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之治
永徽之治指的是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的一段盛世。永徽（649-655）是高宗在位的第一个年号。
唐高宗即位之初，君臣都牢记唐太宗的遗训遗嘱，奉行不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唐高宗对群臣宣布：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并日引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太宗训令崇俭，唐高宗即召令：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提倡文教，与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
唐高宗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击败西突厥的进攻），百姓阜安（人口从贞观年间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380万户），使得天下大治，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背景
唐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使“贞观之治”出现危机，登基后的永徽四年（653年），江浙一带就爆发了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再次尖锐。
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荆王李元景及吴王李恪等谋反。事发，遗爱被杀，李元景、李恪及高阳公主等均赐死，高宗皇位由此得到巩固。
政治
李治登基之初，就把太宗时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勤勉执政。即位之后，重用太宗旧臣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君臣上下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颇有贞观之治之遗风。李治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唐太宗冷落。
经济
李治统治期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全国人口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360万户，增加到永徽三年（652年）380万户。
李治统治后期的显著特点是持续多年的歉收。670年，谷物严重短缺，致使政府禁止酿酒。7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虫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680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唐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李治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
虽存在这一系列问题，但李治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679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更重要的措施是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655年，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
文化
永徽三年（652年），编成《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它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当时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李治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
永徽三年（652年）年孙思邈著《千金方》。
李治另一个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胥吏升任。例如在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
军事
永徽元年（650年），高侃擒车鼻可汗。 9月高侃击擒突厥车鼻可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
永徽二年（651年）正月西突厥贺鲁自立为沙钵罗可汗。7月沙钵罗可汗攻入庭州，遣梁建方讨之。8月大食国始遣使来唐。闰9月诏义仓改令率户出粟。
永徽三年（652年）正月牢山之战，唐军大败贺鲁军。吐谷浑、新罗、高句丽、百济并遣使入贡。3月建大雁塔。7月户部计，全国380万户。1月驳马国遣使朝贡。
永徽六年（655），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李治遂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破百济，其国王奔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唐军攻占平壤，灭亡高句丽。
在李治登基后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罗可汗。永徽六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罗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
至显庆二年（657），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李治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维持了32年。
评价
《旧唐书·本纪第五·高宗下》赞曰：“藉文鸿业，仅保余位。封岱礼天，其德不类。伏戎于寝，构堂终坠。自蕴祸胎，邦家殄瘁。
《剑桥中国隋唐史》：“高宗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