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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李世民与魏征是圣主和名臣的典范 李世民和魏征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魏征死后李世民为什么要推倒魏征的墓碑?

唐太宗李世民与贤臣魏征,一代圣主和一位名臣,各有各自的才能,李世民是文武双全,以民为主的明君,而魏征是刚正不阿,一心为主为百姓的大臣。李世民和魏征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魏征死后,李世民为什么要推倒魏征的墓碑?

魏征作为历史上的一代良臣,甚至被宋代的包拯视为偶像,可见他的清廉刚直。但穿过历史的风尘,究竟是魏征成全了唐太宗,还是唐太宗成全了魏征,还实在是一个问题。魏征自幼丧父失母,家境贫寒,但酷爱读书。在侍奉太宗之前,魏征还曾侍奉过三个主子。

公元618年,魏征投奔瓦岗军首领李密。李密失败后,魏征又入关降唐。不久,魏征被起义军首领窦建德俘获,于是又归顺了窦建德。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回到长安,侍奉太子李建成。曾多次劝说建成先发制人,干掉李世民,未果。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非但没有怪罪魏征,反而任其为谏官。于是魏征倒入唐太宗的怀抱。从此欣逢明主,江河直下,竭诚辅佐,终于成为一代良臣。

魏征共侍奉过四个主子,特别是这四个主子又都是矛盾对立的双方,如此立场不稳,反戈相向,这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污点?但魏征似乎并未受到影响,尤其是此前的魏征似乎并没有显露出诤臣良骨的气态来。那么,何以在唐太宗面前,魏征就改头换面,敢谏善谏,终于成为历代第一谏臣呢?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辩论,可作注解。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后来查无实据,又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进一步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太宗听后很吃惊,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后,十分激赏。试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被剖心的比干,风波亭上的岳飞至今都被人们传诵,而昏庸的商纣王和赵构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忠臣事实上是通过劝谏对比出国君的昏庸,陷国君于不义而留名青史。魏征目光深邃,穿透古今,对古今忠臣出力不讨好的下场看得格外透彻,因此极力去做一个良臣,努力开创一种君臣双赢的局面。这就很好的解释了魏征此前的做派。如果做不了良臣,那就决不去做什么鸟忠臣!

魏征的确是一个良臣,但这良臣也是有私心的,其私心就在于流芳千古。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给太宗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摆明了是用太宗的昏庸来衬托自己英明神武。魏征死后,这件事竟然被太宗知晓。太宗气得大骂:娘希匹,幸亏你死得早。然后风风火火地取消了和魏征的儿女婚姻,并且挥舞大石锤,把魏征的墓碑砸了个稀巴烂。与魏征可以互相参读的人是唐朝的裴矩。裴矩是隋朝重要的顾问大臣之一。因为炀帝昏庸,聪明绝顶的裴矩成不了良臣,又不敢做拼死抗命的忠臣,干脆就做一个不折不扣的佞臣。试看裴矩的丑恶表现。炀帝出巡江都,卫士逃亡甚众,裴矩就出坏点子,向炀帝建议:把江都的女子征集起来,分配给卫士们“恣欲”,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感情隋朝的时候,裴矩就会弄慰安妇了,这实在是一大创举。炀帝大喜,当然下令照办。裴矩最大的失误还在于,他顺从炀帝的野心,冒险推动对高丽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并在事实上造成了隋帝国的崩溃。司马光《资治通鉴》称:“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后来炀帝被诛杀,裴矩被宇文化及任命为河北道安抚使,为河北起义军窦建德俘获。窦建德兵败被杀后,裴矩又率余部降唐,摇身一变,成为唐太宗的左膀右臂。此段经历与魏征何其相像也!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富有雅量,善纳人言。于是,见风使舵的裴矩,突然间刚正无私,秉公直处,抗辞激烈,犯颜直谏,终于成为一代诤臣。唐太宗就曾这样夸奖他:“大臣皆如裴矩者,国何忧而不治?”同是一个人,前后反差何其大也?司马光说:“国君圣明则臣子正直。裴矩在隋朝是奸佞之人,但到了唐代却变成了忠臣,并不是他的品性发生了什么变化。国君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那么忠诚就会变为佞伪;国君喜爱听到正直的言论,那么佞伪就会变为忠诚。这说明国君就像是个标竿,臣子就是它的影子,标竿怎么动影子就会怎样跟随。”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于是,又想起宁武子。孔子说他,“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当世道浑浊,魏征干脆就在里面洗自己臭脚丫子;当世道清明,魏征就洗干净士大夫的冠缨,做一个出彩中国人。所以我们与其说,是魏征成全了唐太宗,成全了贞观之治,倒不如说是唐太宗成全了魏征,成就了一代良臣的熠熠生辉。

贞观十七年,即公元643年,一代名相魏征病逝,终年63岁。在魏征病逝前几天,李世民带着小女儿衡山公主到魏府探望,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叔玉,并深情而痛心的说:“您的儿媳妇儿来看您了。”气若游丝的魏征激动得无语以对,泪流满面。然半年后,唐太宗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还解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约。缘何这对贤君直臣的楷模,在魏征死后不久便反目成仇?

魏征多年直谏,使得李世民心中积怨颇深。在后人眼中,李世民是一代明君,但也有普通君王爱听恭维话、贪图享乐、好大喜功的一面。唐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品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高兴地玩耍,当看到魏征向他走来时,连忙把鸟藏在怀中。魏征看到这一切,故意奏事很久,使鹞鹰闷死在唐太宗怀中。唐太宗宁可失去心爱之物,也不愿让魏征抓住他玩物丧志的小辫子。

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准备妥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魏征问及此事,唐太宗回答:“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打消了这个念头。”从这两件事来看,唐太宗很是忌惮口无遮拦的魏征。

魏征的直谏,有时让唐太宗很没面子。唐太宗对魏征说:“你可以当着大家的面应付一下,等其他时候再提意见不行吗?”魏征说:“以前舜告诉大臣,叫他们不要当面服从,背后却有意见。假如臣当面答应了,以后又来提意见,这就是背后有意见。这可不是稷、契对待尧、舜的态度。”唐太宗是个很理智的人,自然不好再怪罪魏征。

尽管如此,唐太宗还是有怨言的,有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宫时,十分生气的说:“早晚杀却此田舍汉。”长孙皇后问:“谁触许陛下?”李世民说:“魏征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可见唐太宗对魏征的怨念颇深,只是为了维护明君形象,不得不继续隐忍。

魏征给唐太宗出了一个两难选题。魏征请求唐太宗要让他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唐太宗询问二者的区别,魏征答:“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这就是说:如果魏征因直谏被杀,就是忠臣,君主就成了暴君;如果魏征因直谏身获美名,成为良臣,君主则成为明君。他将自己置于不败之地,使唐太宗处于守势,唐太宗只有成全他的直谏,君臣二人才能双赢。

魏征自以为聪明,拿到了免死金牌,却不知唐太宗内心对他拿捏君王很是气愤。在古代皇帝的龙颜是不容冒犯的,挑战天子的威严,是导致魏征死后受辱的深层原因。

魏征识人有误,荐人失当。魏征曾向唐太宗极力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说二人有宰相之材。因魏征的推荐,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两人在魏征死后,因牵连到太子李承乾密谋反事件,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唐太宗虽然表面上从谏如流,对魏征信任有加,但作为一代君主,他对任何人都存有戒心,杜正伦和侯君集的倒台使唐太宗倒吸一口冷气,怀疑魏征和他们一起结党营私,妄图谋反。唐太宗开始彻查魏征,这一查竟查出了大问题。

魏征将奏疏底稿交给了史官,犯了历代君王的大忌讳。这须从唐代的世家大族矛盾说起。山东的世家大族,与李氏赖以起家的关陇集团水火不容,而这种矛盾,由来已久。几百年来,不管是从地望上,还是从文化上,山东贵族的心里实际上都很鄙视关陇集团。朝廷一直在打击山东的世家大族,甚至想要利用山东的世家大族对高丽用兵,魏征自小遭受离难之苦,不想山东河北一带人民遭受流离之苦,反复劝说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

在唐太宗看来,魏征成了山东世族大家的保护伞,因此魏征在当政后期逐渐受到唐太宗的冷落。贞观十二年,即公元638年,唐太宗命令高士廉等撰写《氏族志》,确定天下世家大族的门第等级。将老牌山东世族降为第三等,而将皇室成员列为第一等的世家大族。

朝堂之上都知道魏征是山东河北一带世族的代表人物,唐太宗此举,显然把魏征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深通帝王心事的魏征自以为此劫难逃,竟然将劝诫的奏疏底稿全数拿给了史官,一来唐太宗问罪时,可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清白,二来纵然身死,也可以青史留名。

唐太宗彻查魏征,褚遂良不敢隐瞒,便把此事招了出来。唐太宗勃然大怒,历朝历代以来,哪有给皇帝上奏章私留一份底稿的先例?竟然还把底稿交给了史官,魏征居心何在?况且有些事唐太宗是不想史官知道的,这下史官如实记载下来,全天下都知道了。

唐太宗一气之下,取消了魏叔玉与衡山公主的婚事,还不解气,又下令推倒了自己亲笔书写的墓碑。魏征死后第二年,即公元644年,失去约束的唐太宗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发动对高丽的战争,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从东北回来的路上,悔恨交加的唐太宗又一次想起了魏征,如果魏征在世,必定会反对出兵高丽,自己可能就不会如此鲁莽,发动这起劳民伤财,却徒劳无功的战争,而这些悔恨的情绪都转化成了对魏征深深的思念。

在回京的路上,唐太宗千里急诏京城的官员,让他们重新为魏征树立墓碑,回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召见和奖赏魏征的遗孀和孩子们。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对于魏征死后的态度很值得玩味。魏征生前反复强调不要征兵作战,唐太宗似乎也听进去了,但魏征一死,他就立马跃跃欲试,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可见,对于魏征的有些建议,唐太宗是不以为然的。

征讨高丽失利使唐太宗重新认识到了魏征对于李唐江山的重要性,对魏征的多年积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只是皇帝一言九鼎,魏叔玉与衡山公主的婚事既然已经解除,又怎能如儿戏般再恢复呢?他只好多给些赏赐,弥补一下内心的那份愧疚了。自此唐太宗与魏征这对“圣君贤臣”的形象重新树立,并成为后世君臣的楷模,在史海上空经久不息的被传颂着,一心想要名垂千古的魏征如若九泉有知,应该是倍感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