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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躲在地洞中?

对于宋朝士大夫来说,苦读诗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更重要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当时的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谋得一官半职,获得丰厚的待遇后,便纷纷买房产,置豪宅。赵普宅、寇准宅、陈升之宅、蔡京宅、秦桧宅、王继先宅,均是雕栏玉砌、金碧辉煌、奢华如神仙洞府,成为了宋朝各个时间段的标志性建筑。

在地窖中编著《资治通鉴》

宋神宗时期的宣徽使王拱辰,花巨资在西京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建了一座别墅,单中堂就建了三层,其亭台楼阁之多,奇花异草之盛,一时成为洛阳之冠。学者邵雍到王府做客,惊叹之余,赋诗《府尹王宣徽席上作》道:“留都三判主人翁,大第名园冠洛中。又喜一年春入手,万花香照酒巵红。”当时,与王拱辰同朝为官的司马光,也在洛阳居住。不过,王拱辰的宅子位于富人区,气宇轩昂,而司马光的宅子位于陋巷,低矮破败,仅能遮风避雨。司马光正在编著《资治通鉴》,夏天酷暑难当,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穴居期间,埋头著作,寒碜而又另类,被人讥为“穴处者”。

宋朝到宋神宗时期,已经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承平日久,侈风渐起。司马光曾回忆说,数十年前,时任群牧判官的父亲司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场上随便买的,下酒菜仅限于肉酱、干肉、菜羹几样,水果仅止于梨、枣、柿之类,酒薄意尽,食少情深,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无鄙薄。而如今,则豪华相尚,俭陋相訾,酒若不是宫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琅满目,竟然羞于请客。士大夫万一要请客,往往提前数月准备,广寻佳酿,遍搜珍禽,准备足够充分之后,才敢发请柬。倘不如此,会被人家耻笑为小气,朋友也会渐行渐远,越来越少,最后门前冷落鞍马稀。

相对于日益奢侈的世风,“穴处者”司马光却一直固守底线,显得简朴、节约乃至吝啬。他性情淡泊,不喜奢华,并深深懂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卖掉薄田为妻子料理后事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人之常情。司马光也并非无情之人,看他的《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难道不是一位多情公子?然而,作为洁身自好的士大夫,司马光却有自己的分寸,对于那些光怪陆离的所谓“享乐”,他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谨慎,远远地观望一下,写写诗词抒怀一下,也就够了,不一定硬要攥在手里、揽入怀里、吞下肚里。因此,司马光诗词里多情,生活中却自律到苛刻。他生性恬淡,不好声色,恪守:“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纳妾、不蓄妓,一生只娶一个妻子。他与张氏结发三十余年,始终相敬如宾。因为没有生育,张氏甚急,背地给他买了一妾,他敬谢不敏。为续后,他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左传》曰:“侈,恶之大也。”司马光牢记古训,坚守底线,他做官四十余年,待遇丰厚,赏赐颇多,却始终恶衣菲食,不留余财。有朋友写信给他借五十万钱,说那不过是他卖掉一个婢女的小钱。司马光看了非常不快,回信说:“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宋代周辉《清波别志》)是啊,相对其他士大夫,五十万或许是小钱,但相对于司马光,那是翻箱倒柜挖地三尺也无法筹集的巨款啊。后来,张氏去世,司马光因手头拮据,只好把自己在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司马光虽然淡泊简朴,但淡泊中见真淳,简朴中露风骨。而且,洛阳十年穷日子,司马光主编了《资治通鉴》这部近四百万字的历史巨著,成为了一代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奢靡潇洒如宋祁、苏舜钦者,便无法望其项背,不能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