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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 是所有独裁统治者的导师和灵魂 为什么师从儒家的韩非最后变成了法家的代表?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杰出的思想家。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并且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适应战国末期治理乱世的历史环境,对秦王朝统一中国功不可没。

韩非是战国时期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是和他的师弟李斯,一起跟着很有思想的人荀子学习,在学习完以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国家,韩国,当时的韩国在七国中算的上是比较弱小的,所以韩非打算回国,去改变自己的国家,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的强大,韩非是有着很大抱负和理想的,他以为自己是韩国的九公子就能够改变当时的格局,但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的简单。

韩非在回到韩国后,首先要弄清楚韩国的政治局势,在当时的韩国政治里面,即使是比较混乱的,分了很多的势力,韩非想要在韩国的政治局势里立足,就必须先了解政治集使里比较重要的人,其中比较有权势的一派是丞相一派张家,因为张家历代都是丞相世家,所以政治根源比较深,而且也深得皇上的信任。

不过好在张家和韩非的关系还不错,所以韩非不用太过担心他们,反而要担心的是其它的派系,其中一派是掌着兵权的大将军姬无夜,因为有着兵权,所以他在朝廷中的说话权是很重的,而且他还和朝中的很多大臣都有着不小的勾结,所以算是比较有势力和有危险的一派了,还有一派就是韩非的哥哥,四公子,四公子也是比较有心机的一个人了,而且他还是韩非的哥哥,所以是最危险的一派了,因为其它人都还可以在明面上对抗,但是四公子属于表面上的和谐,但是暗地里却是不知道他会干什么,面对着这么复杂的局势,韩非也没有办法,只有一步步的见招拆招。

在这么复杂的局势下,韩非也必须要有自己的势力,所以韩非这么有计谋的人,早就想到了这些,朝廷里这么多派里,也是互有矛盾和冲突的,这对韩非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他可以利用这一点,对各方势力进行反制,不过因为将军和四公子都是为了的利益,并且视韩非为眼中钉,所以韩非是并不可能和他们合作的,那么势力最大和最好的选择也就只有一个了,那就是当今的丞相,张家。

因为张家也是一心为了韩国着想,而且韩非和丞相的孙子,一个也是很厉害的很聪明的人,张良先生,有这样的人辅助自己,当然是如虎添翼,所以韩非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张良,和他商量韩国的局势,并且还和张良的爷爷一起说了如何让韩国强大的想法,丞相也很同意韩非的说法,但是当时的韩国,因为将军一派掌握了太多的东西,所以想要进行改革是比较难的,所以他们得想出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改变这种局势。

在有了这种想法以后,韩非就和张家行动起来了,在朝廷上,张家因为有着丞相,所以有很多说话的机会,可以反制住将军,那么在这个时候,韩非再上前给张家支持一票,那么局势就会是韩非他们的了,因为毕竟两个有分量的人肯定会比一个人的好,因为还有两个差不多的势力也都是各有想法,所以他们肯定不会合作的,所有韩非这一个操作,就成功的牵制住了两个势力,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但是这只是他们的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的计划才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部了。

所谓最关键的一部就是要把韩非自己的思想和改革在韩国推行起来,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在那个时期,思想是比较封建的,而且制度比较的单一,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进行改革真的是难上加难,所以韩非就算有很大的抱负和思想也是比较难实施的,韩非在有了一定的说话权以后,就曾多次和丞相一起进言,说要推行改革,让韩国依法治国,让国家富强起来。

但是韩国因为听信了那些奸臣的话,所以并没有听从韩非的建议,韩非在最后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在韩王不听信建议的情况下,韩非也没有继续选择去改革,而是选择去写书,用书的方式去传达自己的思想和想法,而且还自己创建了学派,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思想。

韩非他的文章广泛传播,而且流入秦国。秦王嬴政看到,拍案叫绝:“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同学、秦相李斯说,韩非不但活着,而且就在韩国。秦王为了急于得到韩非,便于公元前233年发兵攻韩。为美女的战争中外很多,但为求才而战争,确乎少见。秦强韩弱,韩王只好把自己不重用的韩非送到了秦国。秦王与韩非一谈,便引以为知己。

李斯怕老同学得势夺去他的地位,就进谗说:“韩非是韩王的公子,您要统一中国,但他毕竟是韩人,不会帮秦,这是人之常情。您既不能用他,又久留不归,这是自找麻烦,不如杀了他。”秦王听了他的话,把韩非下狱治罪。李斯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迫他自杀。不久,秦王后悔了,派人赦免时,韩非已死了。韩非虽死,但他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却在秦国得到了完全的实施。在他死后十二年,秦王统一了中国。

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为统治者设计的社会管理理论体系。他认为,人“性恶”、“好利”,利害关系是人类的惟一社会关系,不仅君臣之间、医患之间是相互利用关系,即使是家庭之内的父子、夫妻关系,同样充满了利害关系。他认为,天子不是由上天的意志决定,经济生活才决定历史,而且“世异则事异”,必须与时俱进。

因此,他提出了法、势、术统一的理论:治理国家必须实行法治。推行法治必须掌握政治上的权势,人君必须有权势才能实行法治。有势而无术,则会大权旁落,人君得不到利益。人君不能相信人间有真正的互相信赖和忠诚,只能以重刑、厚赏的手段,法、势、术相结合,才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

秦始皇开始,韩非的思想实际上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无一例外地披上儒家那一套仁义道德的外衣,即所谓的“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只是韩非的政治学说太坦率,他们不敢宣称而已。历代统治者不断加高孔子的帽子,封号也越来越长。明清之际,已在每一个县都建有大成殿四时祭孔,让全国的老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学习儒家学说,作为全国的指导思想,以致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教是儒教。但皇帝们对自己的儿子,则是要认认真真教导学习韩非的法家理论。

作为一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韩非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他的思想光芒烛照着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权专制社会,他是所有独裁统治者的导师和灵魂。他把人的阴暗与自私,完全暴露无遗,使人绝望。作为个人命运,他是失败的,而且死于老同学之手。不过他的命运,又最后一次证明他学说的正确性:人的本性是恶的,利害关系才是人类惟一的社会关系。

为什么跟随荀子学习的韩非最后却成了法家?

“性恶”论: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

做为先秦时期儒家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儒家的一些观点已经在荀子这里发生了“变异”,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性恶”论的提出。与孟子只是在与他人的辩论中提到“性善”不同,荀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性恶“。他在里面直接提出了“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的观点。

而且他认为,世界所有的丑恶和乱象都是由“性恶”导致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之欲,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性恶”论可谓是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韩非所说的“法、术、势”的基本假设都是“人性本恶”。

基于这个观点,法家认为,人是“需要管的”;而且由于“人性本恶”,所以用道德教化去使人向善也是徒劳的。再退一步讲,就算人变得善良了,也不是道德提升的结果,而是人为的。同样的,对于“性恶”之人,不能使用“好言相劝”的方法,因为他的本性是恶的,道德感化起不了作用,所以必须用“刑名法术”。这就为法家的治国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韩非子·心度》篇中说到,“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而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就是说,“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要想克服这个问题,必须依靠严刑峻法。

“隆礼重法”:由“儒”向“法”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儒家思想有一条明显的“演变线”,就是越来越重视现实的功用: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再到荀子的“礼”,儒家提倡的东西越来越具体、“可操作”,并且由此可窥见其与法家的思路越来越接近。其中,荀子对于“由礼向法”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礼”的起源,《荀子·礼论》中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即“礼”的出现是为了调节人的本性中对利欲的追求。

而到后来,荀子发现,“礼”往往与人性发生冲突,或者说,由于人“性恶”,“礼”的运转并非十全十美。这时候,他又提出了“法”,即此时他意识到需要一种强制性来保证“礼”的实施。所以,荀子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说法,并将二者并称。

与学生韩非只强调“法、术、势”不同,荀子虽以礼法并称,但仍认为“礼”高于“法”。《荀子·强国》篇中有云:“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礼”可以成就王业,而“法”只能成就霸业。并且,如果“礼”能得到执行,“法”自然会被遵守:“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与前代的儒者不同,荀子除了重视“礼”,也意识到了“法”的作用。至此,可以说,荀子已经将一只脚迈进了法家的“门槛”,而他的学生韩非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成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