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为什么瞧不起妓女说陈圆圆是“公厕”
大明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说过的话,若是按照“言为心声”的标准来总结,恐怕只有三句十二个字:太监无耻,文臣无耻,妓女无耻。前两句好理解,后一句就会让人纳闷:崇祯与妓女没什么纠葛啊。实际上有,典型的就是江南名妓陈圆圆。姚雪垠先生在《论圆圆曲》一文里说,外戚周奎想讨好崇祯,派田妃的哥哥田畹下江南为崇祯找美女,发现名妓陈圆圆色艺俱佳,于是献给崇祯。没想到崇祯早闻陈圆圆之名,说她是“易新衣者”,不喜。按照现在的说法,“易新衣者”其实就是指“公共厕所”。典故出自《晋书·王敦传》,内云:“石崇以奢系于物,厕上常有十余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
应该说,崇祯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瞧不起太监情有可原,瞧不起文臣也说得过去,毕竟明朝的太监和读书人喜欢拉帮结伙搞内讧,且太监里坏人不少,读书人里软蛋太多。只是,在赵炎看来,他瞧不起妓女,就有些睡不着觉怪床歪了,个人喜好不能代表整个群体。明末的妓女阶层,从整体来看,比太监懂得忠君爱国,比读书人更讲气节。
明朝太监确实坏人不少。正统年间王振乱政,挟英宗亲征瓦剌,致遭土木之败;成化年间汪直专权,使民间“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武宗时,宦官刘瑾等“八虎”专横跋扈,民间都说朝廷有两个皇帝,“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刘瑾);熹宗时宦官魏忠贤炙手可热,权倾朝野,“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没听说有妓女对国家产生伤害的,可见太监群体还不如“公共厕所”。崇祯虽然瞧不起太监,一即位就解决了阉党,但是,在使用太监的问题上,他也毫不含糊,给予太监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的权力,大批太监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反而加剧了太监与文人朋党之间的矛盾。
明代的文人无耻者也多于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文人自己,而是朱家皇帝们。由于朱元璋对读书人的改造和打压,动不动就扒裤子打大臣屁股,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再加上他儿子朱棣,史无前例灭了方孝孺十族,读书人生命难保,自尊扫地,又何谈气节?既杀文人又辱文人,只能逼文人去讲假话和作秀,直接导致了崇祯时期文人朋党之争的失控。学者十年砍柴曾撰文说:“方孝孺的灭族,实则向天下读书人昭示一个道理:不要忠于道统和原则,而是要忠于最终的胜利者。”可谓一针见血。在异族入侵,国破家亡的大是大非面前,钱谦益之流可以公然抛弃自己信奉了一生的“仁义礼智信”,理学的道德教条对他们再也没有任何说服力,而功利之心和实用主义却大行其道。单从明末去考察,赵炎以为,那些以道德名节为标榜的读书人,的确无法与“公共厕所”的妓女相提并论。
明末的妓女们非常看重气节。就在明王朝天崩地解、斯文扫地,读书人纷纷剥下自己的伪善嘴脸、望风进退之际,反而是这些为传统社会所不齿的妓女显示出她们超常的大人格。当民族矛盾处于紧要关头,当所有那些自诩为中流砥柱的读书人公然出卖自己的道德人格之时,正是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们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美梦,给原本就短暂的南明历史带来了片刻的宁静、温馨与安详。当读书人依然毫无觉悟地赞美她们是“巾帼不让须眉”和“女中丈夫”时,一个对男权社会的绝妙讽刺就这样诞生了。
事实上,被崇祯称为“公共厕所”的南明妓女,她们和所有传统社会中的女人一样,自古就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不受或少受复杂的政治利害的干扰。在歌舞升平的年代里,她们无需去考虑政治气节问题,但遇到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这个问题就会突然摆到面前,为她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塑造自己人格形象的机会,既然已经做不成贞烈女,现在只有以做忠臣来弥补自己的人格“缺陷”,政治气节的荣光就成为她们慷慨赴义的精神源泉。况且,国破家亡之际,落到征服者手中,女人命运的悲惨,她们也是深知的。由此可见,时代道德对她们的影响至深,在气节的背后无疑也有着根深蒂固的“贞节”的情结。崇祯说她们是“公共厕所”,显然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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