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民国总统袁世凯和段祺瑞是如何操纵舆论的？

1917年一战期间,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总统府和国务院)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尤其在对德宣战这个问题上,充满了火药味,是“府院政潮”的一支小插曲。看似一个外交问题,是国家利益的权衡,其实是两人争权的表现,两人都想大权独揽。

黎元洪认为,“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而段祺瑞则认为:“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以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就像专制皇帝一样!”——总统既有特权,他这个内阁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成了附庸。因此,谁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争赢了,就表明谁一步步抓得了话语权。

但是在对德宣战这个问题上,段祺瑞不仅遇到来自黎总统的阻力,还有来自国会的阻力,国会并不认可参战案。5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到国会,5月8日,国会开会讨论,没能形成统一意见。为了争权获胜,段祺瑞就想出了一个法子——雇佣五毛党,组成“公民团”,假造民意,包围国会,胁迫通过对德宣战案。

当天,北京城突然冒出“五族公民”、“陆海军人代表”、“北京政学商界”、“北京市民”等游行队伍,他们手持白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国会附近,人数有两千多,看见议员走过,就把各种各样的“请愿书”和“警告”传单塞过去;如果议员拒绝接受,“公民”就把他们拉下车来进行殴打。“公民团”威胁国会,并提出三项意见:一是要求国会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二是国会如果不通过,就要求解散国会;三是政府如不肯解散国会,公民将自动捣毁国会。总之,不达要求,他们就对国会和议员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据说,那些摇旗呐喊的“公民”,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里的军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扛夫和失业游民。因为这事是段祺瑞一手导演的,所以国会外维持秩序的警察与他们相处融洽,并没有驱散他们;相反,国会工友从外购买食物回来,准备给议员食用,却被五毛党团团围住,抢夺一空。

“公民团”包围国会的问题一直僵持到晚上9点,对德宣战案迟迟未获通过,有一些“公民”开始向议院内投掷砖瓦,恫吓议员接受他们的要求。不料一块飞石击中了跑来国会采访的日本联合通讯社记者中野,段祺瑞害怕因此引起外交事件,这才命令警察驱散“公民团”。

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北京的《醒华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个读者自称就是当天围攻国会的“公民”之一,叫王合新,他在这封读者来信里暴露了当天的丑剧:“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12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散时立付。并云,将名册造成具报总理(段祺瑞时任总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晚)8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两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而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账,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

原来,按照孙中山的允诺,如果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襄赞革命,国会就选他做正式总统。袁世凯耍了个手腕,果真逼退了清帝,他觉得选他做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自在预定之中,袁世凯盼望这一天也盼了很久。

1912年10月6日,国会会议召开,准备选举中华民国正式总统。虽然袁世凯手中拿了最好的牌(黎元洪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袁世凯害怕国会中第一大党国民党从中作梗。当天的宣武门大选会场虽然有正式军队荷枪实弹,但仍然被三四千人的“公民团”团团包围,两者相处融洽。这些“公民团”由洪帮首领张尧卿率领,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公民团”,不如说他们是公民打手,他们“代表民众”来表达“民意”,警告每位议员:不选出袁大总统,不准出场。

在众议院会场,国民党、进步党及各小党派议员共到七百五十九人,需投票三次,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唱票,每次约需四小时,少说也要两三天。但议员们被“公民团”死死围住出不来,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开会。进步党议员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瘾君子烟瘾发作,哈欠连天,涕泪满面,扯发撕衣,丑态百出,但是“公民团”决不通融,就是不让他们出来。烟鬼们实在熬不住了,他们到处找国民党议员,作揖讲好话,哀求他们放弃自己的想法,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点回家。

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面包点心,说是给拥护袁总统的议员们食用的,“公民团”让送进去了;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物,“公民团”就不让送进去,“公民”们还破口大骂“饿死活该”,国民党议员只能在会场忍饥挨饿。

经过两轮投票,袁世凯获票都没有过半,还得继续投票。第三轮投票时,天色已暗,这时,一些饥肠辘辘的国民党议员也动摇了,袁世凯终于得票过半。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掌声稀稀拉拉——国民党议员不鼓掌;进步党中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会场外,“公民团”听说选出了袁世凯,领了报酬一哄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