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乱中唯独吴三桂一人独自奋战，其余两人尽皆拖了后腿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清朝时期有许多著名的叛乱，其中康熙帝在位期间的三藩之乱可以说是差点颠覆了清朝，可是你知道吗？三藩之乱中唯独吴三桂一人独自奋战，其余两人尽皆拖了后腿。

我们都知道吴三桂是明朝最大的汉奸，作为辽东的将门世家，吴家一直深受皇恩，吴三桂甚至被明廷封为平西伯。明朝后期因为小冰河纪导致的北方连年大旱使得明朝不但税收大减，反而要年年拨发大量财政去赈灾，之后的镇压农民起义也耗去大量财力。但和关宁军吞掉的金钱物资比就不算什么了，明廷财政收入的大半都给关宁军吃了，不想到却养出了一头白眼狼。吴三桂最后放后金入关不说，还作为后金先锋不断屠杀汉族百姓，到最后甚至亲手绞死明朝永历帝。可惜他不明白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1673年康熙决定撤藩，吴三桂联合耿精忠尚之信等造反，三藩之乱由此开始。三藩之乱从开始到结束一共打了8年，这和日本全面侵华到结束的时间差不多，由此可见清廷打得有多艰难，到最后还是吴三桂病死吴军没有统领才能平定的。

吴三桂当时的实力和清廷的差距有多大呢?云南在明朝的时候只有150万人，经过明末的连续战乱之后甚至还更少，即使经过一段时间恢复也超不出这个数，清朝却有1亿人口，两者是人数对比是1:70。吴三桂当时的军队只有24000人，而且跟着他在1644年入关的关宁军老兵经过多30年几乎都老死光了，现在的这些军队绝大多数都是入关后招募的;清廷一方军队数量至少50万，不但有绿营还有满八旗蒙古八旗，双方对比是1:21。吴三桂的军队里马匹较少，有也多是矮小的滇马;清廷因为掌控了整个国家特别是和蒙古的联姻却有大量的马匹。云南地处云贵高原，还是在横断山脉，这里的土地一直都非常贫瘠，除了少数的平地外都是山区，交通非常不便，特别是吴三桂在湖南和清军僵持的时候，粮草物资根本运输不过来。从古代到现代从没有一个势力能从云南统一中国的，甚至连南方也做不到，即使是唐宋时期的大理也最多骚扰到四川部分地区，就是因为粮食、人口、交通的限制。

但就在这么困难的前提下，吴三桂却能在短时间内占领数个省份，影响半个中国。清廷以绝对优势却和他打得势均力敌，直到把他耗到老死才结束。而且说是三藩之乱，但从头到尾其实只有吴三桂一家是真正在造反的。

为何这么说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另外一位藩王尚之信。

尚之信是老平南王尚可喜的长子，出生于1636年，那一年尚可喜被皇太极封为智顺王。尚之信出身将门，深受影响，长大后随父征战，勇猛善战，堪称是一员猛将。顺治十一年，尚之信作为人质，来到北京，成为宫廷侍卫，深得顺治帝的赏识。

顺治帝对尚之信很好，“出入必从，时呼为谙达”，还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头衔，以及公爵的爵位。然而，人质毕竟是还是人质，尚之信渴望回到广州，但他的父亲却没有这种打算。直到康熙十一年，尚之信才结束人质生活，返回广州。但此时父子之间嫌隙已生，尚之信遭到父亲尚可喜的排挤。

时间到了康熙十五年(1676年)，广东局面越加严峻。吴三桂叛军已经攻到了肇庆，距离广州已经不远。尚可喜又一病不起，广州城中人心惶惶，广东全境陷落似乎已经是时间问题。 在这样的局面下，平南王府内部又发生了权力纷争——尚可喜的次子尚之孝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功勋，而且为人稳重，这和嗜酒如命、性情粗暴的尚之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尚可喜在幕僚金光的劝说下，终于下定决心，不再将自己的王爵传给尚之信，而是传给尚之孝。这引起了尚之信的极大不满。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发动兵变，派兵将父亲尚可喜软禁起来，接管了平南王府，并杀掉了劝说尚可喜让尚之孝继位的金光，以报私仇。随后，尚之信又接受吴三桂的“招讨大将军”的封号，树起了反清的旗号。忠于清朝的尚可喜听说儿子叛清之后，又急又怒，终于在这年十月病重去世。

然而，就在尚可喜为儿子叛清又急又怒的时候，康熙帝却似乎对尚之信的“叛变”并不着急。他既没有像对待吴三桂那样宣布剥夺尚之信的王爵，也没有像对付耿精忠那样对广东派出大军予以征剿，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更值得玩味的是，尚之信举起叛旗之后，已在广东的清镇南将军舒恕居然带着属下军队安然无恙地撤出了广东，尚之信根本没有派兵攻击。而吴三桂几次三番催促尚之信出兵北上攻击清军，尚之信也都以各种借口敷衍塞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尚之信就给了吴三桂十万两银子的军饷以应付了事。尚之信从举起叛旗到重新归顺清朝，前后总共二百八十天，他竟没有派兵和清军打过一仗!同是附和吴三桂叛乱，耿精忠和清军反复交战，还主动进攻江西、浙江，两人反差竟如此巨大!而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重新降清之后，尚之信征剿叛军却非常卖力。这种种的疑点，不能不让人对尚之信是否是真的“叛清”心生疑窦。对此，《尚式宗谱》的一段记载似乎颇能说明问题：“(之信)以丸书入告，阳为顺逆，实保地方，大兵一到，即便归正。”这件事并不见于正史记载，但从尚之信叛清之后的各方面情况综合看，似乎有很高的可信度。在作为正史的《清史列传》中，《尚之信传》虽然被归入“逆臣”类，但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可考的线索。其上记载：康熙十六年(1677年)，尚之信派人去和清军联络归顺事宜。康熙帝闻讯之后，特下谕旨曰：“……朕知尔父子不忘报国，念笃忠贞，因仓促变乱，朕心深为悯恻……”这段文字，似乎也印证了《尚式族谱》中的记载。综合起来看，基本可以肯定尚之信的所谓“叛清”，其实是出于无奈之下的一种自保之策，并不是真的背叛清朝，尚之信内心深处依然是忠于清朝的，这一点，康熙帝内心很清楚，也很理解。所以他既没有宣布剥夺尚之信的王爵，也没有派兵征剿，原因就在于此!

然而，即便康熙帝心里清楚尚之信的“叛清”是“伪叛”，即便康熙帝亲口答应了“果能相机剿贼，立功自效，仍加恩优叙”，尚之信却仍然逃脱不了被秋后算账的悲惨命运。随着吴三桂的死去，叛军的溃败，清军的胜利已成定局，尚之信也就失去了其利用价值。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正在率军进攻广西叛军的尚之信突然被告发“谋叛”，随即被逮捕押解广州接受审判。七月，经康熙帝批准，清廷下令判处尚之信自尽，其妻子儿女收官为奴，全部家产都被没收。就这样，一条白绫结束了尚之信的生命，曾经风光无限的平南王府也就此烟消云散。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尚氏宗谱》的记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帝曾为尚之信平反，被罚没入官的尚之信的妻子儿女都被放回与家人团聚，并发还部分财产，以供其颐养天年。尚氏家族没有结婚的女子，都由朝廷为其择偶，并赏赐嫁妆。尚之信的子孙日后在雍正朝也都成为了朝廷的官员。这充分说明了，康熙帝心里完全清楚尚之信是被冤枉的。

说完尚之信，我们再来看看耿精忠。

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响应吴三桂，他以利相诱，很快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又迎合百姓们内心光复明朝、恢复汉人统治的愿望，承诺将会“复明”，从而招揽和收买了人心。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耿精忠恢复明朝衣冠制度，带领自己领地的百姓们开展了“光复”。

得到群众支持后，耿精忠兵分三路，西路进攻江西，东路进攻温州、台州一带，中路则直取金华。此外，他还联系割据台湾的郑经，请求他出兵从海上协助。不过，耿精忠虽然风头很盛，但清廷还是将主要精力放在西边的川陕一带，对他则采取限制和招抚的策略。

一开始，耿精忠对清廷的招降完全不予理睬，但很快他便别无选择了。耿精忠联系郑经来作为援助，双方商议的结果是，耿精忠提供战船，郑经则领兵帮助耿精忠攻略沿海地区。不过，双方后来又因为战船供应而发生矛盾，战船问题解决了，郑经又不经允许便占据沿海地区休整，不久，好几座沿海城市投靠郑经后，双方甚至爆发了小规模冲突。

渐渐的，郑经所能到达的沿海地区都被耿精忠占领，耿精忠便更加轻视势力弱小又失去利用价值的郑经，郑经则千方百计从耿精忠这里占便宜，此外，藩王间也并非亲密无间。矛盾的积累导致了耿精忠对造反一事逐渐失去兴趣，再加上清军重新获得优势，开始接连取得胜利，耿精忠终于在亲信投清、兵临城下的局面下投降，成为了三藩之乱的突破口。

所以由此看来从头到尾，三藩之乱中唯独吴三桂一人在真正的奋战，这也注定了三藩之乱失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