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格到汉奸 揭秘民国女间谍川岛芳子叛国之罪

日本侵华期间“极负盛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不但在中国窃取情报，而且还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和“满洲独立”等重大活动，并亲自导演了“一·二八事变”等事件，被称为日本谍报机关的“一枝花”。抗战胜利后，川岛芳子被民国政府以汉奸罪起诉。

金璧辉准时提到，着白毛衣、绿西服裤。由法警押入法庭，曾向庭长和律师鞠躬。于受审时，神色自若，狡词巧辩，毫无愧容。”1947年10月15日川岛芳子的出庭公审，当时的南京《中央日报》做了这样的报道。她“当庭承认系前清肃亲王之女，由日人川岛浪速收养。9岁时复认多田骏为义父，且与头山满、松冈洋右、近卫文、东条英机、本庄繁、土肥原贤二过从甚密。但否认有叛国行为，金璧辉答庭长之询问称，她之思想是以清室为中心……”

日本侵华期间“极负盛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不但在中国窃取情报，而且还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和“满洲独立”等重大活动，并亲自导演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以及偷运末代皇后婉容等事件，被人们称为日本谍报机关的“一枝花”。抗战胜利后，川岛芳子被民国政府以汉奸罪起诉。对川岛芳子感兴趣的人群在预定公审日期蜂拥而至，使得庭审不得不两度延期。

1947年10月8日，对川岛芳子进行了第一次公审。由于看热闹的人拥挤不堪，结果审理不得不取消。10月11日的《朝日新闻》做了如下的报道：“因为是公审东方的玛塔·哈丽，所以这天有三千多名看热闹的人……一齐拥进了小小的法庭。狂热的群众，有的把窗玻璃挤碎，有的把椅子踩坏，造成一片混乱。”约一周后，10月14日的第二次公审，南京《中央日报》报道：“惟因旁听人数达五千人，秩序紊乱，故开庭后不及半小时即宣布延期。”

10月15日才第一次顺利地进行公审，10月16日午后1时50分又开庭审判，南京《中央日报》报道称，川岛芳子的答辩态度如下：“凡对自己有利的问题，她都能做出清楚的回答。一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便故意躲开问题，并以‘你怎么知道的？’来反问庭长。她还申明：自己衷心热爱中国，尽管加入了日本籍，还是发誓忠于清王朝。”法庭以这次公审作为终审，决定于10月22日下判决。

公审时川岛芳子头脑清醒，她当庭承认了自己的身世和过往经历，但坚决否认叛国，川岛芳子很清楚，如果承认叛国，那么她将会被以汉奸罪而处死。她对法庭说：“我16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决心不肯帮助别人打自己国家，做亡国奴的”；“汉奸这两个字你们还是给我撤销吧！现在是民主时代，希望庭上调查仔细，再加给人罪名，请问庭长，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芳子申明：自己衷心热爱中国，尽管加入了日本国籍，但还是发誓忠于清王朝。当法庭问到她，“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什么要潜回北平时，她回答：“民国是我们大清皇帝让出来的，你们逼走了皇上，把古物卖掉了，又要抛弃北平。我不忍心让外国人炸皇宫，所以才回到北平。”

在芳子被捕约八个月后，南京《中央日报》于1946年7月3日，报道了芳子已由“军事机构”移送河北高等法院羁押。该报还以中央社北平二日电，刊载了对芳子的起诉书，其内容主要为：

1.金璧辉为亡清肃亲王之女，成长于日本，取名川岛芳子。2.“九一八事变”后返国，往来于平、津及敌国、满洲之间，从事间谍工作。3.曾任伪满皇宫女官长及伪满留日学生总裁，于溥仪游东京时，领导欢迎。4.在满收编国军陈国瑞部，组织伪定国军，图挟溥仪入热河省寇边。5.“七七事变”后，向敌建议利用汪精卫置于关中，并担任联络工作，诱惑汪组织伪南京政府，反抗祖国，延长战祸。6.在日以文字及广播，发表我党政军内情，俾敌周知。7.图复兴满族，统一中国，唆使伪帝溥仪迁都北平。8.日人村松所编《男装丽人》小说，为其具体说明。

被告均直认不讳，爰依惩治汉奸条例及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移送审判，财产全部查封，列册附送。

据芳子的秘书小方八郎回忆说，日本战败后，芳子曾将她的金银珠宝等细软，装入一个乾隆年间的大壶里，埋在住宅的后院。被捕后，芳子和小方在几名军宪的监视下，把这些东西挖了出来，所以起诉书中所提到的财产，可能就是指这些东西。

1947年10月22日，终审后的第六天，河北省高等法院在第一监狱准备对川岛芳子进行宣判。人们看见，川岛芳子穿着黑呢子大衣，绿色西装裤，黑色皮鞋，面施脂粉，短发光亮，似乎曾做过一番修饰。当她被解到法庭时，神色好像非常愉快，左顾右盼，频露笑容。可是，当川岛芳子听到了对她的判决后，却“面容陡变，眼泪盈眶，然犹故作镇静，低头干咳不已”。

法庭的判决是这样的：“金璧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以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显而易见，法庭对川岛芳子的辩解根本没有理睬，而是非常坚决地认定她是中国人无疑，这个结果让川岛芳子实在无法接受。

试图伪造日本籍的努力

为了不以汉奸罪被处死，川岛芳子开始寻求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她不断给养父川岛浪速和秘书小方八郎写信，要求他们尽快为自己搞到日本国籍的有效证明，这样她就可以再通过律师的辩护，把自己从汉奸的法庭拉到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

对于川岛芳子的求援，川岛浪速等人也做了一些努力。其家乡长野县的村民们甚至还向北京寄回了“请愿书”，以证明芳子自小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不相信芳子有任何叛逆性的侵略野心，希望能够给她重新审理的机会。但是，他们也的确没能拿出证明其日本国籍的有效证明。在狱中，川岛芳子给养父和秘书求援。她的书信用语完全是男性的，这一点也确实与她这位“男装丽人”的名称相称。在给秘书小方的信中，芳子说道：

八公：

我终于被宣告两次死刑了，但我能顶得住，决不会倒下。……因为年龄问题弄错了，我很为难。我的生日是大正五年(1916年)，快给改过来，这样，就可以证明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不会在满洲事变中干出什么，从而也就问不了我的罪。……总之，我在事变当时的年龄如果不在十六岁以下，就难以得赦了。请你快快告诉老爷子，……要快，否则就赶不上呈递最高法院了。

实际上，她生于光绪三十二年旧历四月十二日，在处刑当时，芳子差两个月就是41周岁了。但是合众社、美联社等记者大多报道她30出头，芳子之所以让新闻报道的年纪与实际年纪相差10岁，就是为了获得减刑。

芳子在给小方写信的前后，还给她的养父浪速写了信，要求他在国籍问题上制造假证明，用来证实她的日本国籍。“……现在我急需户口抄本，如果我是日本国籍，就会无罪。……请您急速寄来。”芳子虽然作为川岛浪速的养女早为世人知晓，但是她竟然没有取得日本国籍。川岛浪速在芳子和小方的一再催促下，就户籍一事，曾给芳子的辩护律师李宜琛去过一封信。日本研究者上坂冬子发现，该信的底稿还保存在日本长野县。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到，川岛浪速在这个问题上颇费心机。他信中的意思是，芳子虽已正式入籍成为日本人，但不幸是关东大震灾，户籍资料化为灰烬。

芳子见到这样一份证明，其惊慌失望之状，可想而知。如果写出收养6岁芳子的具体日期，等于明确告诉中国当局她的真实年纪。很多人因此怀疑时年82岁的川岛浪速是否已经老糊涂了。

但秘书小方对川岛的心思有不同的看法。小方手中一直保存着川岛浪速为此事所做的辩解回信。“关于将芳子出生年月日改为大正五年一事，虽曾试与村长等人协商，但恐难办到。”小方曾再三催促他把伪造的户籍抄本寄去，但是川岛浪速无论如何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在当时不利的处境下，他害怕自己因此被定为战争罪犯。

身世传奇——命运的女仆

生父肃亲王善耆与养父日本浪人川岛的相遇，从一开始便注定了芳子的人生悲剧。同芳子一母所生的妹妹显琦后来评价姐姐时说道：“芳子姐确实很聪明。她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了川岛浪速的养女；另一个原因就是美貌。我认为美貌葬送了她。”芳子同母所生的长兄宪立，提到对芳子的看法，以稍带辛辣的口吻说道：“她既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又加上她生来的特异性格，这就使她在反复的一意孤行中，毫无意义地结束了一生。”芳子的侄女、肃亲王第一王子的女儿廉铝回忆其姑母：“她很会调制菜肴的味道……如果不遭遇那样的命运，肯定会成为一个好的家庭主妇……我真觉得她是个可怜的女人。”

肃亲王善耆是一个崇尚日本明治维新、试图借助日本力量恢复清室荣光的相当能干的亲王。流传甚广的有关肃亲王为人的故事，便是他曾经救过汪兆铭。宣统三年(1910年)，汪兆铭暗杀摄政王失败入狱后，爱才的善耆免于汪兆铭死刑。

热衷于“兴亚会”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坚信，“亚洲的局势已受到白种人的威胁，中国、朝鲜和日本只能勉强维持其独立而已”，为了挽回这种局面，“必须首先防止中国之灭亡”。1886年，从横滨来到上海的川岛感慨自己：“为了国家，只好抑止个人情义去了中国，对双亲实感抱歉。”

对于川岛的性格特征，他在1936年发行的题为《川岛浪速翁》的“传记”中这样描述自己：“余之天性，如同脆薄玻璃，稍受刺激，就会引起破裂，实乃一极易冲动之神经质男人。”

在一度席卷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中，精通中文的浪速曾单身到神武门，劝说守兵顺利地打开了东华门，守兵按照他的指挥退出城外。据川岛的“传记”记载：自从川岛浪速兵不血刃地打开紫禁城的宫门以来，肃亲王对川岛寄予了绝对的信任，并参照日本方面的建议着手革新。从川岛浪速穿着清朝客卿二品的官服，与肃亲王并排坐着配有藤花的日本屏风前面所照的照片来看，两人关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亲密程度。在川岛来说，早就抱有想通过满蒙之独立组织沙俄侵略的夙愿；在亲王来说，则想借助经过明治维新而兴旺起来的日本的协力，以加强清王朝的统治。两人的利害关系一致，气度上也很可能相通。

川岛浪速收养芳子为养女那年，正是他策划满蒙独立运动遭到挫折的苦恼时期。肃亲王希望与之建立密不可分的亲属关系，以便他回到日本后也能代表清王朝。本来最初选中的是宪立，可是根据清朝皇室典律规定，不允许将皇族男孩送给皇族以外的人做样子，这才挑中芳子。川岛的“传记”中提到，亲王让女儿带来一封信：“将小玩具献君，望君珍爱。”

当年11岁的宪立对芳子当时离家的情况还记忆犹新。“芳子去二楼父亲的房间辞行时，身穿中国衣服，头发上系着一个白色丝带，哭着说：‘我不愿意去日本。’母亲一再地哄着说：‘好孩子不要哭’。”宪立说：“我至今还不能忘记生母在那一天的痛苦样子。”

芳子成了生父和养父根据日中两国不同的企图，各自怀着各自的复辟之梦而进行的交易。在川岛策划的第二次满蒙独立的美梦失败后，他曾经带着还在上小学的芳子到在旅顺的肃亲王家里探亲。夜里，芳子穿着衬裙，骑在川岛的后背给他做按摩治疗。芳子还是个天真的孩子，而川岛则露出微笑夸她“揉得好，揉得好”。肃亲王见到这样子皱起了眉头，芳子的生母第四侧妃哭着要亲王把芳子接回来。但亲王已断定：“她是复辟的牺牲品”，始终没有接受芳子生母的请求。

在川岛的“传记”中，给芳子规定的日课，是要把她培养成一个具有“注重纪律和吃苦耐劳”的人。因而为满蒙独立、日中提携一类的理想，越来越使芳子“憧憬满人能有个自己的祖国”。而在芳子的手记中，有一段说她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清朝的复辟最终变成毫无希望的空想，我将嫁给日本的瘸子或瞎子，去伺候他们”。在生父和养父各自“理想”的教导下，芳子已显露出摇摆不定的心情；复辟成功就远走高飞，否则嫁给无名小辈献出终身。

轻佻放浪的“谍报一枝花”

然而性格倔强张扬的川岛芳子也时常流露出单纯的一面，在宣判死刑后不到两个月的圣诞节那天，芳子给秘书小方八郎寄去了一封长信。

她在这封信中，或在信笺边缘的空白处画着漫画似的自己养的猴子的脸谱，或使用了一些诙谐的语言，毫不隐讳地把在狱中生活的苦闷心情告诉了小方。“宣判死刑那天，我还吃了两大碗面！难友们都同情我而流了眼泪。我觉得欢乐应该大家共享，悲哀却不愿大家分受。所以，我仍然是笑嘻嘻的，和过去一样无忧无虑，照旧开玩笑，这一点恐怕一生也改不了。”“我最想念的是我的猴子我写到这里，真是止不住地留着眼泪呢！……在公审那天，法官问我：为什么回到北平？我回答说：因为猴子得了痢疾病。大家不禁哄堂大笑。然而，在这个庸俗的世界中，没有人能理解我珍爱如命的就是猴子。……我不愿同人埋在一起，但可以和猴子埋在一起。猴子是正直的动物……”

芳子说：“难友们所以叫我‘傻哥’，可能以为我一个人初次走上社会，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用中国话骂我，我也不懂，也不生气，所以大家就认为我是个傻子。”“像我这样被世人误解的人，是很少的。这是因为我不识时务，总和日本军吵架的缘故。其实，对这些事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入读松本高等女子学校时，川岛芳子的性格便初步显露了出来——外向、泼辣、我行我素、放荡不羁。川岛芳子喜欢骑马上学，也喜欢逃课，学校很难约束她。同时，对于很多日本学生来讲，川岛芳子是非常神秘的人物，这让她很难真正融入到日本孩子当中，当川岛芳子成年之后，还受到了一些特殊的教育。由于川岛浪速本人就是个习武之人，对于基础军事训练应该略通一二。所以像骑马、射击这些普通人很少接触的东西，对川岛芳子来说便成了家常便饭。

根据上坂冬子的研究，川岛芳子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的，之后就奉她的情人田中隆吉之命到奉天，投入板垣的指挥之下。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当时的“皇后”婉容接到东北，第二个任务就是到上海协助田中策划“日僧事件”。日本曾有一个作家村松就以川岛芳子为原型写了《男装丽人》，据这个作家说，芳子是个扮演男角色的跳舞名手，而且在华尔兹舞的比赛会上获得过一等奖。村松曾经为写作采访有两个月时间和芳子住在一起。

据村松描述，“当时芳子的实际生活毫无规律，她每晚都要玩到深夜，第二天不到12点绝不起床。当她要醒的时候，女佣人必须悄悄进入她的房间，开始为她放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接着再给她放爵士乐”。这样的交际能力使芳子成为日本当时最重要的间谍。在“一二八”时，她因为和国民军队的军官熟识，轻而易举单身潜入吴淞炮台查点炮数。通过舞会的机会，他从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科口中得知国民政府的许多举动。

芳子的哥哥宪立提到，“芳子确实有一种能把道听途说的知识，借来卖弄一番的聪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部便开始讨厌她，特别是东条首相对她没有好感，有一个阶段她被军方从中国遣返回日本”。

芳子显然是个轻佻多嘴的人，据上坂冬子研究，她和田中隆吉、日本许多海军军官保持着暧昧的情人关系，而据《田中隆吉著作集》的记载，随着间谍活动的成功，“芳子开始陶醉于取得的成功和名声，四处宣扬自己做的事情。

芳子说的最著名的段子是‘一二八事变’中所谓‘肉弹三勇士’的秘密，说上海庙巷镇三个抱着炸弹而冲入敌阵与敌同归于尽当时被崇拜为军神的北川丞等三人，实际上是他们错把1米的导火索弄成50厘米而造成的事故死亡”。因为这件事情芳子被田中要求板垣接走，而板垣当时则让她到刚刚建立的满洲国执政府去当女长官了。

1933年，投入多田大佐翼下的芳子，身穿特制的军服，以安国军司令的身份参加了热河作战。在当年2月22日的《朝日新闻》上，对此事的赞美报道，以两倍版面的篇幅登在了“小林多喜二在筑地署突然逝世”消息的上方。报纸还登了芳子身穿军服、马裤，头戴军帽的司令姿态的全身照片。这张照片成为芳子在某一时期的象征，常被各方面所引用。

但实际上芳子并没有立功，甚至连第一线都没有去过。芳子本人在《妇人公论》的手记中也说：“我确实到热河省的各个地方跑了一圈，但报纸上的宣传，却超过了我实际所干的几十倍，这实在使我无地自容。”

芳子自从以安国军司令身份参加热河作战，并完成了相应的宣传、安抚任务后，在军方的眼里她的存在似乎已变成了一个累赘。据田中隆吉说，“她作为一个义勇军的司令来说，是担当不起的，她在上海时期赢得的声誉，也因这次作战而丧失殆尽”。

据说有一个时期，芳子曾与东条英机的夫人胜子交往密切。研究者上坂冬子特意问过生前的胜子夫人，她通过别人带来的答复是：“听说川岛芳子利用我的名字到处炫耀，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同她交往过，甚至觉得她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关于芳子被遣返回日本的原委，据她后来在汉奸审判的法庭上自己的供述，是因为1932年她殴打了日本宪兵，被遣送回日本。

作为个体生命来说，川岛芳子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作为一个政治工具，侵略工具来说，她确实是一个罪恶累累的汉奸，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