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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民国文坛轶事:章太炎曾讽刺孙中山是'魏忠贤'

民国的人与事,有许多在今天都不可思议。我有时翻阅彼时的报刊,见读书人的种种文字,心甚向往,觉得今人已不复有那时的冲荡了。中国的历史,六朝与唐宋时的士人有几分傲骨,给时光留下了诸多亮色,后来的读书人就难见那样的气象了。唯有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狂士辈出,遗绪一直延续多年。我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那时的风尚:

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集外集·序言》)

鲁迅那一代人,是曾崇尚血气的,“尚武”在那时连女子也曾有过。秋瑾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周作人在回忆录里谈到过绍兴人的孤傲,鲁迅那个“戛剑生”的笔名,倒可想见当年的情形。你能想到他骑着马在南京城奔跑的样子吗?若是能看到那时的神采,史学家们不知又要生出怎样的感慨了。

鲁迅喜欢以“狂人”的形象隐喻所经历的人生。不过要谈人的放荡不羁、独往独来,鲁迅、周作人就要退避三舍,将这美誉让给陈独秀。陈独秀的狂表现在多方面,不像同代的友人做人谨慎而文章放荡。陈氏做人不守旧规,为文亦傲气袭人。“五四”前后,有癫狂之态者很多,但像陈氏那样倜傥的人,却不多见。我们现在谈那段历史,当惊异于陈氏的奇特之举。中国读书人的狂放之风,在他那里可谓达到了极致。

几年间我搜集陈独秀的照片、信札,翻阅相关的史料,被其风采吸引。他是个硬朗的汉子,一生做的都是奇事。言行举止,非儒学化,有点离经叛道。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往往能行。有一段故事,大概可看出他的个性。1902年秋,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时,和留日学子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有过诸多交往。那时鲁迅也来到了东京,正在学习日语。不过鲁迅与人交往不多,像个静静的看客,没有什么过激之举。陈独秀和邹容却已显出个性,不久就演出了一场恶作剧。大概是1903年春,因为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恶气扰人,陈独秀遂与友人伺机报复。有一天夜里,陈氏与邹容等偷袭姚昱的住所。他们把姚昱抱住,陈独秀拿出剪刀,将其辫子剪了下来。此举在留学生中传出,一片喝彩。但陈独秀却因此不得不回国了,因为惹怒了官方。这一故事后来成了留学生久传的段子,鲁迅想必是颇为兴奋的。那时的留学生,大多留着辫子。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做“里通外国”,被视为“汉奸”。姚昱的被戏弄,其实是对该人的惩罚。鲁迅对“姚昱事件”的过程,应当是清楚的。他的同学许寿裳,当时就跑到留学生会馆看过热闹。现在推断,鲁迅与陈独秀在东京碰面的概率很高,只不过没有材料证实,不好妄断。其实即使见面,也难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那时候他们还都没有什么名气。

鲁迅交往的人物,好几位都和陈独秀有关系,个别的关系还非同寻常。比如苏曼殊、章太炎。还有一位,鲁迅后来痛恨的人物章士钊,和陈独秀竟是老友,且一度亲密无间。不过这几个人物与鲁迅多是文字关系和学术上的交往,与陈氏则不同了,有的过从甚密,乃至于同吃同住。陈独秀和苏曼殊、章士钊的往来都在早期,很有些旧式怀才不遇的士大夫气。他们之间的诗词唱和,亦带明清读书人的遗风。比如苏曼殊,他与鲁迅、陈独秀的交往,也能看出当时狂士的风尚。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每每被后人追忆,都有些趣味儿,像他那样柔情万种、放浪形骸者,的确是难得一见的。

苏曼殊1884年生于日本,父亲是中国人,母亲乃日本人,可谓是混血儿。大概是1907年,鲁迅结识了他。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云:

他(指鲁迅)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很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的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

鲁迅他们要办的《新生》,预想得很好,大有一番抱负。但是因资金的原因,最终流产了。何以吸引苏曼殊来,由谁介绍,都没有文字记载。只是鲁迅在一篇名叫《杂忆》的文章里,谈到了彼此的相通之处:都喜欢浪漫的诗人。那文章的开头写道:

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

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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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的汉语本来不行,后因陈独秀、章太炎、章士钊诸人指点,长进很快。鲁迅那时欲与其联合,大约也是看到了其间的奇气。他后来写的小说、诗,都有一点悲怆,是颇有诱力的。鲁迅之前,小说写得很有张力的作者,应当说非曼殊莫属。该作者的许多作品风靡一时,陈独秀还为其写过序文,可见当时的影响力。有趣的是,还是在1903年,鲁迅埋头于译雨果的随笔《哀尘》等文时,苏曼殊则同时译了雨果的《惨社会》(现通译为《悲惨世界》)。该译文经陈独秀修改润色,发表于《国民日日报》上。周作人回忆说,鲁迅看了那译文,印象很深,对苏曼殊自然有了好感。苏曼殊在1903年后译的一些作品,大多为鲁迅所喜爱,1907年,当他出现在鲁迅身边时,立即被吸纳到同一营垒里是必然的,说其为同路人也未尝不可。他与鲁迅的交往很短,远不如与陈独秀的友谊那么久远。苏氏与陈氏相识于1902年,直到“五四”前一年去世,与陈独秀的关系时断时续。《新青年》创刊后,还能在该刊读到他的小说,那该是陈独秀所邀的。陈独秀对苏曼殊的浪漫生活和率真性格颇为欣赏,有时谈及其学问,也有赞佩的时候。这在陈独秀是少见的。1907年,看了苏曼殊所译的《梵文典》后,陈氏赋诗一首云: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

众声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

(《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数语爱奉一什丁未夏五》)

曼殊的颓废、浪漫、好学,以及诗人气质,都深得陈氏喜欢。后来两人渐渐疏远,有些道不同的缘故。但陈氏对他的真性情却念念不忘,晚年的时候念及曼殊的一生,常有动情之处。台静农追述说,陈氏念及这位亡友,神色黯然。也可见他对亡友的挚意。

追记那个时代,文人多感伤和复仇的意识,浪漫的东西自然很多。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等,就气韵不凡。苏氏的小说除感伤的东西外,个人主义的因素历历在目。比如写暗杀,画贫弱之人,都是陈独秀所关注的内容。他好像在这位友人的笔墨间,感受到了相近的体验。文学作品,往往有文人的某种寄托,曼殊多感伤,用情亦专,所以小说写得让人心热。我们看那个时代的风气、社会心理,有时就不得不在文人的墨迹里驻足。骚客与狂士提供给人的想象与暗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影响鲁迅较大的前辈学人是章太炎。1907年,就是鲁迅与苏曼殊结识的同一年,陈独秀也与章太炎有过接触,还与章氏一同加入了亚洲亲和会。鲁迅与章太炎是师生关系,曾随章氏学习文字学。而陈氏则是章太炎的客人,并无深交。章太炎在世的时候,鲁迅对他很客气,亦无谈论他的文章。而陈独秀则快言快语,对其爱憎参半,爱其学识之深,斗士风骨,又憎其混迹名流之间,未保晚节云云。不管鲁迅、陈独秀对章氏的看法如何,以狂士闻名的前辈章太炎,多少感化过“五四”这一代人。

章太炎在学问上的高深,世人是公认的,但他的狂狷、傲世,尤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弟子中有此特征者甚多。黄侃的倔强,钱玄同的雄辩,曹聚仁的独行,都含有某些章氏形影。鲁迅身上峻急的一面,和其师也有吻合的地方。或说,老师的气节,多少感染了弟子们。那是时代的风气:康梁多狂语,章氏喜厉言。邹容以身殉道,秋瑾血溅刑场。而诸人之中,章氏的形影,让鲁迅久久不忘,印象是抹不去的。鲁迅和章门弟子相遇时,偶谈章太炎,口气颇为尊重。当然其中少不了先生的逸事。学生中喜谈老师的学问者多,自然也免不了谈那些桀骜不驯的往事。比如怎样骂人,自称为疯子;怎样临危不惧,置生死于脑后;怎样衣食无序,孤行己意。曹聚仁和鲁迅谈天时,大概涉及于此。看二人的通信,可以证明此点。曹聚仁1934年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说到了老师的“疯”,很有意味:

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叫做章疯子。清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康氏徒党,恨之刺骨!两湖总督张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钱恂介入幕府。时梁鼎芬为西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先生:“听说康祖诒(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太炎先生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为之大骇!民国二年,袁世凯诛戮党人,絷先生于北京龙泉寺,后移札于钱粮胡同,先生每与人书,必署“待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联云:“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开,更证实了。

章太炎的影响力,在民国初已达到别的学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他的弟子有许多执掌北大教席,对现代语言文字学的普及,推力很大。到了1930年代,章氏以讲学为生,门徒甚众,学生每每以沾到老师之光为耀,遂变成了一种学术偶像。平心而言,章太炎的学问阔大而幽深,后来得其真谛者不多。鲁迅向来不喜欢以弟子自居自夸自誉,对学界蛀虫常常嗤之以鼻。他的赞赏章氏,有另样的眼光,就与周作人、钱玄同大大不同了。鲁迅以为,师徒之间不必以旧礼相处。师若荒谬,不妨叛之。所以看鲁夫子的言和行,倒仿佛真的得到了老师的某些遗风,比如傲世独立,依自不依他,等等。章门弟子中与老师最近者,反而愈远,精神相通的寥寥。鲁迅与章太炎后来的接触几乎中断,但细细打量他们的“孤”与“傲”、“独”与“狂”,却蕴含着现代史的诗意。思想者与自己周围的世界,并非相容的。

读民国文人的著作,你有时不禁发出笑声。在凄苦的生活里,文人学者每每以醉态笑看江湖,其状与魏晋风度何其相近,即使像周作人这样以平和态度写作的人,文风亦见刀影,隐含着戾气。周氏经常称引古人的一句话:“为人先须谨厚,文章且须放荡。”如果只看周氏温和的文章外表,不解其内在的隐含,那会误读这位人物的。他晚年万念俱灰,在背着“汉奸”的罪名的日子,苦译了路吉阿诺斯(现通译为琉善)的对话录,用意非同寻常。路吉阿诺斯是真正意义上的狂士。他骂名人,诋贵族,嘲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怀疑主义与雄辩气洋溢其间,后来德国的尼采,是沿着这条古希腊文明的道路前行的。周作人一生以雅士的面目诱世,内心却有“流氓气”,与古今中外的狂士为伍。王充、李贽、俞理初的高傲气,一直是他崇尚的,并说这三人是中国历史长夜的三盏明灯。即便是晚年潦倒,陷入苦海,内心依偎的,仍是路吉阿诺斯那种独往独来的辩士。此类遗风久被学林,而唯“五四”学人尤烈,遥望历史,今人是要深感惭愧的。

古人每言及“竹林七贤”,神往之色浓浓,原因是自己的身边鲜有此类人物。鲁迅那一代人可就不同了,他周围有趣的人物是那么多,留下的故事一时难以说尽。在纲纪毁坏、旧屋欲倾的时代,文人的表演每每与古人相反,所谓除旧布新、乱世出英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狂人之中有真伪之分,高下之别。鲁迅就不喜欢钱玄同,章太炎抨击过吴稚晖,陈独秀与黄侃有隙等等。凡此种种,让人窥见了通脱之人又多不通脱的一面。中国的士风到了现代,是一次巨变。各路豪杰也涌现于此时。但后来天下归一,此类人物逐渐消失,很有“广陵散绝矣”之叹。现在的青年也偶有模仿狂士者,但不知为何,总是不像,有点流氓态了。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道。进化与退化,有时和时光的流逝是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