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之战：是清政府唯一获胜的近海防御战 是中国近代唯一取得全胜的海岸保卫战

公元1885年2月至3月，在中法战争中，清军在浙江镇海抗击法军的入侵。镇海之战有力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保卫了中国海域不受侵犯，是清军战胜外敌入侵的重要战役之一。

镇海位于甬江入海口，号称“海天雄镇”、“两浙咽喉”，正处于中国海岸线的中段，明清以来多次遭到海上之敌的进犯，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舰队运载远征军进犯浙江，曾大举攻击镇海，以舰炮摧毁甬江口两岸炮台并派兵登陆，两江总督裕谦投水殉职，镇海失陷。44年后，镇海海面又出现了侵略者的黑色战舰，这次来的是法国人。

中法战争爆发后，1884年10月23日，法国宣布封锁台湾海峡。次年2月26日，宣布对华实行大米禁运，企图切断清政府的漕运。为打破法军对台湾海峡的封锁，清廷派出南洋水师援台舰队，途中遭遇远东舰队。石浦之战，南洋两舰被迫自沉，三舰逃往镇海。孤拔率领的法国远东舰队继续追击南洋剩余舰只，同时为执行大米禁令，前往长江口搜寻运粮船只。2月28日下午7时，孤拔率舰队抵达宁波镇海口外。

此时的镇海，自中法开战之后便高度警戒。甬江口西岸的招宝山与东岸的金鸡山夹江对峙，形势十分险要。清军在此依山势修建了大量炮台工事，北岸招宝山一带筑有威远、定远、安远等炮台，南岸金鸡山一带筑有靖远、镇远、天然、自然等炮台。

在镇海防御体制中，浙江巡抚刘秉璋负总责，浙江提督欧阳利见负责前线军事指挥，海防营务处薛福成负责协调。欧阳利见出身湘军水师，而握有实权的刘秉璋是淮系重臣，前线将领大多为淮系，让欧阳利见有被架空之感。好在薛福成兼有湘军与淮军的背景，在其中居间协调。

由于马江之战损失惨重，清廷下令沿海戒备，这些督抚大员对战争将会波及镇海早有预见。刘秉璋下令在江口用沉船构筑封锁线，只留下不到100米宽的一处航道以供出入，另在航道上密布48颗电发水雷。欧阳利见亲率达字营、健字营以及练军驻守北岸，记名提督杨岐珍率抚标军队驻扎南岸，守备吴杰负责守卫南北炮台，前沿兵力约5000人。镇海口无论是陆上兵力，还是水道工事，防御相当严密。

2月14 日凌晨，吴安康率领“开济”等3艘军舰摆脱法舰追击，来到镇海。三舰“黑夜进口，并不关照我处”，而“开济”入港时胡乱下锚，竟拉断了2 根海底电线，导致16 枚守口水雷失去维系，更是让镇海守军十分反感。

浙江巡抚刘秉璋对南洋水师军舰不请自来的行为也大为恼火，认为连累了浙江，痛骂南洋三舰“如鼠畏猫”，不去迎敌却躲进镇海。让薛福成致电曾国荃请求调回三舰。面对浙江官员的极力抗议排斥，曾国荃立刻电令吴安康率领3 舰北返江阴。

而欧阳利见认为南洋舰只的到来可增强镇海防御实力，并不完全排斥三舰，而且自己很难节制吴杰等淮系将领，有了这三舰也可作为可用之兵。吴安康率三舰原本已离港北上，因听闻法舰逼近，吓得又逃回镇海。此后，在欧阳利见坚持下，南洋三舰暂时留在镇海协助防御。

南洋这三艘军舰都是在 1884 年初刚刚下水，其中“南琛”、“南瑞”是由德国建造的新式军舰，各自装备8.2寸阿姆斯特朗炮 4 门，4.7 寸阿姆斯特朗炮 4 门，以及37 毫米哈乞开斯 5 管机关炮 2 门等小口径炮。

“开济”为当时南洋水师最大军舰，装备有 210 毫米克虏伯炮 2 门，150毫米克虏伯炮 6 门，以及37 毫米哈乞开斯 5 管机关炮 4 门等小口径炮。这三舰的火炮数量多、射程远、火力强，远超镇海炮台的那些土炮。欧阳利见认为，有南洋三舰的协防，将会极大改变甬江口火力薄弱的局面。

到达镇海洋面后，孤拔并不贸然进攻，3月1日当天他亲自乘吃水浅的“尼埃利”号驶近镇海口，详细观察港内的布防情况。到距镇海口1.5海里时，“尼埃利”依托一座小岛礁停泊下来，孤拔在这里用军用望镜把镇海口的炮台布置、港口拦阻工事，以及工事后面的南洋水师3艘援台军舰仔细观察了一遍。

镇海口内的军民紧急备战。此时，除了南洋水师援台3舰外，还有因为运兵原因在这里停泊的南洋水师“元凯”、“超武”两艘军舰。因指挥系统不同，在刘秉璋支持下，薛福成赶紧居中协调，他急电南洋大臣曾国荃，请求严令南洋军舰同心守御。并向前线总指挥欧阳利见建议镇海口各炮台严阵以待，等到敌舰靠近，再百炮齐发。

薛福成还利用中英旧约，要求英国保护与镇海遥遥相望的定海不受法国攻击。最重要的是，薛福成还吸取马江之战的教训，把港内所有外籍引水员全部收买，不让他们为法舰队进港效力。薛福成的谋略和眼界，远远超过同时代一般清朝文武官员。

薛福成原是曾国藩幕僚，后到苏州书局任职，曾提出《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很快声名鹊起，被李鸿章揽入幕府，因此同时具有湘、淮两系背景。他作为李鸿章幕僚的一大功绩，便是识破并成功挫败英国人赫德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计划。

清政府筹建海军，指定南、北洋大臣为主持者，分别是沈葆桢和李鸿章，身为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却看上了总海防司的职务，企图将南、北洋水师的实权一手包揽下来。在他制定的海防司章程中，规定所有用人、支饷、造械各项要务均由赫德一人定夺，虽南、北洋大臣也不得干涉。

清廷的统治者昏聩无能，居然没有识破赫德的野心，就委任其为总海防司，全面负责筹划和建设新式海军。这项任命已由总理衙门行文通知，赫德以为木已成舟，大功告成。不料薛福成知悉了这一消息，大吃一惊，上书李鸿章诉说利弊关系，并献上一计：可正式通知赫德，叫他专管海军筹建，辞去总税务司一职。赫德自然不肯丢掉他经营多年的海关这块风水宝地，于是任总海防司一事就此作罢。

中法战争后不久，薛福成因博学多才，熟悉洋务，受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为清朝外交利益多方奔走，1894年7月归国途中染病去世，此时距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只有5天。

3月1日下午2时15分，中法镇海之战正式打响。4艘法舰向港口逼近，吃水较浅的“尼埃利”号冲在前面。杨岐珍首先发现法舰，下令炮台炮击。招宝山炮台射出的一颗炮弹落在离“尼埃利”号舰体40米外的海中，弹片打断了几根桅杆支索。

此时，吴杰命令炮台开炮迎击。吴安康也不像之前“一见法船舍命狂逃”，命令“开济”、“南琛”、“南瑞”三舰协同开炮，一时间炮声隆隆。“尼埃利”号坚持不退，利用排炮回击，击中招宝山东北角炮台。

由于镇海口航道狭窄，两岸炮台严密，加上镇海口水浅，拥有重炮的法舰“巴雅”和“凯旋”号，只能驶到距炮台1800米左右。“尼埃利”、“梭尼”号即使贸然闯入，其炮火也无法摧毁两岸炮台，而南洋水师3舰的舰炮威胁最大。双方炮战了2个多小时，法舰见无隙可乘，只得撤退。

战后据清军称，有一法舰的船桅和烟囱被招宝山炮台炮火击中，炮弹折其头桅，横木下坠，压伤多人，还传出伤者中包括舰队司令孤拔，后因伤死于台湾澎湖。

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孤拔在当天还给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发去电报，并未提及法舰被炮击严重损失和自己受伤的事，次日又发电报谈封锁，并无任何迹象表明他受伤严重。孤拔后来确实死于澎湖，但是因为疾病，而不是战伤。

初战告捷，但镇海守军不敢有丝毫懈怠。欧阳利见建议吴安康严加防备法军夜间用鱼雷艇偷袭。吴安康立即派出舢板 3 只，各配格林炮 1 门，洋枪 60 杆，在甬江口外彻夜巡逻。当晚，清军战报称法军派鱼雷艇2艘夜袭，被南洋三舰击退。而据法方记载并无鱼雷艇参战记录，此事至今还是一桩悬案。

自3月1日到6月11日法舰取消封锁镇海，镇海保卫战历时103天，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战斗，但南洋水师援台3舰和镇海军民一道同仇敌忾，发炮抗击，使孤拔4舰知难而退。尽管清军未能重创或歼灭入侵之敌，但从防御战的角度来看，没有丢失阵地就意味着胜利，哪怕是为此付出比对方更大的代价。从这个角度来看，“镇海大捷”还真不是吹出来的。

一直无所作为的南洋水师援台舰队在镇海总算发挥了作用，拖住了法国远东舰队4艘主力战舰，进一步牵制了法方有限兵力。远东舰队对台湾海峡及中国长江口的封锁漏洞百出，根本无法阻止中国的南粮北运和援台之举。镇海之战的胜利，是当地将士同仇敌忾、联手抗法的结果。提督欧阳利见大年初一就来到前沿阵地，积极准备抗击，现存于招宝山威远城内的“永清四海”碑，金鸡山顶的瞭望台，他手书的“督师御敌处”碑，都是筹划战备和指挥战斗的见证。

而浙江巡抚刘秉璋的运筹指挥也可圈可点，他知人善任，让李鸿章亲信薛福成到海防营务处负责协调，使湘淮两军在战时大体保持合作，提前预防中法战争中多次出现的湘淮派系矛盾的发生。当然，后来论功行赏，很快出现欧阳利见弹劾吴杰，刘秉璋攻击欧阳利见的闹剧，好在这已是战后了。

统帅亲临前线指挥本是军事惯例，甬江口两岸的炮台、江口的沉船水雷、严阵以待的守军，也是防御海上之敌入侵的必要准备，如果福州的军政大员能像镇海这样准备充分，就不会有马江惨败的悲剧，这也更加衬托了镇海保卫战的难能可贵。当然，南洋的海上战斗也进一步表明，弱小的中国海军不是法国舰队的对手，这种实力的差距并不仅仅体现在吨位和火炮上，还是全方位的对抗，指挥者的素养，水手的素质，即使按原定北洋水师的两艘战舰加入这次南洋作战，也很难改写战局。

不幸的是，镇海之战似乎是有清朝军舰参加的最后一场胜仗。10年后的甲午战争，南洋水师的“南琛”号战舰只能在捕捉走私船巴山号时显示存在，北洋舰队的“镇远”“定远”两舰在黄海与日本舰队展开面对面的对决，此后却自我封闭在威海卫港内，最终迎来了定远自毁、镇远被俘的悲壮结局。

当时，已升任南洋水师提督的吴安康没有率舰队北上增援，有人认为是因为战舰老旧落后，也有人认为他是在报复当年援台时北洋调走两舰的旧怨。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吴安康于1895年4月3日在上海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