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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抗倭名将戚继光,一生功绩非凡,离不开默默支持他的两个男人

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将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抗倭名将戚继光,一生功绩非凡,离不开默默支持他的两个男人。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汉族,安徽定远人 。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

戚继光是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反抗外国侵略,并取得胜利的著名爱国英雄。儒家经典《左传》说,大丈夫要立德、立功、立言,戚继光就是这样一位爱国主义的大英雄。戚继光立下一生大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戚继光一生主要功绩是,前半生抗“南倭”,后半生御“北虏”。自元末明初以来,倭寇作孽,罪恶滔天。戚继光有一首名诗《马上行》:“南北驱驰报国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这首诗是戚继光戎马抗倭的真实写照。

戚继光的六世祖戚祥随朱元璋起兵,阵亡于明朝建立后的云南之役,子孙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戚继光之父戚景通由本卫指挥佥事出身,曾任备倭都司都指挥,后升京师神机营坐营副将,是一位深得朝廷器重的武将。戚景通于嘉靖十九年(1540)告老回到登州,嘉靖二十三年(1544)去世,以长子戚继光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职。

自元代以来,日本海盗不时侵扰中国,我国称之为“倭寇”。登州作为中日海上交通的起点之一,明成祖时设置了名为山东总督备倭都司的军事机构,统率山东沿海兵马,专务抵抗倭寇。年轻的戚继光面对倭寇不时袭扰的局面,奋笔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充分展露了他的一腔报国热情。然而,戚继光作诗的时候大概还想不到,自己将为抗倭斗争付出半生心血。

嘉靖三十二年(1553)夏六月,二十六岁的戚继光获任都指挥佥事、总督山东备倭,在山东整顿营伍,颇有成绩。两年后,戚继光转调浙江都司任职,又过了一年,被委任为分守宁(波)绍(兴)台(州)等处地方参将,正式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抗倭斗争中来。

戚继光刚到浙江任职时,工作并不顺利。他在宁波等三府防御倭寇袭扰,战事有胜有败,特别是在几场大规模战斗中表现不佳。有人借此攻击戚继光“无功”“通番”。戚继光详细分析战争经过,认识到旧有的卫所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建议招募训练本地乡民成军,以御倭寇。嘉靖三十六年(1557)冬,浙江总督胡宗宪、巡抚阮鹗将浙军三千人交付戚继光统领。经过两年的训练和战斗磨砺,这支军队变得纪律森严、令行禁止,在戚继光的统率下,屡次救援温州、台州等府,击败倭寇,战功颇著,但仍有不擅长白刃战的缺点。戚继光得知义乌一带矿工有勇悍之名,遂请命于总督胡宗宪,在当地募兵四千余人,着重培养白刃格斗能力和勇敢作风,练成一支敢战之军,这就是后来“戚家军”的雏形。

此后,浙东防务紧张,戚继光奉命率所部驻守台州,并改任分守台(州)金(华)严(州)等处地方参将。自嘉靖三十九年(1560)起,戚继光在台州练兵戍守,清理沿海卫所积弊。次年,倭寇进犯台州,戚继光率所部奋战,一月之间,陆战七胜,水战五捷,前后斩得倭寇首级七百余级,救回被掳百姓三千余人,台州倭患至此根绝。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分两路大举入闽,福建武备孱弱,明朝政府急调广东、浙江精兵援闽,浙军以戚继光为主帅,在宁德、福清、兴化连破倭寇,福建之困遂解。次年,倭寇又扰福建,戚继光再次奉调入闽,与同样出身浙军的名将俞大猷、刘显通力合作,在兴化、平海两次战役中尽歼倭寇,收复失陷城池,论功居首,遂被升为福建总兵官。当时戚继光才三十六岁,已官居方镇,自明代中期以来,武将罕有其比。戚继光为抗倭战争做出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倭寇仍不断来袭,戚继光随机应敌,多次立功。嘉靖四十四年(1565),戚继光再次与老战友、时任广东总兵官的俞大猷合作,进剿降而复叛的海盗吴平,最终吴平兵败自杀。吴平是闽广两省海寇集团的总首领,所部约有两万人之多,他的覆灭,使倭寇在我国再无呼应,福建、广东出现了“海道肃清,居民安堵”的局面,明代中期轰轰烈烈的抗倭战争,至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隆庆元年(1567),南方海疆初定,北土边烽又起,国乱思良将,征尘未洗的戚继光匆匆奉诏北上入京,主持练兵事宜。戚继光入京后,很快就被委以总理蓟(镇)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务的重任,并被授权节制四镇军将。隆庆三年(1569),因戚继光的职权与蓟镇总兵官郭琥有重合之处,朝廷任命戚继光为蓟镇总兵官,以统一事权。

蓟镇是明代“九边”之一,也是明代蒙古入侵的重要突破点,在戚继光任蓟镇总兵之前,这个位置“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可谓是个烫手的山芋。戚继光任总兵后,严抓部队纪律,督修长城敌台,完善防御体系,同时又组建车营,教习战法,以加强军队野战时的防御能力。经过他的苦心经营,蓟镇军容精强,成为九边之冠。

自隆庆元年至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坐镇蓟门达十六年之久。然而,当朝廷中最支持戚继光的大学士张居正去世后,戚继光的厄运就降临了。深恨张居正的当权者们宣称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同党,但又抓不到他的“罪状”,于是将他转调为广东总兵官。戚继光到任后,刚着手整顿军伍,又连遭参劾,遂上表求退,回到故乡登州赋闲,从此再未获得起用。万历十五年(1587)十二月,六十岁的戚继光在故乡去世,他辉煌的一生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戚继光虽然晚年连遭政敌打击报复,但是非曲直自在人心。去世两年后,官方为他撰写祭文,称他“崎岖经乎百战,名重三朝;智略迈于万人,勋垂奕世”。《明史》本传则实事求是地记载道:“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这大概是对他戎马一生的最好写照。

洞察弊病,大胆改革

戚继光最为后人尊重的,是他在抗倭战争中建立的赫赫功勋。当时,在抗倭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大将不在少数,如俞大猷、刘显等,都以将略闻名当世。戚继光能够超越他们,成为抗倭名将中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一位,是与他倡导军事改革分不开的。

早在总督山东备倭时期,戚继光就已经发现军中存在很多弊病。他下定决心整饬营伍,整顿卫所,使山东沿海卫所风气为之一新。就任浙江参将之后,戚继光看到当地军队缺乏训练,外省调来的“客军”又骄横难制,遂上书请求编练新军。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终于得遂夙愿,在义乌募民为兵,加以训练。这批民兵来自浙江本地,对于保家卫国有很高的热情,训练两个月,即已成军。戚继光移镇台州,以及后来在台州连破倭寇,凭借的就是这支军队。

在训练新军时,戚继光根据当时形势,对以往的军事制度做了很多修正。他是出身山东卫所的将领,少年时又多次从军助戍北方边镇,习于北方平原“方列并驱”的作战方式。但是,到浙江任职以后,他发现南方地形复杂,很难像在北方那样摆开大阵应敌。于是,戚继光随机应变,创设了鸳鸯阵。所谓鸳鸯阵,是一种小规模的战术群,一阵十二人,队长站在阵首,身后二人持盾牌,其次二人持狼筅(一种竹制长兵,用于抵挡倭寇习用的长刀),其次四人持长矛,再次二人持镋钯(一种短兵),最后一人为负责后勤、杂务的火兵。战斗的时候,除火兵不参战外,队长指挥全阵,以狼筅、盾牌挫倭寇之锋芒,长矛手乘隙出击,镋钯手则主要负责施放火器、警戒支援。不仅如此,一队之内的战士又可按需要分别编组,互相支援配合。因此,戚继光在与倭寇作战时,所部将士可以根据战场情况灵活应变,给倭寇造成沉重的打击,这是传统的明军方队战法做不到的。

较之传统方队,鸳鸯阵也有一个不利之处,就是它对战士的自觉性和纪律性要求非常高。传统的明军战法是以百人为一方队,骑兵同在马队,步兵同在步队,战时大家听令一起行动,对战友间互相配合的要求不高。鸳鸯阵则不同,一队之中,人人各有专责,一人失误,往往全队就要付出代价。

当时的明军是一支传统的封建军队,纪律不甚严明,戚继光就曾说过:“凡临阵的好汉,只有数人,每斩获首级,常是数十百人丛来报功,再不想你一起人退来报功,使众兵相望,误认是败走,大家都走了。”斩获一二首级,竟然会导致全队一起后退报功,又竟然会使战友误认为战事不利,扰动军心,可见明军旧习的恶劣。

所以,在编练新军时,戚继光也制定了新的法令,用来约束部下。他规定,执盾牌、狼筅、长矛的战士在战场上只管杀敌,杀死敌人后由镋钯手斩首,斩得一个首级,只许一名镋钯手将之送到阵后,战后由队长统计斩首数量,按战场表现分别行赏。那些临阵退缩、冒功求赏、贪利致败,及同队互不相救致有阵亡者,按戚继光的规定,都要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借助严格的军法约束,戚继光把部队打造成了一支有近代军队色彩的精兵。嘉靖末年,戚继光在浙江、福建、广东能够连战连胜,与他统率着一支军纪整肃、雷厉风行的军队有着很大关系。

隆庆元年后,戚继光调任京师,仍时时以整顿军队纪律为念。他青年时曾连续四五年助戍蓟镇,深知北方边镇的弊病,遂请调旧部浙军赴蓟镇,作为边防的核心力量。浙军抵达那一天,奉戚继光之命在郊外列队,当时天降大雨,浙军自清晨列队至中午,不摇不动,军容整肃,蓟镇军将见而大惊,全军风气为之一变,这是戚继光在蓟镇能够建立有效军事防御体系的根本依仗。《明史》说:“继光更历南北,并著声。在南方战功特盛,北则专主守。”实际上,无论在南在北,戚继光的成功都是建立在严明的军事纪律基础上的。

以纪律为基础,以战术为抓手,这是戚继光军事改革体系的要点。在他最重要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戚继光反复强调这两个关键。他描述战斗场面说:

“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

他又指责明军中盛行的操演套路,说:“今所学所习,通是一个虚套,其临阵的真法真令真营真艺,原无一字相合;及其临阵,又出一番新法令,却与平日耳目闻见无一相同,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临时还是生的。”因此,经过戚继光训练的军队无不号令谨严、骁勇善战。

当代军事史学家们评价戚继光的军事改革,认为他是中国传统军事体系的集大成者,不仅继承了中国古典军事学术的精华,而且根据形势需要改革了教练方法和编制方式,提高了军队的合成水平,对明清时期的军事学术影响深刻。有西方学者认为戚继光是可以与拿骚的莫里斯(16、17世纪之交的荷兰执政、军事改革家、将领,欧洲近代职业化军队的鼻祖)相提并论的重要军事人物,其依据也在于此。

戚继光能成功,离不开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个男人。

第一位,进士出身、长年在东南沿海任职的谭纶。

谭大人当过福建地区军政一把手,官至福建巡抚,此人有意思的地方是:不是一个弱弱的文人,而是真能打仗(一生杀敌数超过2万),并且特别理解戚继光。戚继光提出新的招募士兵计划和训练方法,谭纶表示支持,并出钱支持,保其军需。戚继光后能任福建总兵,也因谭纶的推荐。

1567年,谭纶官至蓟辽保定总督,负责保卫京畿地区,此后,便将戚继光调至所管辖区内任最高将领。

但从南方来北方工作的戚继光立马发现,敌人差异太大了。现在他所防御的敌人是游牧民族,其流动性强、能快速组织起强有力的冲击,甚至一次能动员超过10万骑兵,东西超过2000里的防线,明军根本无法守。

戚继光镇守的冀州作为华北九镇之一,防区是北京东北一带,按照编制应该有士兵8万人、战马22000匹,可实际情况上压根没人知道有多少兵,有长期驻守的、有外地调过来的、还有些是别人花钱顶替自己服军役的兵,这波士兵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戚继光看不懂,大明朝没有一个官能看懂!

敌强而军事组织形式如此糟糕,必须要一个有魄力有能耐的人出来改革。

戚继光找准了明军的问题,但他要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须有一位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大人物来帮他。

这个大人物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背后的第二个男人。

张居正刚当上内阁大学士,相当于进入明朝核心领导班子了,但还算不上他的人生顶点,折腾一番才能当上明朝第一政治家。不过,这时候的张居正已经开始关注蓟州军区和戚继光了。戚继光也发现,自己在蓟州只要把军事上的办妥就行,其他一切相关的事,张居正和总督早帮他打理好了。

张居正对戚继光非常信任,给他创了一个新官职“总理蓟州军务”,可其他人不答应阻力太大,张居正换了一招:把蓟州其他高级将领全部调走,让戚继光享有绝对的领导权。这时,谭纶又建议该区的文官不能干预军事训练,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检察官批评。

戚继光在蓟州创造的战术还是以鸳鸯阵为基础,发展出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因北方士兵的素质太低,便将南方带来的旧部下做了适当配置,并以此作为全军核心。战车变成了战术核心。

戚继光的马上鸳鸯阵和混成战法,是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新的战术。不过戚继光上任三年,明朝就和蒙古人和解、互市通商了,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

对此,张居正在给戚继光的信中说到:“贼不得入,既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蒙古人打不进来,就是最好的结果,现在蓟州没事,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既然边关没仗了,这位工作狂人便建议修筑长城。

北京一带的长城最早是明朝初年大将徐达修的,嘉靖年间也简单修过。但真正大规模的修筑是从隆庆年间到万历初年由戚继光完成的。金山岭长城是我国万里长城的精华之所在。障墙、文字砖、挡马墙,被誉为金山岭长城的“三绝”。戚继光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了空心敌台,也叫“空心堡垒”,提高防御能力。

戚继光在蓟州任总兵前后长达15年,等于他前任的总和。张居正去世7个月后,戚继光被调任广东总兵,虽然官职还在,但已没有保卫帝都的重要地位了。

戚继光作为一位复杂的将领,他的复杂来源于复杂的环境。如果他不精通政治,就不可能同时做好那么多事情。当时的明朝,军户制度早该被募兵制代替,混乱的补给也应由中央统一管理,但大明朝不会允许一介武将来管这些事,他也没有能力做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聪明,在于他把自己能做的、该做的事做好了。明朝军事组织有问题,他的办法是搭好私人关系加以解决,所以才有戚继光和张居正的默契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