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真的昏庸吗? 真的是人们口中的窝囊废吗?一代女主背后的男人却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君王
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第三位皇帝,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由于他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谈及唐朝的几位伟大的皇帝,大家所能想到的肯定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一代女皇武则天以及后来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毫无疑问,这三位帝王不仅将大唐帝国带入了大唐盛世,他们也连续不断地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动力,让历史中的唐朝一次又一次的展现出其辉煌、强盛的一面。
然而,对于大唐的第三位皇帝唐高宗李治来说,老子是“天可汗”李世民,老婆是一代女皇武曌,李治处在这样一个无比尴尬的局面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略显偏颇或不实的批评或评价。其实先不谈李治其本身的才华以及治国理政的才能如何,单单是与其父李世民的丰功伟绩,文治武功相比,李治的成绩就很难超过其父。
不止于此,再看看李治的身边人,政治天才、权谋高手武瞾,夹在这两尊大佛的中间,李治就显得那么的平凡和碌碌无为,更有甚者,有些史书为李治扣上来昏庸的帽子,究其原因无疑是古代封建思想男尊女卑的思想作祟罢了,女主称帝,世人多对其冷嘲热讽,而李治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嘲贬。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真实的李治又是怎样一个君主呢?
看似不可能却又是必然的上位之路
其实对于李治的评价和判断,不能简单的、片面的去对待,就像李治为什么能够顺利的登上太子的宝座,难道真的是因为李治宅心仁厚,是一个守成之君,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吗?那么争储斗争的合理答案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许要从李治背后的真正力量说起。
公元643年,在隐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黜后,“三王争储”的局面愈演愈烈,对于这三位皇子,可能大家最不看好的就是年级最小、性格偏柔弱的九子李治了,可最终李治却能夺得太子之位,毫无疑问,他的背后离不开几位股肱大臣的支持,其中最关键的要数李治的亲舅舅——长孙无忌了。作为大唐的权臣之一,长孙无忌既没有支持势头最为强劲的李泰,也没有支持“此儿类我”的李恪,他所支持的,正是看似毫无胜算的李治,其实长孙无忌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一方面,二十四岁的李泰,不管从执政能力还是政治经验而言,都较为成熟和明确,而且还笼络了以杜楚客、柴令武、房遗爱等一批元勋子弟为首的利益集团,可这些少壮派本身就对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元勋老臣心怀不满,要是李泰最后继承了太子之位,他们这些老臣就只能受到打压,所以在长孙无忌的心里是万万不能让李泰登上皇位的。
另一方面,从他后来辅佐李治的所作所为,我们就能明白长孙无忌的权力欲望还是很大的,他之所以要竭尽全力地坚决拥立李治为太子,无非就在于李治年纪尚小,易于掌控,这样以来他就可以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这才是长孙无忌的真实目的所在。而在支持李治的阵营中,除了长孙无忌这个最大的实力派以外,更有褚遂良、李世勣等势力的支持,这样以来就加大了李治争储成功的稳妥性。
可以说将李泰的政治势力与李治的政治势力两相比较,虽然李泰背后的势力不乏勋贵、权门之后,可在李世民眼中却毫无分量,这帮人就是一群无德无才、只会吃父兄老本的纨绔子弟。就像李世民曾说的一样:“功臣子弟多无才行,借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
假如李泰登上皇位,这些道德品行恶劣,只知道争权夺利的功臣子弟必然会执掌朝政,到时候不但贞观年间所建立的政治成果不保,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与稳定也很可能受到危及。因此,李世民最终选择了李治,也就选择了李治背后的势力集团。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所分析的一样,李治之所以能够当上皇位,一方面是李治身后的那些功勋老臣经验、能力更加突出,只有他们的辅佐,自己所创立的贞观盛景才能更好的延续下去,李唐的大好局面才能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就如李世民所说的那样:“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李治的忠厚诚实,宽仁孝友,以及沉稳持重打动了唐太宗,只有李治继承大统,才不会重蹈玄武门的覆辙罢了。
高宗的政治突围
公元649年,二十二岁的李治即位,年号永徽,就像这个年号所希冀的一样,永徽初年,唐高宗李治在两位股肱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尽心辅佐之下,使得大唐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犹如史书所记载的那样:“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按道理说,君臣同心,一起将太宗皇帝的贞观之治发扬光大,创出另一个大唐盛世,可谓是一件幸事,可随着李治的成长,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尤其是长孙无忌日渐增强的权力欲望,让高宗李治的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朝中渐渐树立起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朋党,高宗也曾问询过自己的舅舅,可舅舅的回答让李治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悲凉和义愤。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枉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
能在皇帝面前,将“收取人情”描绘的如此冠冕堂皇,且有理有据的估计也就是长孙无忌一人了,面对着当朝宰相的嘲弄和揶揄,李治也明白了长孙无忌的野心和阴谋,自己的舅舅从一开始就在架空并窃取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而自己始终都是一个没有资格独立秉政的小皇帝,也是从那一刻,李治的心里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他要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再也不做那个虚有其表的影子皇帝,他要成为当今天下真正的无冕之王!
从永徽三年一直到永徽五年,李治通过数次的抗争,不断反抗着长孙无忌的意志,也在增强着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力,而发生在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事件,则彻底地拉开了李治反击的帷幕。公元655年,武则天控告王皇后和她母亲柳氏在暗中施行巫术,由此在后宫之中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最后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王皇后彻底失宠,而站在其背后的长孙无忌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
可当我们事后来看,对于李治来说,他其实并不关心武则天的控告是否属实,他要做的便是刮起一场权利风暴,特别是要对大唐的政坛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使得长孙无忌的所主导的政党集团逐渐瓦解,最终形成君权与相权势均力敌的博弈局面。在局面逐渐达到平衡的过程中,李治也在调整着自己的反击计划,一方面,李治招揽了像李义府、许敬宗、崔义玄、王德俭、袁公瑜等人,组成了“保皇党人”,这些人始终聚集在李治和武昭仪的周围,随时准备与长孙无忌及其宰相团一决雌雄。
另一方面,公元655年9月,李治以废后为由与元老们展开了最后的对决,可这场历时长久、难舍难分的废后风波,就在李勣的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中彻底的确定了结果。同年十月,一道废后诏书颁布下来:“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随之而来的还有褚遂良以及长孙无忌的贬官诏书。
在之后的几年里,从这场君臣博弈中败下阵来的长孙集团,逐渐被高宗贬逐殆尽,直到公元659年,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的长孙无忌于黔州被逼自杀,至此,长孙集团彻底被清洗,李治则成为这场权力斗争中最后的赢家。
对于这场废后风暴,传统的史学家总是将胜利的果实归功于武曌的政治才能和权谋之术,而将李治描述成一个性格软弱、被人利用的昏庸帝王,实际上,这是一种单一且不合理的眼光,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人都是复杂多变的,当我们以现代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由废后引出的政治博弈,李治的政治功力和权谋之术是不容我们所忽视的。
其实博弈主要由两个方面所构成,一方面就是唐高宗与长孙无忌的君权和相权的斗争。李治作为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君王,他渴望成功,同样也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时代,可舅舅长孙无忌的强势表现和说一不二的权威,不仅架空了自己的君权,而且也牢牢束缚着自己创立功业的手脚,所以说借着武曌与王皇后的后宫之战,李治要借机消解长孙无忌的权威,并且在此过程中扶植自己的亲信,进而巩固自己岌岌可危的皇权。
另一方面,自唐初以来,从魏晋时期所积累下来的世族观念,成为了影响社会平衡、威胁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就像“五姓七望”的子弟总能占据国家的上层阶级,而出身低微的寒门子弟他们的上升之路就会变得异常狭窄,而武曌与王皇后的后宫之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名门世族官僚与没落庶族地主之间的直接对决,李治所要做的便是彻底打破世族天下的局面,为天下的低微子弟表明一种态度。所以说李治的突围是极其成功的,从只能默默地接受到可以放开手脚地大干一场,李治用自己的政治谋略,开拓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永徽之治”下的文治武功
一个开国君主之所以能够得到后人的注目,那是因为江山的打拼必须要有极大的勇气和非凡的智慧,而古人常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可见,如何将打下的江山,管理好,守护好,做一名守成之君也是不容易的。对于李治来说,只要能够将祖父唐高祖,老子唐太宗所打下的且治理的蒸蒸日上的江山社稷,守护好,管理好,就是李世民给予李治的最大任务。就这点而言,所需要的,除了君主具有极高的素质修养,还要有一定的治国理政的才能和手段,而就这两点来说,李治都充分具备了。
就李治而言,他没有其父唐太宗所具有的远大理想和野心勃勃,也没有其妻武曌那么地痴迷权术,李治所想的只是将贞观盛景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可事实也是如此,在高宗执政时期,他始终秉承着自己父亲的执政传统,将大唐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还将大唐的版图开拓得更加广阔,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永徽之治”下的文治武功,进一步了解李治的治国才能。
善于纳谏。
自唐太宗开始,举贤纳谏就成了唐朝的一个传统,贞观时期,在其父唐太宗李世民的积极推动下,魏征、马周等一大批治世能臣尽入朝中。而在唐太宗的影响下,李治执政期间,同样多次发布求贤令,就连立志远离朝堂的百岁名医孙思邈,也在李治的劝说下,多次出仕,而除此以外,李治也是出了名的虚心纳谏,其宽厚、大度的性格,使得群臣能够积极建言献策,在李治的积极努力之下,最终使得朝廷上下面折直谏蔚然成风。
爱民如子。
公元669年,四川遭遇了罕见的天灾,百姓流离失所,而李治则迅速派遣官员进行救助安抚,面对天灾人祸,李治的施善之举,实实在在的让百姓的生活有了着落,也给满朝文武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最终让百姓得到了及时的救助。可除了让百姓得到看得见的利益,李治还编成了一整套全面系统的法律行政体系——《永徽律令》和《唐律疏议》,这两部法典的完成,不仅成为当时唐代影响最大的法典之一,而且也对后世及周边国家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维护主权。
有人说李治太软弱,可真实情况并不如此,根据史料记载的李治其实是一个杀伐果决的热血君王,在唐高宗李治执政时期,他不仅解决了西突厥的叛乱,将突厥的所有势力分而治之,并入了大唐的版图,而且李治还彻底征服了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完成了这些太宗贞观年间所不曾解决的难题,大大维护了唐帝国周边的稳定局面,而经过这几场大战也重新确定了大唐帝国的东亚霸主地位。
当我们通过一段段史料和一件件生动的故事,去走近,去了解一个完整的唐高宗李治,我们就能发现,真实的李治是远远不同于大家以往所认识的唐高宗,他的身上处处闪耀着贤主的光环。他作为一个有能力的君王,他宽厚待人,谦虚谨慎,杀伐果决,对待普通百姓他能够做到爱民如子,不劳民伤财,懂得爱惜民力;对待外侵之敌,面对有威胁的敌人,他杀伐果断,敢于出兵,最终大大扩大了大唐版图,奠定大唐霸主地位。而正是由于李治继承和开拓了唐太宗的事业,并把它不断地向前推进,才有了后面的“永徽之治”,也为“武唐霸业”和“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