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两次东征

元朝建立后日本开始进入忽必烈视野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初，与他的先辈一样， 无外之名必高于天下 的理念根深蒂固。但是此时的忽必烈并不知马蹄不及的大海外边还有一个日本近邻，这在他于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立朝当月给高丽的诏书中可以看出： 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 在这里他用了 普天之下 一词，其中只提到了高丽和南宋，并未提日本。
后来让忽必烈知道日本国的有两个信息来源。一个是来元朝做生意和传教的欧洲商人和传教士，他们知道忽必烈喜欢听人讲述各地风土人情和远方异国的奇闻异事，这些欧洲人便投其所好，经常主动给他介绍他们了解的中国和外国的知识，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以使自己在元朝做生意和传教能够顺利进行。这其中，他们反复提到了日本，在给忽必烈介绍日本时，他们说： （日本）这个岛面积很大，黄金产量极其丰富，该国皇帝的宫殿极其富丽堂皇，屋顶全是用金箔覆盖，宫殿的天花板也同样是用黄金做成，许多房屋内都摆有很厚的黄金小桌，窗户也用黄金装饰。 （《马可波罗游记》）
另一个信息来源是已经臣服的高丽，高丽人也主动介绍日本情况以讨好忽必烈。至元二年（1261年），一个叫赵彝的高丽人还建议： 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 意思是这个国家是可以到达的，宜派人出使宣谕。
自此，忽必烈知道了大海东边的日本，而且是那样的富有。在忽必烈眼中，蒙古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何况此时元朝帝国已经建立，如此周边小国，应该主动前来，或归附，或通好。而这时的 海国 日本，竟然 无一乘之使 前来，对自己不闻不问，毫无声息，成何体统。
忽必烈很不高兴，让日本归附的渴求一下强烈起来。
忽必烈试图以和平手段让日本臣服未能奏效
虽然蒙古人惯于使用武力、从不把任何民族放在眼里，但开始的时候，忽必烈并没有想对日本动武，而是希图通过派遣使者以和平手段让日本臣服。
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忽必烈写好了一封措辞客气，但明显带有威胁和警告意味的国书： 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 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 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至用兵，夫执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然后选派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等人带国书，在高丽向导带领下出使日本。但是使者到了高丽巨济岛就因大风浪而返回，没能到达日本。
至元四年（1267年）六月，忽必烈再次派黑的出使高丽，严令高丽一定要把使臣送到日本。高丽国王考虑不必劳驾黑的亲自前往，便派其朝臣潘阜代替元朝使者传书。日本接书，认为元朝国书有无礼之处，决定不发回信。潘阜在日本滞留了五个多月，最后空手而回。
忽必烈不相信日本有这样的胆量敢于拒绝回答自己的诏书，决定再派黑的去日本。至元五年（1268年）一月，在潘阜陪同下，黑的到了日本的对马岛，日本人不许他们上岛，只收了元朝国书。国书送至日本大宰府，后又送至日本镰仓幕府。大宰府即天皇政府，镰仓幕府则是与天皇政府对抗的武家政权，是此时日本实际的政治中心。幕府首领北条时宗不同意回复国书。二月六日，幕府把国书传送京都，请后嵯峨天皇御览。皇廷经过商议，也决定 不回复 。潘阜在大宰府等了七个月，眼看又要空手而回，黑的他们只好伺机抓了两个日本岛民回来，算是交差。
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忽必烈又拟了一份措辞强硬带有威胁性质的国书： 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弛信使修好，为疆场之吏抑而弗通。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决定派外交家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携此国书出使日本。
赵良弼八月至高丽，九月十九日经对马岛到达日本九州岛，结果被阻留于太宰府西守护所，不准赴京都面呈天皇。赵良弼最后以日本幕府断然拒绝归附元朝的结果而回。
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再次派赵良弼出使日本。赵良弼于1272年春出发，于同年10月在九州岛东岸的今津町登陆。在日本期间，赵良弼一方面了解收集日本情况，一方面提出要求希望觐见日本天皇。他的要求被再次拒绝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说是否给元朝回书，我只等你们两个月时间，否则后果自负。日本天皇对此强硬态度表示出模棱两可的意见，但镰仓幕府坚决拒绝任何妥协，甚至不惜准备与蒙古人一战，然后把赵良弼粗暴地驱逐出境。
赵良弼于至元九年（1272年）六月返回中国，向忽必烈报告了出使日本受到的羞辱。还介绍了他了解到的日本的防务情况和风土民情。这期间，忽必烈又让高丽国王出面，或派使或致书，劝说日本认清形势，归附元朝，但都无效。
自此，忽必烈希图以和平手段让日本臣服的举措都落空了。
不得已只有采取武力征伐之策
历时七年的外交努力彻底宣告失败。惯于使用武力、动辄讨伐的忽必烈感到受到了侮辱，此时他的忍耐已达极限，元日之间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 还在赵良弼出使日本期间，忽必烈就已经派6000元军进入高丽，之后又征女真兵和水军万人以上，此时元军集结攻日兵力已达近20000人。又命高丽征兵5000余人。1274年1月，忽必烈对高丽下达了造船的命令，高丽征发民夫35000人，仅用10个月，就建造了大型船300艘，中型船300艘，补给水用的小型船300艘，合计共900艘，从而完成了他发动征日战争的最后准备。
日本人闻讯也不示弱，既然决定不回复元朝国书，也就开始做战争准备。年仅18岁的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命令九州的御家人构筑阵地，积极备战。还命令驻守镰仓的御家人依次西下，以加固九州的警备。战争已一触即发。
至元十年（1273年）十月，忽必烈下令征伐战争开始。命都元帅忻都和右、左副元帅洪茶丘、刘复亨，以及高丽将领金方庆，率25000元军和900艘兵船从朝鲜的合浦出发，大举征日。十月五日至十四日，元军袭击日本的对马、壹岐两岛。对马和壹岐守军只出动百余骑迎战，被元军悉数消灭。
元军随后侵入松浦半岛沿海诸岛，日本武士伤亡数百人。十九日元军兵船驶进博多湾。此时日本已调集御家军人数万，从二十日上午开始迎击元军。但日本武士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日本传统的战法是：先发镝矢（一种射出去有尖厉叫声的箭）为号，然后一名武士出列，自报家门，接着叫阵格斗。元军战法却不管这些，每战必一哄而上，面对日军只顾射杀，然后合围，尽数歼之。再加元军作战时必击鼓鸣锣，常使日军战马惊跃狂奔，无法控制。
另外，元军还有日军没见过的火药武器，火炮一响，其爆炸的轰鸣和闪光往往使日本武士晕头转向，陷入混乱。元军的弓箭小而力大，能射逾百米，而日本的弓箭大而无力，射程极短。激战至晚，日军节节败退，被迫退却到大宰府附近。
高丽将领金方庆看到当时形势对元军有利，力主连夜攻取太宰府，保住阵地以待援军。都元帅忻都却否定了金方庆的意见，没有趁晚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巩固阵地，而是令20000余元军回到船上休息，等待明日再战。
没想到，时至半夜，突然台风来袭，狂风巨浪压向停泊海上的元军船舶。这些并不坚固的木船，一下或翻或互相撞毁竟达200余艘，元军落水淹死者愈万人。海浪又把溺死者不断抛上岸来，岸边尸体堆积如山。好不容易挨到天明，剩下的船只不得不返航高丽。这次元军东征，便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但元军已失败返航的消息传递很慢，元军已撤的消息日本国内还不知道。突受元军攻击并失利，日本全国仍在惊慌中，战败阴云仍然笼罩朝野，类似元朝军队已经沿着东海道席卷日本的传言四起。
日本于恐瞑中举国掀起了祈祷神佛保佑的活动，诵经声昼夜不休，希望神佛庇护，渡过劫难。达官贵人们惶恐间竟有浮舟海上，将此身交于上天的打算。他们还不知道，这时的元朝剩余军队早已返航了。后来得到消息，日本人这才欢呼雀跃，对神灵的庇护更是笃信，感谢也也更虔诚了。
元军虽然突然之间不见了，日本国平安了，但日本人却一时惊魂难定，感觉前途未卜，担心元军会卷 土 重来。于是日本举国上下掀起了祈祷运动，求神拜佛祈求保佑国家。龟山天皇还赶写了许多 异国降伏 的字条到处粘贴，并请高僧主持做法事，一连搞了七天七夜。军事领袖们也刺血写经，求佛法拯救。而这时的普通老百姓则见菩萨就磕头了。
就这样，这次元军远征，就以日本人不明不白的 胜利 ，元军不可理解的 失败 而告终。
日本杀元使激发忽必烈再次兴兵讨伐
元军都元帅忻都回到国内后，掩饰了遭风退败损失了一万多将士的实情，以 人其国败之 的战绩上报忽必烈。意思是他们登上了日本领土，三下两下就把日本人打败了，初战获胜，然后就班师回来了。忽必烈信以为真，认为日本人看来好收拾，这次教训了他们一下，肯定老实了。因此，他志得意满，于大赏征日有功将士的同时，趁热打铁，再次决定派使者赴日，协商日本归附之事。
这次忽必烈选派的是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和书状官董畏，又给日本写了一封国书让他们带上。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杜世忠一行出发至高丽，带上高丽向导于四月登日本至太宰府，八月到镰仓幕府。没想到幕府当权者北条时宗根本不把元朝和元使放在眼里，不但不接国书，还一不做、二不休，竟不顾后果地把杜世忠一行三十余人杀掉，并枭首示众。
这时的忽必烈开始忙于灭南宋的战争，已顾不得杜世忠出使日本的结果如何。四年后，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灭南宋，元统一中国。忽必烈这才重新想起为何杜世忠一行至今毫无消息之事。南宋降将范文虎见状，考虑宋朝原与日本有着较好的睦邻关系，可能日本会给他面子，便奏请忽必烈，希望以自己的名义写信并派人致日本政府，请求通好。忽必烈同意，范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六月抵日，没想到周福八月即被日本人杀于大宰府。
忽必烈闻讯大怒，恰在此时，忽必烈得到消息，四年前他派的杜世忠那批使者早已被日本人杀害。忽必烈震怒不已，遂下定了再次武力东征日本的决心。当即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并特设征日本中书省，任命阿刺罕为左丞相，范文虎、忻都、洪茶丘为右丞相，李庭、张拔都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事，加封高丽王为中书左丞。战前部署和准备工作很快完成。
此次东征兵分两路，一路为东路军，由忻都、洪茶丘和金方庆统率，包括蒙古族军，汉族军和高丽军共40000人，战舰900艘，取道高丽，过对马海峡进攻日本。
另一路是江南军，主帅是元朝老将阿塔海，副帅是南宋降将范文虎。携江南军共10万人，战舰3500艘。由江南出发下海，直奔日本。但出兵之际，主帅阿塔海突患重病，暂不能出征，此路便由范文虎全权指挥。
两路元军由右丞相、名将阿剌罕任总指挥，并约定于同年六月十五日在日本壹岐岛会合。为长远计议，元军还准备了大量农具，计划登陆后屯田耕种。但元军两路大军缺乏配合，东路军也不等待江南军来到即独自冒进。 至元十八年（1281年）五月三日，东路军从合浦出航，开往巨济岛。二十一日登陆对马岛，受到日本守军坚决抵抗。二十六日，攻入壹岐岛，根据作战部署，应至此等候江南军会师。但忻都自恃有上次战争经验，又想夺头功，而无视壹岐岛会师规定，在对日本海防缺乏侦察与研究的情况下，贸然率军驶往博多湾。
六月六日，进入博多湾后，发现沿海滩头筑有石坝，难以登陆。忻都侦知志贺岛与能古岛防御薄弱，也无石坝，遂令舰队靠近志贺岛锚泊。从六月六日到十三日，东路军与日军在博多湾一带进行拉锯战。元军损失很大，被杀千余人，元军未能再前进一步。时值盛夏，蔬菜饮水供应困难，士兵又不惯海上生活，个个疲惫不堪，又遭疫病流行，病死者达300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回头再抢占博多湾显然难以实现，忻都遂决定于六月十五日撤出志贺岛，驶向壹岐岛，与江南军会师。
此时江南军进展迟缓，六月中旬先遣部队才抵达壹岐岛，与东路军联系。江南军统帅范文虎鉴于先遣部队早已出发，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尚未病愈到职的情况下，令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自庆元（今宁波）分批出发。
至七月末，两路大军才会师日本壹岐岛外海面。此时元军兵力已达14万，遂军势大振。本应乘势立即展开登陆战，进攻日本大宰府，但是两路统帅均迟疑不决，且意见不一，在海上迟疑停留一天。
这时突然出现台风前兆，一些将领觉察到天气变化，向忻都、范文虎提出需要赶紧采取防范措施。但未得到无海洋气候经验的忻都、范文虎的采纳。只有江南军张禧所部和也速穹尔所部，将战船做了分散锚泊处理。而这时其他大部分战船仍是 缚舰为城 ，紧紧绑靠在一起。
果然，第二天，即八月一日，台风真的来了。一时 暴风大扇，洪波滔天，烟飞云不敛，雷雨如暗夜 。元军4000余战舰在飓风中互相碰撞，大部分撞毁沉没，只剩下200余只。士卒大部落水溺死。只有张禧和也速穹尔所部避免了战船互相碰撞，损失较小。
台风过后，张禧和也速穹尔立即命部属救援落水将士，范文虎舰碎，抱船板漂流海中，被张禧救起。张禧立即向他建议，江南军士卒未溺死者尚有不少，且皆为青壮战士，可以重整旗鼓进行战斗，利用船坏将士义无反顾的心理，强行登陆，扩大战果。范文虎早已是惊弓之鸟，置张禧的建议于不顾，力主逃跑回师，还说： 还师问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 命将剩下的好船集结，丢下未死士卒不管，自行逃归。
逃归途中，过一海岛，见上有登陆未死战士4000人，张禧建议将其带回，范文虎不许。此时被遗弃在日本岛上的元军尚有近五万人，这些人自行推举一个被称为张百户的人为总管，日夜伐木造舟，准备回返。但很快日军来袭，元军孤立无援，战死半数。余下的二万余人为日军虏去至八角岛，后大部亦被杀。
就这样，14万征日元军已所剩无几，几乎损失殆尽。元朝第二次远征日本再次以惨败而告终。
元军虽然失败了，但忽必烈还不死心，至元二十年（1283年），又重提此事，并于当年八月，派如智和尚与提举王君治前往日本，后也因遇台风而还。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再次派如智和尚与参政知事王积翁出使日本，结果又因故中途而回。接下来忽必烈决心第三次武力征伐日本，而且计划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实施。后经大臣极力劝阻，终于宣布罢征。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