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阉割了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其实有两人
“改革家系列”之五：唐太宗、唐玄宗（6，大结局）
是谁阉割了中国人的尚武精神？
估计有个人得票率会相当高——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他把武将压制得太厉害，普通士兵更没地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据说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结果，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然后就是破财消灾，赔款割地。经济发达又怎样？军事侏儒，空有一身肥肉，肌肉不发达，拳头不硬，任人宰割。所以，宋军被称为“怂军”，宋朝则被称为“送朝”。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图注）
说句公道话，北宋开国皇帝如果不是赵匡胤，而是换作任何一个人，都会那样干。
为什么？
除了因为赵匡胤是以武人身份黄袍加身，开国后对武将比较忌惮和防备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新朝取代旧朝，往往会重点吸取前代覆亡的惨痛教训。宋朝取代唐朝后，赵匡胤认为唐朝灭亡的最大原因是藩镇割据，给了武将过大权力，所以本朝就搞以文驭武。文人地位高，日子过得很滋润，武将地位低，过得就比较悲催，打仗谁还上心使劲啊。
对前代覆亡的教训当然应该吸取，但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也不对。这方面，宋朝的赵匡胤不是孤例。比如，汉朝取代秦朝后，刘邦认为秦之所以完蛋，是因为秦帝只搞郡县制，没给自家兄弟封王，结果江山危急时，没有同姓兄弟出来搭手帮忙，所以本朝就封了一大堆刘姓兄弟当王。又如，明朝取代元朝后，朱元璋认为元朝那么牛，打日本都没干过，本朝就更不能打了，于是定下15个“不征之国”，第二个就是日本……这些开国皇帝这样干，结果怎样呢——汉朝有“七王之乱”，宋朝有“送朝”之讥，明朝有倭寇之患。
究竟是谁阉割了中国人的尚武精神？赵匡胤是直接责任人，但还有个“幕后黑手”——唐玄宗。你也许会说，唐玄宗是大唐历代皇帝中开边最起劲儿，最崇尚武力的，怎么可能他也有责任？问题是，尚武当然需要，但也得掌握度。唐玄宗在武力开边上，一条道走到黑，结果搞出一个“安史之乱”，把家底都赔进去了，直接把大唐带向下坡路，一直颓势下去，直到玩完。赵匡胤开国后，看到唐朝尚武把自己搞灭了，自然要吸取教训，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过，如果你是赵匡胤，你也会使劲压制武将。所以，中国人的尚武精神被阉割，表面上是宋太祖的错，实际上唐玄宗也有责任，如果李隆基不把尚武用尽用过，赵匡胤也不至于抑武抑得那么厉害。
下面，再细细聊聊。
开元中期，国力大增，李隆基有了资本，野心开始膨胀。史载：“天子有吞灭四夷之志。”[1]这时，人口充足了，国家也有钱了，府兵制没什么必要，募兵条件完全具备，于是大行其道。
开元盛世为什么戛然而止？安禄山为什么造反？不少人当事后诸葛亮，说是募兵取代府兵造成的。李泌就说：“自治府兵，未有能以之外叛内侮而杀帅自擅者。自废以来，招募长征健儿，而禄山得以为乱，至今不定。”[2]不过，李沁回避了2个要害问题：第一，府兵既然那么优越，怎么会崩溃？第二，募兵制不是安禄山自己要搞，而是经过李隆基点头同意的，而且为唐代开边作出过重要贡献。
李隆基的问题，不在于募兵，而在于给了藩镇节度使过多过大的权力。刚开始，他还规定藩镇募兵的总人数，后来只要节度使能打胜仗开边，至于募兵多少，也不怎么管了。而且，节度使不仅是藩镇的军事首长，还是政治首长、经济首长，抓住了所有的权力。这就是史书上说的：“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3]
安禄山画像（图注）
府兵制时代，关中之军占全军的41%。募兵制时代，这一数据严重缩水，只有14%。倒了个个儿。在全国58万军队中，边军居然近50万，其中有一个节度使手里居然就有近20万人马（每个节度使一般拥兵6-7万）。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安禄山，而且他一个人当了3个藩镇的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唐玄宗搞了好几个边帅（节度使），企图“以藩镇制藩镇”，但安禄山一枝独大，已经不是其它节度使所能制衡。
人的欲望要是没有限制，往往会不断膨胀，李隆基偏偏对安禄山没什么限制。您要是安禄山，您要是有这么多的资本和这样大的权力，很可能也会选择冒险——拿下首都自己当皇帝。
与募兵相比，府兵很难造得起反来。为什么？府兵不管是到首都（或边疆）守卫，还是到前线作战，一般是从各地抽调编组而成，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难以团结一心。募兵就不同了，一般在所辖地域招募，互相之间大多认识，容易结伙营私，举旗起事。事实上，募兵们杀掉朝廷派出领导他们的边帅也是常有的事。史载：“变易主帅，有同儿戏”，“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诛”。[4]安禄山本是胡人，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反而更容易得到募兵们的支持和拥戴，私下被称为“圣”。
府兵的安全系数虽高，但部队要能打仗，还是募兵更合适，毕竟这才是常备军，专业化程度高。当然了，实行募兵制也面临巨大挑战——如何使骄兵悍将们始终保持对中央的忠诚度？唐代统治者想出了“派监军”的办法，不能说没效果，但也无法保证绝对有效——因为将军们真要造反，完全可以杀掉皇帝派来的监军。思来想去，历代统治者往往更倾向于搞府兵制。打不过外敌，大不了赔款割地嫁公主；要是被募兵窝里反，那就连皇位甚至性命都一块儿没啦！孰轻孰重，不难选择。
说来说去，兵制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训练水平。安禄山造反时，李隆基在关中地区还有10多万彍骑，而且这些中央军很多就是以前的府兵。[5]为什么这些府兵有名将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瀚等人指挥，还是一败涂地？因为承平日久，训练废弛，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唐会要》记下了彍骑的丑态[6]：
“中原乃包其戈甲以示不复用，人至老不闻战声……（六军诸卫之士）有事乃股慄，不能授甲。其后盗乘而反，非不幸也。”
唐朝改革家的故事讲完了，明天进入宋代——王安石变法。
下集预告：宋军到底有多“怂”？
尾注：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6·唐纪32·天宝六载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889页。“天子有吞并四夷之志。”
[2]（宋）王应麟：《玉海》（卷138·兵制3，引邺侯家传），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
[3]（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0·志第40·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70页。
[4]（南朝·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4·梁书14·列传4·罗绍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28页。
[5]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1页。
[6]（宋）王溥：《唐会要》（卷72·军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