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苏军竟一度赖在东北!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迅速进入我国东北击败日本关东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后,苏联为与英美等西方国家争霸,以延迟撤军来胁逼国民政府答应其在东北的政治企图,致使东北长达半年仍未为被中国接收。
与此同时,驻东北苏军又屡屡出现一些违纪行为,不但严重损害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还使中国民众,尤其是东北人民对苏联的感激之情逐渐被冲淡,并转为仇怨,纷纷盼望中国政府尽快接收政权,整顿治安。
1946年2月20日,东北兴安省府主席吴焕章接收兴安省(中华民国在抗战胜利后设的东九省的其中一省,简称兴)受阻,被迫折返北平。消息传来后,民众激愤不已,虽然国民党“党团事先并无主动”,但“激于爱国热诚之中立分子所发起”,重庆大学等14所大学的学生代表,除“中大以学生意见不一致,未参加罢课”外,其余的都决定“自20日起一律罢课,并定于22日结队入市区游行示威”。得此消息,对政府不满的国民党右派大喜过望,认为这是“打击中共”的好机会,并乘机挑唆。
此时,中共对苏联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也深感不满,从国家主权利益和民族大义出发,希望“苏联军队愈早退出东北愈妙”。
1946年2月22日,来自重庆20多所学校的两万多名学生、教职员工举行游行,沿途散发《告全国同胞书》《致苏联抗议书》等,“路侧民众,皆以热烈掌声,并随呼口号,且有燃放鞭炮”。与此同时,傅斯年等20位文化界人士也借机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要求国民政府“不得再有任何丧失国家主权及利益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但在当天重庆的游行中,由于国民政府对中苏交涉的事宜一直秘而不宣,加上国民党右派乘机造谣生事,扬言张莘夫等人乃“非法部队”所杀(注:1946年1月,中国地矿专家张莘夫等人在东北同苏军洽谈煤矿接收时,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将矛头指向中共。加上国民政府没有落实保卫工作,结果在“学生行列过后约20分钟”,国民党右派乘机指使暴徒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报社,并殴伤在场的工作人员。闻讯匆忙赶来增援的警察也在多人被打伤后,才制服暴徒,平息暴乱。
2月24日,反苏运动蔓延至全国各地。当天,重庆的“渔农工商及律师、会计师、医师、教育、妇女等团体”,组织“陪都各界爱国护权联合筹备会”,“通电全国各地民众响应”,要求苏军尽快撤走。之后,上海各民众团体成立了“各界维护东北主权委员会”,“举行十万群众示威游行”。其他如北平、武汉、太原、南昌、贵阳等地都举行了程度不等的游行示威,甚至连台湾也举行了“抗议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同盟”的示威游行。
中共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全国性反苏运动,除一再谴责暴徒的暴行外,也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表示:“我们与重庆学生一样关切中苏谈判与东北的现状和前途,我们确认,只有确保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才是中国与远东之福”;并肯定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从学生方面来说,大多数是纯洁的……是为直接的爱国心所驱使”;同时针对国民党右派的造谣中伤,指示党内宣传机构展开反击,重点打击“国民党内的法西斯反动派与特务机关”。
此外,中国民众运动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首先,美国各报刊纷纷报道“东方各隅游行示威,赞中国全国的学生运动”,并批评美国政府的态度“过于缄默暧昧”,认为“东北应立即归还中国”。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感到驻东北苏军威胁到自己的远东利益,态度转趋强硬,杜鲁门表示要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不然的话,俄国将在远东取日本而代之”。之后,英国的媒体也跟着抨击苏联拆运东北机械的行为“令人愤慨不平”;甚至连日本舆论亦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不容任何国家之侵略……深信中国日后必将收复被各国非法割夺之土地之主权。”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东北问题自然成为热议的话题。随后两天,反苏游行示威又在保定、开封、唐山、宁夏等地相继出现。眼看反苏运动又有再度大规模袭来的迹象,蒋介石赶紧在3月5日号召:“各同志必须平心静气,认识国内外之现实环境”,“不可以表面片段之观察,作愤慨空洞之议论。”同时,借助民众的声势,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递交要求“苏军即行撤退”的强硬照会。
由于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加上中国民众的“示威游行已使莫斯科感到自己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苏联极不情愿地向国民政府公布了苏军从东北各地撤军的具体日期:4月18日,苏军撤出长春;4月22日撤出齐齐哈尔;4月25日撤出哈尔滨。5月22日,苏联公开发表声明:“苏军已于5月3日全部撤退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