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勋之后又有一人想“反民复清”

清朝晚清有一个运动名叫“反民复清”，她们以“推翻民国统治，恢复清朝王室。”为宗旨。在历史上著名的“辫子军”的将军张勋，就是其中的一位，张勋复辟是大家学历史的时候就听说过的。其实在清朝的老臣当中，除了张勋之外，还有一位满族后裔，他在清朝灭亡之后也一直致力于复辟清王朝，为此他还和日本人勾勾搭搭，但是最终也没能成功。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升允，姓多罗特，升允（1858年－1931年7月23日），姓多罗特氏，字吉甫，号素庵，八旗蒙古镶黄旗人。清廷授多罗特公，主要担任过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陕甘总督等要职。宣统元年，升允曾因上疏反对立宪，以妨碍新政之过失被革职，之后寓居西安满城。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重新被启用，任陕西巡抚，总理陕西军事。升允率甘军东进，连下十余城，逼近西安。1912年2月，清帝溥仪退位，甘军得知消息，拒不与革命军作战，升允西退。此后往来于天津、大连、青岛之间，结纳宗社党人，图谋复辟。1931年7月23日病逝于天津租界，逊帝溥仪赠谥曰文忠。

升允是一名十分守旧的保守派，在清朝朝中为官的时候，曾经反对过新政，这也受到了清朝的革职处理，在被革职之后，升允一直待在西安的家中。

后来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清朝正是用人之际，这个时候的升允再次被召回启用，开始进行反抗革命党的工作。

在溥仪宣布退位之后，清朝正式灭亡，此时升允所率领的甘军也不再和革命军作战了，但是虽然明面上没有战争，但是对于升允来说他的战争远远没有结束，他开始从事一些地下工作，到处寻找一些清朝的遗老，结党营私，和他们商议关于复辟的计划。

这些人都是清朝的一些顽固分子，他们反对溥仪就这样宣布退位了，还妄图恢复满清的皇朝统治，升允当时就和这些人勾搭在了一起。

再后来，升允听说了张勋已经开始着手复辟的活动，就前往徐州找到了他，在和他进行了面谈之后，升允前往日本，想要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来复辟清朝。

袁世凯死后，张勋便以徐州作为复辟活动中心，升允在徐州同张勋面谈后，便以张勋代表的身份，去日本东京，与日本首相寺内会商。《张勋与佃信夫》一文，讲过升允到日本东京时的情形：“寺内因病在家休养，特更衣接待。升允向寺内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形势后，寺内说：‘听说先生寄寓青岛，归国之后，届时尽可与日本驻军司令官大谷商量，不必客气。’叙及寺内的谈话十分恳切，富于感情。升允听罢，在感激之余，不禁啜泣起来，老泪横流，不能自禁，连连称谢，竟至语不成声。寺内也被这一为清朝矢忠的孤老遗臣的容态所感动，亦不觉滴下泪来。”当时，在日本和清季遗老间传诵过升允写的一首五绝：“老臣犹在此，幼主竟何如。倘射上林雁，或逢苏武书。”说明升允在日本是别有怀抱的。为复辟清室，他与日本勾勾搭搭的内幕中可以看出，升允是个坚决走日本路线的人物。升允回到徐州，向张勋回报时，带来了日人支持复辟的信息和丰厚的经费，从而坚定了张勋等人的复辟决心。张勋在1917年复辟清室时，曾授升允为大学士。在《奉新张忠武公哀挽录》里，收有升允挽张勋赞云：“呜呼！忠武遭时之屯，托梁公之委蛇，怀汉阳之贞纯；主盟徐方，誓师国门，伸大义于天下，奚可以成败论。”

但是不管升允如何努力，他的复辟清朝的计划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奏效，即使溥仪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曾经建立过伪满洲国，但是清朝的复辟终究还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升允为了复辟清廷东奔北走，颠沛流离，尤其是在主政西北十余年来以来，更是煞费心血，但终于一事无成，不免心情郁悒，渐染疾症，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21年夏，升允受他的朋友、著名的考古学家、金石学家罗振玉力邀，全家从青岛搬至天津罗振玉当时在法租界德邻里的一幢别墅里居住。当时，马福祥调任绥远都统后，每年派人赴津，向升允专致“敬仪”，每次约为银元数百元。1931年9月20日，升允病亡天津，时年73岁，停灵在北京东直门外的延寿寺。升允做寓公时，奔走间作诗以明心志：“老臣尚在此，幼主竟何如。倘遇上林雁，或逢苏武书。”看来，他是铁了心想复辟清王朝的。升允临终时，日本军方曾派人三番五次到府上打探信息，最后确人其已死亡才作罢。升允死后，废帝宣统溥仪赠谥曰文忠。升允女婿、国画大师溥儒为其作《神道碑》，将升允复辟不果，喻为“武侯尽瘁，天道可知；申胥空还，臣力尽矣”。这是站在清廷立场上褒扬忠臣的文字。一些有名的满清遗老前去吊唁，诸如铁良、文海等人，还有升允昔日旧部，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执弟子之礼携子马鸿逵、马鸿炳送了花圈和挽联，马福祥的夫人、马鸿逵的庶母马书诚（云亭夫人）前往升允灵前吊唁，并送去800大洋，不少日本政客也前去悼念。

纵观升允一生，除了对清王朝愚忠外，升允为官比较清廉，也曾做过一些造福桑梓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