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当战役法军惨败的原因：法军准备远落后于普军

关于法军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一般都只讲到法国对战争没有充分准备，法军的装备、弹药和粮秣均无保证，统帅部展开作战行动迟缓。这都是事实。读过恩格斯的关于这次战争的《短评》以后，感到这似乎很不全面，也不深入。探索一下，似可以归结为三个原因：

一、法军准备不足，不能先发制人，初战受挫，就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终于一败而不可收拾。

如前所说，法国宣战的时候，莱茵军团以进攻的态势布阵德法边境。当时，法国如果能以优势兵力向莱茵河猛攻，突袭渡莱茵，向法兰克福和维尔茨堡方向推进，那就可以截断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的联系，打乱普鲁士的动员工作，各个击破从各地开上战场的德军。恩格斯指出：“不仅从政治上看，而且从军事上看，都是应该这样做的。"直到九月底，德军远远没有集中完毕，南德意志的军队正从各地向莱茵河上许多渡口集中。”法皇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乘德国还在忙于动员的时候进行突然袭击。”(11)路易·波拿巴从巴黎动身前往麦茨接任莱茵军团总指挥的时候，无疑是打算立刻命令法军越过国界，积极行动。但是由于以下三个因素，法军的作战计划在重要关头推迟了一星期。

第一，德意志人的民族感情的迸发，粉碎了任何一个这样的计划。路易·波拿巴面对的不是一个普王威廉一世，而是一个德意志民族;不只是普鲁士军队，而是德意志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十二到十五万人的军队也难以渡过莱茵河了。于是就需要用现有的全部的兵力来进行正规战以代替突然的袭击。一弹未发，法军就失掉了突袭的时机，路易·波拿巴取得初战胜利的时机也消失了。

第二，为了突袭南德意志，法国的计划是，十五万人应当集中在麦茨，十万人集中在斯特拉斯堡，五万人集中在夏龙。前两支迅速集中的军队预计在卡尔斯卢厄附近渡过莱茵河，同时夏龙的五万人应当向麦茨前进，以对付德军向法军的侧翼和后方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当路易·波拿巴到达麦茨的时候，这个计划便成泡影了。他发现麦茨只有军队十万人，斯特拉斯堡只有四万人，应当在夏龙集中的五万预备队远未集中起来。兵力不足，欲突袭却力不从心。

第三，这场战争，法国准备已久了;法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曾吹嘘一切都准备好了。事实上，军需部门也拖了及时发起进攻的后腿。出征所必需的各种物资，八月一日才开始分配，部队缺少起码的物品如行军水壶、行军锅和其它行军装具，肉是腐烂的，而面包又经常是发霉的。为什么军需供应如此糟糕?恩格斯指出：“在必需依靠久已形成的一整套贪污致富的办法向帝国的支持者慷慨行贿的制度下，不可能设想这种办法不风行于军需部门。”

法军的一周拖延，白白断送了战场上先发制人的时机。而德国方面却利用这个时间加速完成动员工作，源源不断地把部队送往前线，不仅改善了处境，而且取得了兵力上的优势。其结果，从边境上的最初三战已经充分反映出来了。路易·波拿巴无力先发制人，又无力后发制人，在战场不得不处处被动了。

二、指挥法军的将帅在形势变化的条件下，部署失宜;在应该退却的时候，不敢当机立断;因循贻误，进退失据，又往往断送了取胜的时机。

当初，莱茵军团的部署是为了进攻的，“对于防御，它完全不适用。”但是，由于法军丧失了突袭莱茵地区的良好时机，就应该依据战略形势的变化改变军事部署。当时，配置在边境上的法军，从维桑堡到锡埃尔克，分布在至少九十英里(近一百五十公里)的一线上。战线很长，要把两翼部队向中央集中，按当时的条件需要行军两天。法军统帅没有在丧失进攻的条件下，迅速采取措施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以致维桑堡之战、维尔特之战和福尔巴赫之战中，法军的其余部队同前线交战部队，由于相距太远，不能首尾呼应，及时前往支援。结果，法国“几个军被各个击破，还有什么奇怪呢?”主动进攻的态势变成了被动挨打的架式，哪能不败!

边境三战失败以后，莱茵军团的左翼和中路部队从边境退往麦茨要塞。莱茵军团的右翼部队，在麦克马洪的指挥下退往夏龙。当时，德军的集中既迅速又缜密，北德意志那支五十五万常备军都已开到前线同南德意志的军队会合。”这个巨大的数量优势的作用，到现在又由于军队指挥的卓越而进一步增强了。”在这种形势下，莱茵军团的动向是否得宜关系胜败大局。恰恰在这关键时刻，无论是巴赞还是麦克马洪都在军事上铸成了大错。

八月六日以后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是，德军第一、第二军团急速向麦茨背后迂回;第三军团很快楔入巴赞和麦克马洪两支部队之间，截断他们，使他们不能会合，甚至不能配合作战。在麦克马洪的部队很少有可能到达麦茨的情况下，巴赞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立刻向马尔纳河畔的夏龙退却是不是更好一些。何况，他的兵力包括骑兵在内也不可能超过十八万人。这样的兵力是根本不足以在战场上同敌人抗衡的。因此，如果他不想把整个法国奉献给入侵者，如果他不想使自己困在一个饥饿很快会迫使他投降或者迫使他在听任敌人摆布的条件下作战的地方，那末他对于立即从麦茨退却的必要性看来就不能有丝毫的怀疑，然而他仍在原地未动。”巴赞因循犹豫不决，等他开始退却的时候，德军已经迂回到他的背后了。经过八月十六日和十八日的两次会战，法军的退却完全受阻，十七万多人陷入重围。声名赫赫的莱茵军团-法国的希望和力量一在两个星期的作战以后竟不得不选择：或者在极其危险的作战以后竟不得选择：或者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冲出敌阵，或者投降;这是法国人所无法置信的。”

关于麦克马洪，在边境初战失败以后不率领所部向莱茵军团的主力靠拢，又铸成了军事上的一个错误。麦克马洪到了夏龙，离开麦茨的路易·波拿巴也到了那里，以后就呆在麦克马洪率领的部队里。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简直成了一个累赘。在夏龙，麦克马洪得到增援，部队人数增到十一、二万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未经训练的新兵。这支部队何去何从，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在夏龙和巴黎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夏龙，路易·波拿巴和麦克马洪正在踌躇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拒绝在八里桥内阁里出任陆军部长的特罗胥将军到了夏龙。他力陈，“巴黎周围的堡垒体系只有用来作为巴黎前沿军队活动的基地才能发挥作用。这是约在二十五年前隐约在修建堡垒之后的军事打算。特罗胥这样暗示，如果巴黎不陷落，就可以同敌人谈判停战，就可以使第二帝国免遭第一帝国的灾祸。”这就是说，他主张把集中在夏龙的部队用于防御巴黎的外围。路易·波拿巴和麦克马洪同意特罗胥的观点。但是巴黎政府坚持要麦克马洪去救援巴赞，路易·波拿巴又没有反对。这样，麦克马洪只得率领部队从夏龙经兰斯去援救巴赞。

由于德军已经楔入巴赞和麦克马洪的部队之间，随时可以从侧翼攻击麦克马洪的部队。事实上，普鲁士威廉王储统率下的德军第三军团一直监视着麦克马洪部队的动向。“在麦克马洪没有完全摆脱王储以前，他去救援巴赞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此其一。麦克马洪绕北道而行产生了另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所有直通巴黎的交通线都放弃给敌人;法国最后可用的军队从中心被引到外缘，并被故意配置在离中心比敌人目前离中心还远的地方。如果在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采取这个行动，也许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是在兵力比敌人弱得无可补救、差不多必败无疑的情况一这样做的。”麦克马洪的行动无异自投罗网，此其二。这种轻率的进军简直是唆使敌军俘掳全部的援军，其恶劣的后果已在色当战役中全部看到了。

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巴黎的攻守战是战争的中心环节。“如果巴黎被攻占，法国也许会屈服。”由于法军的精锐部队或在色当投降，或被围困麦茨，德军长驱直入，十多天就进抵巴黎城下。“国防政府”首脑特罗胥对巴黎的防御消极懈怠，萎靡不振，无决心，无毅力。因此，有时由于守备部队的坚决要求而进行的出击，例如九、十月间的三次出击，都无力给包围部队以严重的打击。十一月九日，奥雷耳指挥的卢瓦尔军团在库尔米埃战役里取胜之后，打算北上援救巴黎。但是单靠这个军团的力量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而需要巴黎的坚决行动来策应。十一月中旬，卢瓦尔军团的部队向北向西运动，企图绕过德国的监视军而突然出现在包围巴黎的德军面前。德军参谋总长毛奇感到局势严重，立即从巴黎外围抽掉精锐部队去加强监视军，包围巴黎的德军有所削弱。如果巴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攻击点从巴黎出击，“特罗胥赢得胜利是有把握的。”当时，德军第二军团从麦茨调往卢瓦尔河前线，尚未到达，正是法军解救巴黎的绝好机会。但是，只有卢瓦尔军团的运动，不见巴黎的及时出击。等到十一月下旬，德军第二军团已经开到。巴黎及其南北的法军虽然协同作战，同时出击，但是从麦茨开来的德军到达之前两星期的绝好战机已经消逝了。特罗胥等错过了解救巴黎的机会，并且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战略的失策，部署的错误，战机的纵逝，表现得够充分的了。

三、前线法军的具体行动经常受到巴黎的错误干预;法国反动统治者害怕本国人民的革命甚于外国敌人的进攻。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除军事原因之外，还有政治原因。

马克思说：“一八七○年法国的灾祸在近代世界历史中是无与伦比的事!它表明：官方的法国、路易·波拿巴的法国、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寄生虫的法国是一具腐烂的尸体”。法军军需供应影响军事行动，造成军事被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第二帝国的政治腐朽。这里再进一步说明，法国的反动统治者怎样从反动的政治需要要求出发，经常错误地干预前线的具体军事行动，招致失败;又怎样从反人民的观点出发，考虑战和问题，而走上投降道路。这都说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还有政治原因。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略应当服从政治要求。但这决不意味着前线的具体军事行动要处处受到干预特别是出于反动政治需要的错误干预。维尔特和福尔巴赫会战以后，莱茵军团本来决定撤退到夏龙兵营，第二帝国政府当初同意。两天以后，它又认为这“会对舆论产生不良影响”，干预向夏龙撤退的事。再加上巴赞的迟疑不决，因此而有巴赞及其部队在麦茨的被困。至于麦克马洪从夏龙出发去救援巴赞，行动轻率，“以致只能解释为出自政治上的需要，这最像一种coup de désespoir[绝望的行动]。")麦克马洪自己也知道，救援巴赞无疑于把他的军派去送死，但是巴黎政府特别是八里桥坚持要麦克马洪带兵前往。后来连路易·波拿巴也承认，这是“巴黎强迫执行违反兵法上最基本的原则的作战计划。”看来，色当那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格腊韦洛特会战以后，巴赞的部队又退回到麦茨要塞。几天以后，要塞完全被围。从后来投降的十七万三千人的数字看，巴赞的兵力不下于十八万人。包围麦茨的德军分散配置在长达约四十四公里的战线上，还被摩塞尔河分为两个部分。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不容怀疑。如果巴赞真正试图以他的大量军队突围的话，他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色当外围会战进行的时候，巴赞带兵突围，策应麦克马洪。而这次突围却非常无力，以致统率有十六个师的元帅，居然被德军三个师击退。巴赞的无能令人莫解。在巴黎九月四日革命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后，巴赞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放弃了从麦茨突围的打算。这位法国元帅曾于六十年代作为第二帝国的鹰犬，带兵侵略墨西哥，受到路易·波拿巴的“荣宠”。他以保皇派著称，因此十分仇视共和国。他被任命为莱茵军团总司令(原为第三军军长)，接替路易·波拿巴，决不是没有政治原因的。被围期间，他日复一日的无所作为以致日复一日地使突围成功的可能性减少，也不是偶然的。九、十月间，他竟参与政治阴谋，同俾斯麦进行停战谈判，要德军解除对麦茨的包围，以便他利用麦茨被围的军队去恢复法兰西第二帝国。由于双方讨价还价不成，谈判在十月二十四日破裂。三天以后，巴赞把十七万三千法军作为战俘献给了德军。巴赞非不能战，麦茨投降的政治原因大于军事原因。

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布尔巴基领导的东方军团，在伯尔福附近被击败以后，应当立刻向安全地带转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八万人的部队引入瑞士，在那里放下了武器。布尔巴基原为第二帝国皇家近卫军司令，九月间还奉巴赞之命到英国作了一次神秘旅行，同流亡在那里的前摄政皇后欧仁妮勾结，商讨对德投降以恢复第二帝国的事。据此，“人们对这位皇家近卫军前任司令的忠诚当然会产生怀疑。”法国东方军团的被断送，不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同政治有关吗?

无论是第二帝国政府还是“国防政府”，都患着害怕法国人民和害怕人民起来革命的不治之症。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路易·波拿巴、皇后欧仁妮，内阁首脑奥利维耶和他的后任八里桥对前线军事的错误干预，往往出于害怕巴黎发生革命的顽症心理。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国防政府”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表面上扬言：“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堡垒上的一块石头”而他在私下里写信给内政部长甘必大却承认，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国防政府”的首脑特罗胥曾经扬言，他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实际上在共和国成立那天晚上，他就否定巴黎有抵抗普军围困的可能。这等于向他的同僚宣告，他的打算就是使巴黎投降。特罗胥是“七月王朝”的忠实走卒，是奥尔良派的保皇派。他极端害怕巴黎的拉一维勒特、伯利维尔和其他一些革命的市区，害怕这些市区的劳动人民甚于害怕德军。围城期间，各方面都要求特罗胥坚决进攻，但特罗胥始终拒绝这样做。他认为这种做法会把巴黎献给“蛊惑家”(他心目中的革命派)。出于这种反人民革命的顽症心理，他消极懈怠，在有利的时机按兵不动;没有利用巴黎被围的几月时间训练军队，加强城防力量;组织出击，软弱无力，甚至别有用心。同样出于这种顽症心理，“国防政府”对于乞和投降倒是颇为积极的。它成立之初就派梯也尔到欧洲一些朝廷游说，以废共和、立国王为条件，乞求各国出面调解。九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德军兵临巴黎城下的情况下，法夫尔当面同俾斯麦谈和。“国防政府”投降活动持续不绝，一直到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德法签订《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一系列事实说明，“国防政府”走卖国投降道路又是出于政治原因。

还得指出的是，就在巴黎投降前夕，法国仍然具有继续抵抗的有力因素：第一，法国人民的抗敌精神丝毫未减，这充分反映在敌后人民组织的“自由射手”所进行的游击运动有所增强上。第二，法国广大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加上北部局部地区并未沦陷，这些地区占法国本土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人口也占三分之二，人力和物力资源远未枯竭。第三，法国还有一些未被占领的要塞地区，还有一支完整的海军，其舰队可以用来维持西部和北部之间的联系，并在沿海战略要地之间运送军队。第四，法国的主力部队崩溃了，投降了，但在签订投降协定时，巴黎之外还有正规军十三到十四个师，甚至十六个师。恩格斯估计，一月间，在训练营中至少应当有二十到三十万人，可以在短期内训练得能够迎击敌人。“只要法国还没有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我们便看不到任何足以迫使法国投降的理由。”形势并未绝望，法国统治者还是投降了。很明显，他们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巴黎的革命人民。

第二帝国政府原来企图靠战争胜利维持它的统治，“国防政府”又企图借投降防止人民革命。事情都向它们愿望的反面发展了，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