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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在东汉末年的乱世 董卓的崛起一点也不意外 董卓迅速灭亡的真正原因什么?

董卓是东汉末年献帝时军阀,利用汉末战乱和朝廷势弱占据京城,废少帝立汉献帝并挟持号令,专断朝政。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东汉政权从此名存实亡。

东汉末年,皇权几乎名存实亡,变成外戚与宦官争权的局面,就在这时发生了“黄巾之变”。这些反抗政府的民众组成的军队都头缠黄巾,口称:“汉朝天下的苍天已死,新的天下将到来。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都不怕死,杀官吏,毁官衙。变起的时间是汉灵帝甲子年,领导人物是巨鹿人张角。他自称“贤良大师”,带着九节杖,领着若干从者,从这一村到那一村,不断宣扬他的道教,他说:“底人呀!来吧,悔罪喝这符水,病就会好起来,不好不必信道”

在这宣扬之下,仅仅十几年的工夫,就有了几十万信徒和三十六方。这三十六方的信徒都相信:推翻汉朝,新天子出现,我们就可得救!于是,这些信徒都不惜生命地团结作战,终于使汉朝走向败亡的局面。黄巾之变发生的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势力侵并土地,造成社会的不安,导致农民的贫困。当时的学者仲长统就曾感叹时局的颓败,警告当政者说:“富豪之家,连栋数百,肥沃的田地无限,奴婢有千人,附从达万人。利用车船的贾贩,遍及四方,囤积的货物非常多,几乎把都城都充满了,实物连大房间都放不下,牛马羊猪满布山谷。”可见平民与豪富之家的差异有多大。

黄巾之变发生后,汉灵帝召集各地将军平变。这些将军虽然遭遇到黄巾徒众的激烈抵抗,还是予以各个击破。尤其在张角病死以后,黄巾声势大落,终于平息。但其后二十年,民众的暴动仍然不时发生,致使都市与农村完全荒废。各地将军也乘汉室威权的衰落,借口讨伐黄巾,逐渐壮大,而成为军阀。

地方上的大地主为了自卫,把雇农、奴仆、食客武装起来,并尽量收容避乱的民众,兼并土地,组成独立的部族,而在其四周筑起士墙,自为“坞主”。军阀与军阀之间,军阀与坞主之间,坞主与坞主之间,彼此互战,终于造成群雄割据的局面。在这些军阀或坞主当中,最残忍的是受诏入京镇压宦官、以拥立献帝而掌政权的凉州军阀董卓。

董卓是三国史中重要的人物,也是《三国演义》中最早出场的“大反派”。在东汉政坛上,董卓可谓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所欲为、炙手可热。可这位一代枭雄,却仅仅控制东汉政权三年,便身死政败,横尸街头,落下遗臭千年的千古骂名。董卓匆匆而亡的背后,固然与其自身贪婪残暴、倒行逆施关系紧密,但究其根源,更与其一生紧密相连的凉州力量有关。“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仅从地域影响来看,凉州势力的起、盛、转、衰,直接决定了董卓一生的“是非成败转头空”,真可谓是成也西凉,败也西凉。

关西出将:董卓势力起于西凉

董卓自幼生长在大西北陇西一带,这里是中原与西羌连年交锋之地,长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当地百姓习武尚勇,民风彪悍。生于斯、长于斯的小董卓,自幼耳濡目染、好武善斗,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史赞“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更可贵的是,年纪轻轻的董卓并不甘心仅做一名“武夫”,他凭借一身侠肝义胆、过硬拳脚,常年遍游羌族区域,广泛结交豪杰,逐渐精通了羌胡事务,还以“健侠”扬名凉州,人脉甚广,颇有威名。

桓帝末年,董卓以六君良家子的身份入选羽林郎,走上了从军报国之路。一上战场,董卓的军事才能便得到充分施展。永康元年,东羌叛乱,朝廷派张奂、董卓前去镇压,很快便“大破之,斩其酋首,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中平元年,北宫伯玉、边章谋反,朝廷派多路将领反叛,独董卓“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卓独全众而还”。凭借赫赫战功,董卓也逐渐从军吏上升为将军,具有了雄踞一方的军事资本。

可就在董卓履立战功的同时,也成为朝廷中某些当权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无端的陷害打击,使他的仕途起起落落、坎坎曲折。建宁二年,张奂“陷以党罪、禁锢归田里”,董卓被连坐免官。中平元年,因讨伐黄巾军兵败抵罪,又回到凉州。一路征战、几起几落,董卓仕途几乎一遇挫折就回到凉州,而一回到凉州,就能再次被启用重用。这一规律固然与运气巧合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此时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势力集团已然形成。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评论说:“何进之后、曹操之前,乱皇室者,皆凉州之士也”。依军功起家的董卓,慢慢在凉州经营起树大根深、枝繁叶茂的武装势力,甚至形成了对东汉王朝分庭抗礼之势。而董卓与朝廷的彻底决裂,也使他走上了暴虐残暴、祸国殃民的不归路。

任人唯亲:重用西凉人马背后的“不得不”

中平六年,汉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借诛灭宦官之名,召唤董卓入京。进入洛阳之前,朝廷局势可谓波诡云谲。本想斩灭宦官的何进“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受其害,身死族灭。紧接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袁术等朝廷士族将宦官全歼。盘桓东汉末年百年之久,流毒颇深的宦官、外戚势力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进入洛阳后,面对朝廷出现的“权力真空”,董卓见机行事,迅速行动,果断收服何进、何苗所领旧部,以武力震慑各方势力,兵不血刃轻松控制洛阳局面,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大权在握后,董卓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少帝刘辨,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刚刚开始“挟天子”的董卓,头脑还算清醒,他深知从凉州荒僻之地远道而来的他,维持现有统治,不能紧靠手中的武力,还需依靠中原士族,于是开始着手拉拢士族集团。《后汉书·董卓传》记载,董卓任名士周珌为吏部尚书、伍琼为侍中、郑公业为尚书、何顒为长史。同时,还提报重用许多“封疆大吏”,如韩馥为冀州刺史、刘岱为兖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等等。其中,对荀爽、蔡邕的提拔更是不循常例,大胆任用,就是凉州亲信,也没能享受到如此待遇。

可事情有时往往事与愿违,尽管董卓十分努力地谋求中原士族名士的支持。但一方面,董卓是庶族武人出身,根不正苗不红,“先天”上就遭到士族门阀的排挤。另一方面,董卓又废帝另立,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既有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秩序,遭到了士族和清流名士的强烈反抗。

更令董卓意想不到的是,许多起兵的士族,竟然多是自己亲自任用的刺史、太守,甚至身边的亲信官吏,也很多成为“反董联军”的内应。此时,董卓意识到,拉拢中原士族“出力不讨好”,唯有任用凉州集团的“自己人”才是“正道”“王道”。于是,气急败坏的董卓索性开始放手任用“凉州势力”出将入仕,并大规模杀戮中原名门士族。董卓骨子里的残虐本性开始慢慢释放,后人笔下“祸国大盗”的残暴形象在此时开始全面展现。不知不觉间,董卓开启的全新人事变动,却也为他的加速灭亡埋下了伏笔。

祸起萧墙:并、凉冲突导致董卓灭亡

俗话说,上帝想让谁灭亡,就先让谁疯狂。董卓大规模任用自己亲信、故吏,“兵士”由此“大盛”,董家势力几乎不可撼动。《后汉书》记载:“京都兵权唯在卓”。可就在董卓高枕无忧,歌舞升平,认为天下皆在手中的时候,内部利益的分配不均,却成为董卓灭亡的推进器。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力量,正式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势力。董卓进京后,诱降吕布,杀害统帅丁原,并一举兼并了并州军。

这支并州军可不一般,他与凉州军一样,都有着骁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南征北战打赢了很多硬仗胜仗。《后汉书》曾评价并州兵:“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这样一支“钢军铁骑”的忽然易主,很多人本来就不甘心并入凉州军,只因为吕布投靠,才被迫加入。而凉州兵士也多以胜利者自居,自认为是董卓嫡系部队,从内心看不起并州军。双方从一开始合作,就多处于敌对状态。

可董卓却偏偏对吕布抬爱有加,一口一个“奉先、奉先”,更让许多曾为董卓出生入死的老将心存嫉妒和不满。久而久之,自然引起来董卓“旧部”凉州军队的敌视和担忧。长此以往,这种相互敌视和冲突带来的是一次次战争的不默契、不配合,最终酿成了许多重要战役的失败。《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反董联盟组建后,孙坚整顿军队大举攻击董军。董卓派遣胡轸、吕布前往镇压,然后“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轸、布败走。”

此战的失利,直接导致孙坚乘胜进取洛阳,迫使董卓烧城而退回凉州。而此战失利的直接原因,就是吕布和胡轸的矛盾。随着董卓对吕布的放任自流、不加节制,吕布的贪心和欲望也开始无限制的增长。吕布依仗羽翼渐丰的并州军,心中“废主自立”的念头再次萌生,最终导致了吕布亲手杀死董卓。

《三国志·吕布传》记载:“布自杀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并、凉矛盾演化成公开的矛盾。此后,董卓的部将李傕杀光了军中的并州兵,并听从凉州人贾诩的计策,和郭汜一起收集凉州旧部,很快便成功攻陷了长安,把吕布赶了出去,并杀死王允为董卓报仇。从此,三国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可以讲,董卓的失败,也是凉州文化入主中原文化的失败。这支西凉铁骑,在进军中原过程中,从融合到碰撞,从兴盛到衰败,最终随着董卓的逝去而元气大伤,最终彻底消散于历史的云雾之中。

纵观董卓自兴起至灭亡的一生经历,细细审视其凉州“家底”,凉州兴,则董卓兴,凉州弱,则董卓弱,最终董卓忽视并州势力的“恶性增长”,直接导致了董卓的身死家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