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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中国历史上的惊天之骗 假冒光绪骗慈禧

这两起事件皆载于近人刘禺生晚年所著《世载堂杂忆》。刘禺生在是书卷首中云,他是有感于友人鼓励他“忆写从前所见所闻之事乎,是亦国故文献之实录也”,因此“日书世载堂杂忆数则,随忆随录,篇幅不论短长,记载务趋实践”。他既本着“文献之实录”的原则来写这本书,那书中所记,应该史有其事。有些事刘禺生即使不是亲历者,也是目击者,如假冒光绪案,他就列席参加了审讯。

光绪帝

假冒光绪,事发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事发地就在刘禺生的故乡武昌。那年某日,武昌金水闸大街上忽然出现了一主一仆两个陌生人,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主人看上去二十来岁,长得瘦高肤白,酷似光绪;仆人四五十岁,下巴净光,说话尖声尖气,一副太监相。两人都操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他们租住于一处公馆,平时足不出户,饮食起居堪称奢华;仆人给主人端茶送食必跪,言必称“皇上”,自称“奴才”。当时有一个也正租住在这幢公馆里的湖北官员感到很奇怪,于是就告诉了他的同僚。此事很快就在武昌街头不胫而走。大家纷纷问疑:光绪不是被慈禧囚禁在瀛台么,怎么跑到武昌来了呢?

汉口的报纸舆论同情光绪,非议慈禧。现在武昌发现这主仆二人,不久就有一些报纸未经核实就纷传光绪从瀛台逃了出来,到湖北想寻求湖广总督张之洞保驾。上海一些报纸为吸引读者眼球,也捕风捉影,转载此事,一时间,光绪出现在武昌就更被传得有鼻子有眼。不久,公馆门前已是一片熙熙攘攘,原来“皇上”来到武汉的消息一经传出,前往拜见者络绎不绝。他们行三跪九叩首大礼,口称:“恭迎圣驾。”冒牌光绪也煞有介事地举手示意,答曰:“不必为礼。”一些大小官员知道“皇上”驾临武昌,觉得是巴结的好机会,纷纷前往跪拜,进献款物,以表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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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光绪”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难道就没有人怀疑吗?

张之洞

当然有。最先怀疑冒牌光绪的不是别人,恰是曾经做过刘禺生的老师、时任江夏县知县的陈树屏。陈知县闻知此事后,曾亲自前往查看究竟。察访之下,那一主一仆奢侈的表象还真让陈知县吃了一惊。只见冒牌光绪用的被袱绣着金龙,玉碗上也镂着金龙,玉印上也刻有“御用之宝”四字。陈知县毕竟见过世面,不为表象所迷惑,见了冒牌光绪,他还不卑不亢地问对方:汝为何人?冒牌光绪语带威胁,不屑地应道:见到张之洞,我才可以透露。言罢便不再开口。这一交手,陈知县就察觉到了对方底气不足。这就更使他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冒牌光绪不多言,仆人也守口如瓶。这时候,一帮地方泼皮无赖居然强拉硬拽将仆人弄到浴池洗澡。他们想弄清楚仆人到底是不是太监。到了浴池,脱去衣服,仆人露出了真身——“验其下体,果阉人也!”证实了太监的真,人们似乎也相信了冒牌光绪的真。应该还是陈知县的主意吧,他疑问不减,并设法找来光绪的照片,用以比对冒牌光绪。但两人长得确实太像了,仅看照片,看不出多少破绽。于是陈知县又向北京有关部门发去密电,请求协查。

不几日,北京的反馈来了:光绪没有、也不可能离开囚禁中的瀛台。得知这一确信,陈知县再观察那个冒牌光绪,竟觉得此人举手投足处处流露出一种类似伶人演戏的意味。他又试探性地询问了他几次,冒牌光绪固执道,见了张之洞,一切自会明白。于是,这一天,湖广总督张之洞收到了一封信函,信里告诉他,光绪皇帝仍在瀛台,冒牌光绪已把武汉搅得沸沸扬扬,阁下应该出面审讯此人了。张之洞亲审冒牌光绪案终于开庭了。刘禺生也列席参加了那天的审讯。庭审开始,被押解到庭的除了主仆二人外,居然还有一位刘禺生在前文一直没有交代过的他们的“同居者”。首先被带到张之洞面前跪下的自然是冒牌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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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光绪被押下去后,接着传唤仆人。仆人交代:我本是紫禁城内监,因偷窃宫中东西,被人发觉,不得已逃出来,想离开北京。半道上结识了那个冒牌光绪,实不知他姓甚名谁,他让我和他一起到湖北,说自有我的好处。我这就跟他来到了武昌。

慈禧

   之后审讯那个此前还没有露过面的“同居者”。此人更绝,没有一句话,只是举着手中那些被袱碗印之类的物件向众人示意,宛若哑巴。众人多认为此人莫测深浅,疑是宫中贵人。总之,审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时年63岁的张之洞正为操心洋务、东南互保等一大堆事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和精力放在此案上,遂将此案交给武昌府江夏县严审治罪。

案件到了陈知县手中,他立刻动用酷刑。重刑一上身,个个都受不了了,很快就一一将真相供出。不出陈知县所料,冒牌光绪果真是一个伶人,名叫崇福,儿时就入宫演戏。及长大,长得和光绪越来越像,同行常以“假皇上”戏称他。仆人则是宫内守库太监,早就与崇福相识,此人常偷窃宫内物品,一日终于被掌库发觉,遂畏罪出逃,临逃又偷走袱被碗印。不甘做伶人的崇福找到他,想到北京不时有人假冒某亲王、某大臣行骗,得以发财致富,二人寻思,光绪被囚瀛台,与外界无任何联系,我们何不游走各地,以崇福酷似光绪皇帝为招摇,加之身边又有宫中御用之物,足可掩人耳目。

这番寻思策划,最终把他们送上断头台,怕是二人没有想到的。他们最终背上插着标牌,被押赴草湖门斩决。事后,刘禺生曾问陈知县:老师何以一见冒牌光绪,便知道他是伶人?陈知县回答道:此人一举手一投足,神情就像在演戏,敢情他是在演戏台上的皇帝呀!他怎知,他越演得像,越会露馅;毕竟生活不是演戏,宫廷不是戏台。只是不知为何,那个“同居者”又莫明其妙地在刘禺生的叙事中“失踪”了。刘禺生的“顾此失彼”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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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说慈禧太后被蒙骗的事

这起事件的中心人物尽管是慈禧,主角却是岑春煊。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之阶,1861年3月生于广西林县,其父是云贵总督岑毓英。岑春煊于1885年考中举人,1889年以五品京堂候补,1892年补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

网络配图

   1900年7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岑从兰州率马步兵二千余赶到北京“勤王”;慈禧、光绪西逃时,岑又率部赶到南口“护驾”,慈禧派他为前路粮台督办。凭此“勋劳”,岑晋升陕西巡抚。1901年,八国联军侵入山西边境,岑调任山西巡抚。1903年4月,改署两广总督。《世载堂杂忆》记载,岑到任后,“暴戾横肆,任意妄为”。甫一到任,即奏参籍没了当地官吏裴景福等数十人,接着又逮捕了粤中巨绅黎季裴、杨西岩等人,抄了他们的家,使得粤地舆论一片哗然,许多富商巨贾人心惶惶,于是,他们中不少人和一些望族选择避居香港。这些人离开家乡到了香港,感到有诸多不便,于是就在香港寻思将岑赶出广东。但慈禧对岑充满信任,赶岑谈何容易。在港粤商便声称,谁能将岑赶出广东,就给他百万港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陈少白。

陈少白,生于1869年,广东新会人,1895年加入兴中会,并参与香港总会组织之广州第一次起义,未成,流亡日本。1897年8月赴台湾,设立台北兴中会分会。1900年在香港主编《中国日报》,协助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1905年任香港中国同盟会会员。此事应该发生在他任香港中国同盟会会长后第二年。陈倒也实在,提出先给他30万,他要以这笔钱作筹划经费,事成后再拿余下的70万。陈怀揣钱先到上海,后又赴北京、天津。一圈走下来不久,令在港粤商大感振奋的消息果然传来了:慈禧罢免了岑春煊,让他回京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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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究竟有何神通?

刘禺生叙述道,慈禧痛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尽人皆知,那天陈少白在上海一朋友家偶然看到一份“保皇会”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面一篇康有为写的文章引起了陈少白的注意。康文痛骂慈禧为武则天、杨贵妃也罢了,还贬指慈禧是咸丰帝的小妾!看到这里,陈少白放下报纸,暗叫一声:有了!

慈禧太后

此后几天,陈少白开始四处搜集岑春煊、梁启超、麦孟华(字孺博,生于1875年,广东顺德人,光绪举人,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协助梁启超办《清议报》,1899年任该报主编)三人的照片,然后花钱请照相馆将三人照片制成合影:岑居中,梁、麦分列左右。“合影照片”制成后,陈洗印了一厚叠,让人在上海出售。接着又在天津、北京出售;又买通这些地方的一些小报记者,对那篇康文予以驳斥,骂康有为叛逆,颂扬慈禧功德。再通过香港,将梁、岑、麦三人“合影”售往南洋、美洲。那里的保皇党人看见后,不明就里,以为岑春煊也是他们的同党,遂称道这张“合影”,并发表于当地报刊。陈少白则再将这些报纸上的内容请京、津、沪各地报纸予以转载。不几天,这张“合影”就传遍了海内外。最后也流进了北京,流进了紫禁城,“流”进了慈禧的耳目中。

老佛爷这下雷霆大怒。一旁大太监李莲英尽管与岑春煊系莫逆之交,也不敢为岑辩说半句。朝中一些恨岑者趁机攻击岑;更有在粤御史弹劾岑,认为他不宜继续在粤留任。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慈禧终于向岑发出了“召回”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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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京城,自知遭人暗算的岑春煊立即去找李莲英,希望李能帮他在老佛爷面前洗冤。已明白一切的李莲英经过一番思索后,告诉岑道:我有办法了!李想到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你们以伪照片蒙骗太后,我就以伪照片“唤醒”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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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李莲英将老佛爷的照片请人制作成观音模样,置于中座,李莲英扮作韦陀,立在太后左边。一日,李莲英将这张伪照片跪呈太后御览。瞅着老佛爷看照片时一脸惑然的神情,李莲英趁机道,奴才什么时候和老佛爷单独拍过这张照片?这分明是民间刁民的恶作剧。就像那张岑春煊、梁启超、麦孟华的合影一样,不过是那些人借此卖钱图财。接着李莲英不失时机地向太后献策:如此混淆是非,此风实不可长,应颁禁令。

李莲英的“以毒攻毒”法果然取得实效,慈禧对岑春煊疑窦顿释

此时,陈少白已拿到余下的70万港币,并以此为经商资本,得以致富。粤商还以省港澳轮船码头归少白,之后,陈少白又得以经营哈德安、播宝两个轮船码头,并在那里建别墅自居。刘禺生自述他和一些朋友曾多次在那里受到陈少白宴请,每当这时候,这些朋友总忍不住对少白笑道:你真应该在这里供奉岑春煊的长生禄牌位。后者听罢,笑而不语。刘禺生的“顾此失彼”在这里又有所显现:据《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二卷记载,岑任两广总督共有两次,一为1903年4月,一为1907年5月,假照事件出现在后一次。而朝中恨岑者即为庆亲王奕劻、袁世凯,伪照片策划者也是他们二人。伪照片使“慈禧信以为实,遂将岑开缺”。当然,最终也是水落石出。但如此看来,则已不是简单的官商利益之争,而分明涉及宫廷阴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