“半个朋友”，那又是怎么回事儿？

原来，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时，“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喜欢和同学们谈论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军事局势。

因为毛泽东知识渊博，又兼有雄才大略，自然就免不了曲高和寡。

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战友，1915年秋，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长沙各学校贴出《征友启事》，面向全社会“征友”。

在这次“征友”活动中，毛泽东一共征到了“三个半朋友”。

毛泽东曾在1936年跟斯诺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说：“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以后转向了。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分子。那‘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听了我要说的一切之后，没有提出任何明确建议就走了。”

李立三当时为什么“没有提出任何明确建议就走了”呢？

李立三后来回忆，他那时在长郡联中上学，是在长沙南城门看到这则手刻油印的征友启事。当时，他们几个同学经过一番分析猜测，推断出这“二十八画生”可能就是毛泽东，因为他们都听说过长沙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都想去看看他。就在中秋节那天，他和一个同学约在一起去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宿舍和自修室都没找到他，于是找到教室，看见毛泽东正坐在讲坛上聚精会神地看书。毛泽东比李立三大六岁，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先生，加上原来印象中他是一个“怪人”，李立三有些拘束，没敢同毛泽东谈话，却假装去看墙上贴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背后走过，看见毛泽东读的是《宋史》。李立三从他身后走过去了，毛泽东这才发现了他，就起身下了讲台向李立三走来，可李立三没敢同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后来，在与毛泽东相处的日子里，李立三闲谈中提起这段往事，毛泽东说：“原来是你呀！当时我同你讲话，你没有回答。”李立三却记得没有听到毛泽东同他说话。主席还说：“那次访友活动，只交了三个朋友，现在再加上你，当时我们没有对话，只见了一面，那就算半个朋友吧！”

李立三初次见毛泽东的时候，有些腼腆，但到法国勤工俭学和蔡和森一起被遣送回来后，他的狂飚性格已经形成。

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他的父亲李昌圭以为他刚刚回国，就问：“你留学回来准备做什么事？”

李立三答：“我要干共产!”

李昌圭哪里知道？这个时候儿子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他一个劲地吓唬儿子：“这纯属胡来!是自己找死!人家督军有那么多兵，那么多枪，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答：“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牺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干革命就会有牺牲，李立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一年5月，远在法国的法国勤工俭学支部有一小报报导了一个消息，说李立三在萍乡搞劳务运动被，被湘省督军赵恒惕部擒获腰斩于长沙市小北门外。于是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负责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为李立三举行了追悼会。

实际上，李立三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时，时为安源煤矿总监工王鸿卿曾出600大洋找人刺杀李立三，工人们于是自发起来保护李立三，从早到晚都有几十人个团团围住李立三，使敌人无从下手。

安源罢工的胜利，刘少奇说“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大家把功劳归于李立三，李立三却说：“群众终有力量，团结终有力量，个人决没有力量”；“只要认识了社会主义，就不要认识哪个人了”。

1925年5月15日，上海棉纱七厂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5月30日，上海2000余名学生到租界内演讲，声援工人斗争，结果上百名学生遭到逮捕，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总工会，号召上海人民起来罢工、罢课、罢市，由李立三担任罢工总指挥。上海奉系军阀邢士廉下令封闭上海总工会，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展开了刺杀李立三的行动。报纸上一度登出“李立三在汉毙命”的消息。上海纺织、海员、搬运几大工会团体，汉口、武昌、安源、大冶等地的工运组织和工人群众，纷纷举行不同形式的追悼会、纪念会，向这位工人运动领袖深表哀悼。

李立三对中国革命贡献除了工人运动外，还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最早提出者。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陈独秀停职，鲍罗庭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时，考察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

李立三到了九江，干练果断地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

他在九江第一次会议上说，依靠张发奎的“回粤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即使回粤成功，也由于我党开始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同张发奎的破裂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应该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行动。

经过三次九江会议，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0日晚上举行暴动。

可是，中央常委张国焘于7月27日晨到达九江后，带来中央最新意见，要起义推迟，重新讨论起义时间。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李立三大笑，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因为李立三的坚持，起义时间定在了8月1日凌晨举行。

可以说，李立三率先实践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

八一南昌起义成功后，李立三担任保卫处长，组织部队撤离南昌。

当部队行进到赣闽交界的武夷山黄峰岭时，李立三发现了敌情，来不及请示，亲自领兵出击，结果一夜未归。

起义总部以为他牺牲了，开了个追悼会。

会议刚刚开始，李立三回来了。

李立三笑哈哈地说，要给我开追悼会，还得等几十年。

几十年后，也就是1980年，由彭真主持，胡耀邦、邓小平、彭真、王震等人参加，沉痛悼念李立三的追悼会才正式在北京中山堂举行。

李立三一生最大的败笔就是“立三路线”。

1928年冬到1930年秋，李立三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之一。他不同意毛泽东实施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广大农村根据地的做法。1930年6月，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他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以为蒋、冯、阎展开的中原大战是“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提出中国革命势将成为全世界革命的最后阶级决战，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声称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

9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它在党中央的统治。

在会议中，李立三勇敢地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

会后，李立三离开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前往苏联学习和进一步接受检查，接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

李立三自我检查的诚恳态度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的赞许。

1946年元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东北，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首席代表，在哈尔滨同国民党郑洞国、廖耀湘谈判，同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阴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郑洞国在《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一书中回忆：

记得在1947年初的某一天，国民党长春市政府（那时长春已在国民党军队占领之下）举办舞会招待停驻该市的三人小组。彼时我恰巧亦在长春，故也应邀参加了。几曲舞毕，我走到舞池边坐下休息。少顷，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李敏然也走了过来，我们便随意攀谈起来。也许都是湖南同乡的缘故，两人聊得很投机。在谈到各自以往的经历时，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我在惊奇之余，忽然想到在黄埔军校时的好朋友贺声洋，是因追随李立三而犯严重错误的。不禁冒昧地向他询问起有关“立三路线”的问题。话一出口，我又后悔了，心想自己好糊涂，我同他非但没有朋友交情，而且还是敌对的人，此时提这些事不是令对方难堪吗？岂知李氏并未露出难为情的样子，反倒非常歉然地摇摇头说：“咳，以前真是乱搞哟！”接着又很认真地讲了一些自我批评的话。同李立三同志的这一番谈话，使我极受感动。尽管那时我心中对共产党还怀有很深的成见，但对共产党人这种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对任何人都不避讳自己的错误和过失的宏大气度，却不能不怀有深深的钦敬之意。

在东北，李立三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城工部部长等职，争取了滇军六十军起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的开国大典中，李立三就以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站在毛泽东身边。

50年代末，李立三到东北考察后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管理原则，被毛泽东概括为“鞍钢宪法”。

1999年11月16日，在纪念李立三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尉健行指出：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同中国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