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兵器到热兵器：明朝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火器竞逐

在朝鲜壬辰卫国战争中，明朝、朝鲜和日本三国的军队在作战中都使用了各自制造的最新式武器，将战场变成了十六世纪的高科技兵器——火器的实战效果展示场⋯⋯

土洋结合的明军火器

火药是当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之一，中国也是最早将火药用于军事的国家。早在明朝初期，军队的火器配备已初具规模。洪武时期，朝廷规定：“凡军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据此，明初军队火器配备比例已达百分之十。而到了成化年间，明军步兵中使用火器的士兵，已占到编制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明代的战争实践中，明军逐渐不再以人多势众作为取胜的主要条件，而开始更多地依赖武器，以火器的优势来争取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胜利，正所谓“火器之为利也，迅如雷霆，疾如闪电”，当时的明朝人颇带几分得意地宣告“中国之长技莫过于火器。”

公元1593年1月27日，应朝鲜方面的请求，明总兵官李如松奉命率近4万明军雄赳赳气昂昂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这支军队里，同样携带着当时令人叹为观止的种类繁多的火器装备。

佛朗机炮是明正德年间（16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一种新式火炮，即短管加农炮。佛郎机，本是明代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统称

在明军阵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舶来的“佛郎机”。16世纪早期，更为先进的西欧火器开始传入中国，对明朝火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522年8月，5艘葡萄牙舰船对广州进行挑衅，被明军击败，2艘舰船及20多门佛郎机炮被明军缴获。佛郎机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佛郎机是明朝对葡萄牙国的称呼，后将其火炮称为佛朗机。其炮的最妙之处，就是分母铳和子铳，装有火药和弹子的子铳，放入母铳膛内发射，这就避免了铳膛与火药、弹子直接接触而发生爆炸。因子铳是单个的，便可以发射一个子铳后换上另一个。几个子铳迅速更换，就能形成“弹落如雨，所向无敌”的巨大杀伤力。佛郎机炮的母铳不仅坚固结实，而且还装有准星，使射击的准确性大为提高。入朝明军使用的被称为“大将军炮”的重型佛郎机长1.4米，口径110毫米，重达1050斤，每门配子炮3个，轮流发射，“一发五百子，击宽二十余丈，可以洞众”，威力着实惊人。

除了洋货“佛郎机”，国产的虎蹲炮是明军的又一利器。此器因其形似虎蹲而得名，炮约36斤，为中小型火炮。它是由明朝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发明创制的。所谓“虎蹲”就是在炮口与炮尾处皆备有铁爪、铁绊，可以用大铁钉钉地，防止因发炮而产生的后坐力伤害炮手。此炮较佛郎机轻巧灵便，又能一发射上上百枚小弹丸，能有效杀伤密集进攻之敌。正因虎蹲炮与西洋火器相较仍有其优越性，为国货争气，所以在明中后期的明军火器装备中占有一定地位，直至清朝仍在使用。

三眼铳

与此同时，火器在明军的单兵装备中的比例也甚高。援朝明军分南军、北军。南军主要使用鸟铳（仿自西欧的一种火绳枪），戚继光认为：“诸器之中，鸟铳第一”。一名鸟铳手携带鸟铳一支，铅子（子弹）200枚、火药4斤、火绳3根。一个齐装满员的南军步兵营2700人中鸟铳手达1080人之多，占编制总数高达40%。至于北军则使用国产的三眼铳。相传崇祯帝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内城后，也是手持三眼铳作为防身武器，足见其在明代火器中的地位。按照时人的说法，“鸟铳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铳宜北而不宜南。”鸟铳须用手持，且风猛会将信药吹散，因此不适于气候寒冷、风大的北方。而三眼铳是由三支铁制单铳，呈品字形箍合而成，铳口有突起外缘，有道铁箍加固铳身，三铳共享一个药室，因此以火绳引燃火药后会三铳齐射或连射。有效射程在34步左右，而且弹药射毕，还可以“执此铳以代闷棍”击打敌人，非常适合北军尤其是骑兵使用。

独具特色的朝鲜火器

明军入朝之际，正值朝鲜李朝危急存亡之秋。李朝陆军之中，虽然也装备了少量诸如虎蹲炮之类的仿制“天朝”的火器，但士兵仍然更乐于练习弓箭。连作为统治阶级的两班贵族，都把射箭作为修德、娱乐的手段，名臣柳成龙曾悲叹道：“吾国军事只用弓箭，未能练就其他技术。”于是乎，战端一起，承平日久的李朝陆军便显得不堪一击，节节败退。以至于“天兵”（当时朝鲜对明朝军队的尊称）从跨过鸭绿江的第一天起，便成为战场上的主角，至于作为东道主的李朝陆军，就此彻彻底底地沦为毫不起眼的配角——当然，在今日韩国拍摄的历史影视剧里，李朝军队永远是这场战争中高大上的抗倭主力。

《露梁海战》绘画，描绘李舜臣与陈璘等指挥联合舰队大败敌船队，但在追击逃敌时李舜臣中弹牺牲

与陆战相反，李朝军队在海上的表现却可圈可点，在闲山岛、鸣梁、露梁海战中，李朝水军均显示了不俗的战斗力。连敌军的最高首脑丰臣秀吉也为之诧异，感慨“朝鲜人水战大异陆战”。毫无疑问，李朝水军的战斗力来自天才将领李舜臣与新式战舰“龟船”的黄金组合，龟船所装备的火器，正是其克敌制胜的法宝。

三层甲板的龟船剖面图

龟船设有三层甲板。火炮置于最上一层，弓箭手置于中间层，水手则部署在最下一层。龟船的主要武器，是“天”、“地”、“玄”、“黄”、“胜”五种不同口径的火炮。其中最大型的铜铸“天”字号火炮重达300公斤，口径达到140毫米，能够将13公斤重的实心铁弹打到数里以外。更有甚者，“天”字号火炮还能发射一种朝鲜独创的“大将军铳箭”，这是一种形状类似今天火箭弹的巨大木剑，长达3.6米，直径77毫米，在木剑的后面还贴着三片长约一米的铁板尾翼，箭头也用铁包裹，射程达500米。这种“铳箭”在开阔地的杀伤力很有限，精确度也不及弓箭和火绳枪，对陆军而言，有如鸡肋。但水军却不一样，当时的船只多为木制，水上移动速度也慢，铳箭一旦命中战船的木制龙骨，经常可以将其击成碎片，若是铳箭点上了火，敌舰更是难逃被火箭焚毁沉没的下场，杀伤力不言而喻。

青出于蓝的日军铁炮

相比之下，明军战场上的对手日军装备火器的历史并不久远。尽管早在13世纪的元朝征日战争中，元军的铁火砲（一种投石器，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火器”）已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直到16世纪的“战国时代”，日本的战争形态仍然停滞在200年前的水平：先由主攻部队发射“鸣嘀”，表示进攻开始，再由一勇士单骑驰前挑战，然后大队跟进冲杀。武士们擅长的战斗方式是“一骑打”，也就是单挑，武士们一个一个上前自报家门，挑战对方级别相当的将领。作为军队核心的少数武士败北之后，整个军队便树倒猢狲散，往往一场号称上万人的“合战”下来，伤亡只以百人计。

日本种子岛铳

情况在公元1543年发生了改变，当年，三个葡萄牙人乘船前往中国宁波，途中船只被大风吹至九州南部的种子岛。他们携带的火绳枪“发射时发出电光，声音如雷，闻者掩耳，银山可以破碎，铁壁可以打通”，令目击的日本人极为震惊，种子岛岛主种子岛时尧以各2000两黄金的价格买了两把火绳枪，这种被称之为“铁炮”的武器从此传入日本。

最初，日本人只能高价从欧洲人手中购得火枪，在与欧洲人的“南蛮贸易”中，火器是最抢手的商品之一，彼此敌对的日本大名经常互相竞争以获得最好和最多的铁炮。但很快日本人便掌握技术开始自行生产铁炮，其性能甚至青出于蓝。欧洲火枪有许多局限性，但经过日本人的潜心研究，在很短时间内便找出了解决办法。下雨的时候，他们用涂有防水漆的盒子罩住枪身，避免火绳和火药被淋湿。同时，日本人一直致力于把欧洲火枪中粗糙的零件进行优化，比如他们改良了火枪零件——螺旋弹簧，使之更适合发射。据说他们还发明了一种新式火绳，在雨中照样能够点燃，当时的欧洲还没有这种技术。

作为一种前膛装的火绳枪，铁炮长度80—185厘米，重量1.5—5千克。枪上有一金属弯钩，弯钩的一端固定在枪上，并可绕轴旋转，另一端夹持一燃烧的火绳，士兵发射时，用手将金属弯钩往火门里推压，使火绳点燃火药，进而将枪膛内的弹丸推射出去。其伤害力比当时的弓箭强。实战中使用的弓箭杀伤距离80米，确实杀伤距离40米，相对于此，火绳枪的杀伤距离200米，确实杀伤距离达50米。于是，铁炮在日本迅速得到普及，到16世纪末，日本已经成为东亚最大的火枪制造国。

日本战国时期的足轻（最低等的步兵）士兵及武器图，选自《武士的军队》一书

由火枪组成的步兵队伍，短时间内能够把非武士出身的农民训练成能够作战甚至战斗力强过武士的士兵。因此，在很短时间内，骑马武士的个人单挑被持有铁炮的足轻（步兵）集团对抗取代，从nhk大河剧《太平记》（1991年）中的凑川战役（1336年）与《葵德川三代》（2000年）中的关原之战（1600年）里，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日本的军队编成和战争形态因铁炮传入而发生的剧烈变化。战争的激烈与血腥程度与往日已不可同日而语。在1575年著名的长筱之战中，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的军队聚集了3000名铁炮手，周围由三层木栅栏和众多长枪手保护。他把铁炮手分为三排，一排装弹，一排传递，一排射击（“三段击”）。此战之前，日本人还未布置过如此庞大的火枪队伍，虽然对方武田氏也有火枪兵，但是数量和战术均赶不上织田军。由于武田胜赖过分信赖传统的骑兵战术，而英勇的武田骑士没有能够攻破信长的步兵阵容，“当信长数量庞大的火枪部队扣动扳机之后”，武田军伤亡上万，以惨败收场，就此一蹶不振。军事学家杰弗里·帕克这样评价这次战役的意义：“信长的步枪兵在长筱以新颖的战术击溃了武田方面久经阵战的骑兵。步枪的这种用法是战争史上应大书特书的事件，因为连欧洲人也还没有开创这样的战术”。

战场上的比拼

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当时独步东亚的铁炮技术成为其统治者侵略野心的“催化剂”。从当时东亚的军事实力来看，日本挑战庞然大物一般的明王朝的自信何在？除去丰臣秀吉个人的狂热偏执之外，他对火器威力的崇拜以及对自己火枪部队的充分信任可能也是悍然入侵朝鲜的原因之一。或许可以设想，如果日本没有火枪，其军队仅仅装备同时代的冷兵器，丰臣秀吉是否还会如此狂妄自大？

壬辰年的战争一开始，火器便成为战争的主角。日军依仗先进的铁炮，仅两个月就从釜山打到了平壤。1592年7月19日的平壤之战中，日军为掩护攻城部队，用铁炮射杀城墙上的朝鲜守军，因守城士兵所用弓弩的射程不及火绳枪，纷纷败退；柳成龙感慨日军铁炮“其致远之力，命中之巧，倍于（朝鲜）弓矢⋯⋯来如风雷，其不能当必矣”。日军遂轻取平壤。

转眼到了第二年2月8日，明朝援朝大军对日军盘踞的平壤城发起进攻。此战之中，日军在城墙上做土壁，多穿射孔，望之如蜂巢，用铁炮从射孔向外发射弹丸，令明军伤亡甚众；而明军则利用在重型火器上的绝对优势，用将军炮（120门）与虎蹲炮（20门）等火炮猛轰平壤城；铁炮在真正的大炮面前，犹如螳臂当车，毫无还手之力。最后遭受重大损失的日军丧失作战信心，主动退出平壤。此战，充分表现出火器的优越性，而敌对双方的火器亦分出了高下，明军的大炮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日军铁炮，赢得了荣誉。《（朝鲜）宣祖实录》之卷三十五记录了朝鲜国王李昖与其臣下李德馨进行的一番意味深长的问答，李昖问道：“铳筒（指日本人的铁炮）之声，不与天兵（指明军）之火炮同耶？”李德馨回答：“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状言；响彻天地，山岳皆动⋯⋯”李昖赞叹道：“军势如此，可不战而胜矣！”

此时的明军与日军，几乎与西欧国家大体同步地站在了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的门槛之上。可惜，火器在朝鲜战场的辉煌过后，在东亚的发展步伐却戛然而止。在朝鲜，战后的李朝很快又回到了修文偃武的轨道，武备的更新被弃之不顾，连龟船的制造方法也失传了；在中国，明末清初的战争一度刺激了火器的继续发展，但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中国火器就此停滞在17世纪，直到乾隆年间，清军装备火器的比例才恢复到壬辰年间明军的水平，而在鸦片战争里，清军仍在使用早在雅克萨之战中就被证明技术上落伍于欧洲的火炮、火枪；而在日本，铁炮最后一次起重要作用的战役是1637年的岛原之战。双方（幕府军与农民起义军）均使用了大量火器。这次战役以后，武士又回到以前的骑兵时代，僧侣继续苦练他们的黑羽弓箭，日本的工匠则每天都不停地打造盔甲和武士刀。如此经过250年和平岁月后，日本仍然停留在火绳枪时代。最后，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东亚的大清帝国、江户幕府、李氏朝鲜，相继被进入火器时代的欧洲列强强行叩开了国门⋯⋯

注：本文转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9月上，作者：郭晔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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