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的乱世 董卓的崛起一点也不意外 董卓迅速灭亡的真正原因什么？
董卓是东汉末年献帝时军阀，利用汉末战乱和朝廷势弱占据京城，废少帝立汉献帝并挟持号令，专断朝政。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东汉政权从此名存实亡。
东汉末年，皇权几乎名存实亡，变成外戚与宦官争权的局面，就在这时发生了“黄巾之变”。这些反抗政府的民众组成的军队都头缠黄巾，口称：“汉朝天下的苍天已死，新的天下将到来。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都不怕死，杀官吏，毁官衙。变起的时间是汉灵帝甲子年，领导人物是巨鹿人张角。他自称“贤良大师”，带着九节杖，领着若干从者，从这一村到那一村，不断宣扬他的道教，他说：“底人呀！来吧，悔罪喝这符水，病就会好起来，不好不必信道”
在这宣扬之下，仅仅十几年的工夫，就有了几十万信徒和三十六方。这三十六方的信徒都相信：推翻汉朝，新天子出现，我们就可得救！于是，这些信徒都不惜生命地团结作战，终于使汉朝走向败亡的局面。黄巾之变发生的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势力侵并土地，造成社会的不安，导致农民的贫困。当时的学者仲长统就曾感叹时局的颓败，警告当政者说：“富豪之家，连栋数百，肥沃的田地无限，奴婢有千人，附从达万人。利用车船的贾贩，遍及四方，囤积的货物非常多，几乎把都城都充满了，实物连大房间都放不下，牛马羊猪满布山谷。”可见平民与豪富之家的差异有多大。
黄巾之变发生后，汉灵帝召集各地将军平变。这些将军虽然遭遇到黄巾徒众的激烈抵抗，还是予以各个击破。尤其在张角病死以后，黄巾声势大落，终于平息。但其后二十年，民众的暴动仍然不时发生，致使都市与农村完全荒废。各地将军也乘汉室威权的衰落，借口讨伐黄巾，逐渐壮大，而成为军阀。
地方上的大地主为了自卫，把雇农、奴仆、食客武装起来，并尽量收容避乱的民众，兼并土地，组成独立的部族，而在其四周筑起士墙，自为“坞主”。军阀与军阀之间，军阀与坞主之间，坞主与坞主之间，彼此互战，终于造成群雄割据的局面。在这些军阀或坞主当中，最残忍的是受诏入京镇压宦官、以拥立献帝而掌政权的凉州军阀董卓。
董卓是三国史中重要的人物，也是《三国演义》中最早出场的“大反派”。在东汉政坛上，董卓可谓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所欲为、炙手可热。可这位一代枭雄，却仅仅控制东汉政权三年，便身死政败，横尸街头，落下遗臭千年的千古骂名。董卓匆匆而亡的背后，固然与其自身贪婪残暴、倒行逆施关系紧密，但究其根源，更与其一生紧密相连的凉州力量有关。“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仅从地域影响来看，凉州势力的起、盛、转、衰，直接决定了董卓一生的“是非成败转头空”，真可谓是成也西凉，败也西凉。
关西出将：董卓势力起于西凉
董卓自幼生长在大西北陇西一带，这里是中原与西羌连年交锋之地，长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当地百姓习武尚勇，民风彪悍。生于斯、长于斯的小董卓，自幼耳濡目染、好武善斗，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史赞“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更可贵的是，年纪轻轻的董卓并不甘心仅做一名“武夫”，他凭借一身侠肝义胆、过硬拳脚，常年遍游羌族区域，广泛结交豪杰，逐渐精通了羌胡事务，还以“健侠”扬名凉州，人脉甚广，颇有威名。
桓帝末年，董卓以六君良家子的身份入选羽林郎，走上了从军报国之路。一上战场，董卓的军事才能便得到充分施展。永康元年，东羌叛乱，朝廷派张奂、董卓前去镇压，很快便“大破之，斩其酋首，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中平元年，北宫伯玉、边章谋反，朝廷派多路将领反叛，独董卓“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卓独全众而还”。凭借赫赫战功，董卓也逐渐从军吏上升为将军，具有了雄踞一方的军事资本。
可就在董卓履立战功的同时，也成为朝廷中某些当权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无端的陷害打击，使他的仕途起起落落、坎坎曲折。建宁二年，张奂“陷以党罪、禁锢归田里”，董卓被连坐免官。中平元年，因讨伐黄巾军兵败抵罪，又回到凉州。一路征战、几起几落，董卓仕途几乎一遇挫折就回到凉州，而一回到凉州，就能再次被启用重用。这一规律固然与运气巧合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此时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势力集团已然形成。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评论说：“何进之后、曹操之前，乱皇室者，皆凉州之士也”。依军功起家的董卓，慢慢在凉州经营起树大根深、枝繁叶茂的武装势力，甚至形成了对东汉王朝分庭抗礼之势。而董卓与朝廷的彻底决裂，也使他走上了暴虐残暴、祸国殃民的不归路。
任人唯亲：重用西凉人马背后的“不得不”
中平六年，汉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借诛灭宦官之名，召唤董卓入京。进入洛阳之前，朝廷局势可谓波诡云谲。本想斩灭宦官的何进“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受其害，身死族灭。紧接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袁术等朝廷士族将宦官全歼。盘桓东汉末年百年之久，流毒颇深的宦官、外戚势力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进入洛阳后，面对朝廷出现的“权力真空”，董卓见机行事，迅速行动，果断收服何进、何苗所领旧部，以武力震慑各方势力，兵不血刃轻松控制洛阳局面，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大权在握后，董卓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少帝刘辨，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刚刚开始“挟天子”的董卓，头脑还算清醒，他深知从凉州荒僻之地远道而来的他，维持现有统治，不能紧靠手中的武力，还需依靠中原士族，于是开始着手拉拢士族集团。《后汉书·董卓传》记载，董卓任名士周珌为吏部尚书、伍琼为侍中、郑公业为尚书、何顒为长史。同时，还提报重用许多“封疆大吏”，如韩馥为冀州刺史、刘岱为兖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等等。其中，对荀爽、蔡邕的提拔更是不循常例，大胆任用，就是凉州亲信，也没能享受到如此待遇。
可事情有时往往事与愿违，尽管董卓十分努力地谋求中原士族名士的支持。但一方面，董卓是庶族武人出身，根不正苗不红，“先天”上就遭到士族门阀的排挤。另一方面，董卓又废帝另立，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既有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秩序，遭到了士族和清流名士的强烈反抗。
更令董卓意想不到的是，许多起兵的士族，竟然多是自己亲自任用的刺史、太守，甚至身边的亲信官吏，也很多成为“反董联军”的内应。此时，董卓意识到，拉拢中原士族“出力不讨好”，唯有任用凉州集团的“自己人”才是“正道”“王道”。于是，气急败坏的董卓索性开始放手任用“凉州势力”出将入仕，并大规模杀戮中原名门士族。董卓骨子里的残虐本性开始慢慢释放，后人笔下“祸国大盗”的残暴形象在此时开始全面展现。不知不觉间，董卓开启的全新人事变动，却也为他的加速灭亡埋下了伏笔。
祸起萧墙：并、凉冲突导致董卓灭亡
俗话说，上帝想让谁灭亡，就先让谁疯狂。董卓大规模任用自己亲信、故吏，“兵士”由此“大盛”，董家势力几乎不可撼动。《后汉书》记载：“京都兵权唯在卓”。可就在董卓高枕无忧，歌舞升平，认为天下皆在手中的时候，内部利益的分配不均，却成为董卓灭亡的推进器。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力量，正式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势力。董卓进京后，诱降吕布，杀害统帅丁原，并一举兼并了并州军。
这支并州军可不一般，他与凉州军一样，都有着骁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南征北战打赢了很多硬仗胜仗。《后汉书》曾评价并州兵：“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这样一支“钢军铁骑”的忽然易主，很多人本来就不甘心并入凉州军，只因为吕布投靠，才被迫加入。而凉州兵士也多以胜利者自居，自认为是董卓嫡系部队，从内心看不起并州军。双方从一开始合作，就多处于敌对状态。
可董卓却偏偏对吕布抬爱有加，一口一个“奉先、奉先”，更让许多曾为董卓出生入死的老将心存嫉妒和不满。久而久之，自然引起来董卓“旧部”凉州军队的敌视和担忧。长此以往，这种相互敌视和冲突带来的是一次次战争的不默契、不配合，最终酿成了许多重要战役的失败。《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反董联盟组建后，孙坚整顿军队大举攻击董军。董卓派遣胡轸、吕布前往镇压，然后“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轸、布败走。”
此战的失利，直接导致孙坚乘胜进取洛阳，迫使董卓烧城而退回凉州。而此战失利的直接原因，就是吕布和胡轸的矛盾。随着董卓对吕布的放任自流、不加节制，吕布的贪心和欲望也开始无限制的增长。吕布依仗羽翼渐丰的并州军，心中“废主自立”的念头再次萌生，最终导致了吕布亲手杀死董卓。
《三国志·吕布传》记载：“布自杀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并、凉矛盾演化成公开的矛盾。此后，董卓的部将李傕杀光了军中的并州兵，并听从凉州人贾诩的计策，和郭汜一起收集凉州旧部，很快便成功攻陷了长安，把吕布赶了出去，并杀死王允为董卓报仇。从此，三国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可以讲，董卓的失败，也是凉州文化入主中原文化的失败。这支西凉铁骑，在进军中原过程中，从融合到碰撞，从兴盛到衰败，最终随着董卓的逝去而元气大伤，最终彻底消散于历史的云雾之中。
纵观董卓自兴起至灭亡的一生经历，细细审视其凉州“家底”，凉州兴，则董卓兴，凉州弱，则董卓弱，最终董卓忽视并州势力的“恶性增长”，直接导致了董卓的身死家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