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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历史揭秘:宋朝的士大夫为什么多敢与皇帝“较劲”

宋理宗时,台谏官李伯玉因为发表过激言论,受到降官处分。但降官的制书,舍人院一直不肯起草,以此抵制皇帝的决定。过了一年,降官制书仍未能颁布。后来牟子才兼直舍人院,觉得拖下去也不是方法,终于将降官制书草拟出来,但牟子才却用他的生花妙笔对李伯玉大加褒奖,看起来哪里是一份谪词,分明是表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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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理宗找牟子才商量:“谪词皆褒语,卿且改改如何?”宰相也过来说情:“小牟,给皇上一个面子,修改修改。”牟子才强硬地说:“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 这么有脾性的士大夫,宋后不多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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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一个比较没骨气的士大夫。神宗朝的王珪,擅长阿谀圣意,“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又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人称“三旨相公”。此公大概可以算是宋代最窝囊的宰相了,但比起清朝“宰相”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清代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比“三旨”更卑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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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即便是这么一个“三旨相公”,也有他的脾性。王珪曾向神宗三次推荐张璪,神宗都不用。王珪便提出辞职:“臣为宰相,三荐贤三不用,臣失职,请罢。”我们知道,宰相有任百官之权,在这一权力不获君主尊重的情况下,王珪以辞职要挟,也算是表现出了一个宋朝士大夫的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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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士风是在清代才遭到严重摧抑的,经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江南士风出现了严重的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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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清初的读书人观察到:“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 时代的风气已变,士子的脊梁骨已断。直到清末,士人才略恢复宋朝士大夫的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