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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他收养毛主席的三个儿子,推动国共合作抗日,身份却是红色牧师

1960年,当年在陕北写出《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斯诺先生,来到中国访问,提出要见见当年帮助自己进入苏区的“王牧师”。

这个“王牧师”,就是中共特科成员之一董健吾。他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不止是护送斯诺先生去陕北,还亲手抚养了毛主席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更是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信使。

1891年,董健吾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的一个基督世家,他祖父曾经是清朝的县令,祖母沈氏是基督徒。在沈氏的影响下,董家所有人都先后皈依基督教。董健吾也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最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

大学毕业后,董健吾又读了两年神学,留校成为基督教牧师,在对其非常赏识的校长卜舫济身边当助手。

五卅惨案期间,董健吾带领圣约翰大学师生开展反帝斗争,在校园里降下美国国旗,升起中国国旗,最终和卜舫济决裂,辞去圣约翰大学的公职,到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

五卅惨案后,董健吾迅速与中国共产党接近。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理想破灭使得当时的革命青年集体走向悲观,而董健吾却在1928年义无反顾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董健吾在陈赓的领导下,加入特科,成为红队队员,击毙了出卖彭湃等人、并险些导致周恩来被俘的叛徒白鑫。

1930年2月,董健吾在上海创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当时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都在上海。担任幼稚园院长的董健吾把三兄弟接到幼稚园,悉心照料。1931年五六月间,毛岸龙突发高烧并导致腹泻,抢救无效不幸病亡。

到1932年3月,由于顾顺章等人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由董健吾接回家抚养。据董健吾后人的回忆,毛家兄弟在董健吾原配夫人黄慧光家里住了四年多。为确保孩子的安全,先后搬过三次家。

1936年1月,被日本逼得无路可走的蒋介石,决定与共产党在政治上实行和解,通过宋庆龄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试图以“政治解决”的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

宋庆龄就把充当信使任务交给了董健吾,并为其开具一张财政部西部经济特派专员的委任状,以应对路上可能出现的排查。

董健吾到西安后,和张学良搭上了关系。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到达陕北瓦窑堡,将蒋介石愿意与共产党和解的信息,向秦邦宪(即博古)、林伯渠等人做了汇报。由于此时毛泽东不在瓦窑堡,没能见到董健吾,也无从得知自己的儿子,此时正被董健吾一家抚养。

秦邦宪向毛泽东汇报相关情况后,立即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合致电秦邦宪并转董健吾,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等几项谈判条件。

3月,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的提出的谈判条件,回到上海向宋庆龄复命,为国共之间架起第二次合作的桥梁。

在西安和张学良搭上的关系,不但让董健吾顺利完成了充当国共之间信使的任务,还给身处上海危险之地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出路。

完成信使任务回到上海后,宋庆龄又派董健吾护送斯诺到陕北苏区。在西安期间,董健吾利用其在古玩方面的鉴赏修养,和喜欢古玩的张学良、赵四小姐打得不亦乐乎,还送给他们一套自己收藏多年的珍贵瓷器。

张学良执意要回赠重金,董健吾坚决不收。张学良提出满足董健吾一个私人要求,董健吾便说能不能送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去苏联读书。当然,董健吾并没有告诉张学良毛岸英、毛岸青的真实身份,只说是自己收养的革命子弟。

这次见面后,董健吾便回到上海。不久,张学良也到上海办公事,同时落实董健吾在西安所提之事。董健吾遂向上海党组织做了汇报,经组织同意后,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经由法国送到苏联。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董健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默默无闻。1960年斯诺访华,要求见见“王牧师”。有关部门多方寻找,才查到当年的王牧师就是现在的董健吾。

1961年,在陈赓的帮助下,董健吾被聘为上海参事室参事。文革开始后,董健吾受到牵连,1970年12月在上海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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