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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为什么偏偏对党中央“一号机密”只字不提?

顾顺章他在早期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后来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因为一次的叛变使得党陷入到巨大的危机当中,但奇怪的是,顾顺章给敌人交代了很多重要机密,唯独对特科文库只字不提。这是为什么呢?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当时,顾顺章在中央特科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二号人物,掌握了大量重要机密。他的叛变极有可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灭顶之灾!周恩来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立刻部署了一场大转移。在这场几乎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转移中,周恩来除了对整个中共中央和全部领导人做出亲自部署之外,还特意对一批文件的转移做出了紧急安排。这批资料,囊括了我党从1921年诞生起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它就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一号机密”的中央文库。虽然中央文库立刻被转移了,但周恩来始终放心不下。因为,中央文库有一套完整备份保存在中央特科,而特科文库就保存在顾顺章手中。但奇怪的是,顾顺章给敌人交代了很多重要机密,唯独对特科文库只字不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顾顺章把这批文件偷偷藏在了他岳父那里。

为了不连累家人,顾顺章选择了保密。不仅如此,他还偷偷派人把特科文库全烧掉了。从此,这批资料仅存中央文库唯一一份,更显得弥足珍贵。

由于顾顺章叛变,党中央在上海已经无法立足,不得已分批撤离。但中央文库有两万多份文件资料,目标过大、不方便撤离。于是,中央文库的保管人张唯一和中央文库一起留在了上海,就藏在张唯一位于法租界的家里。1931年底,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为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个职务,需要与地下党组织频繁联系,显然不利于中央文库的保管。于是,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任陈为人保管中央文库。

陈为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入党的老党员。他出席过中共第三次、第五次代表大会,担任过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临时书记。1928年底和1931年春,陈为人两次被捕入狱,均经过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捕期间,他受尽了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因此,周恩来才放心把中央文库托付给他。1932年,出狱不久的陈为人就和妻子韩慧英来到了上海,接受新任务。

1932年下半年,陈为人接受了党的一项特殊战斗任务:在上海负责党的“中央文库”工作,保护和整理中央的“一号机密”文件。为了保证安全,党组织根据他湖南人的身份作了精心安排,文库以开设湘绣店作掩护。在白色恐怖下,做这项工作风险极大。陈为人负责文件档案的整理保管工作,不再参加党的会议和其他社会活动,由其妻韩慧英负责到代号叫“张老太爷”的住所传递文件。白天,陈为人夫妇衣冠楚楚,俨然殷实商人的气派,到了晚上关起店门,陈为人就到三楼密室,通宵达旦地工作。为了防止随时可能降临的不测,便于文库及时隐蔽转移,他把密写在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信函抄录下来,把厚纸上的文稿抄到薄纸上,又把所有的文稿一一剪去空白的四边,按时间、地点、专题重新分类装箱,放在通风安全的地方。经他整理,20箱文稿档案被压缩成满满6个大皮箱,两万多件。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老太爷”的寓所遭到破坏。陈为人得悉后,立即转移文库,他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用每月租金30块银元的高价,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租下一幢二层楼房,带着3个孩子和全部“家当”搬迁转移。可陈为人也从此同党组织中断了联系。他独自一人既要挑起保全文库的重任,还要照顾抚养3个孩子,处境非常艰难,最困难时,只能到菜场拣些剩菜叶回家充饥。即便是这样,陈为人依旧坚持保密工作,一遍又一遍地翻箱检查、通风、整理,以免档案长期压箱会受潮霉变。长期的饥饿和劳累使他心力交瘁,肺病急剧恶化,他骨瘦如柴、咳血不停。

几经周折,1936年初秋,陈为人终于同中共上海地下党徐强同志接上关系。党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决定将中央文库交由他人保管。陈为人刚将全部文件安全转移,便大口吐血,昏倒在地。党组织多次安排医生给他治病,可无奈陈为人已经油尽灯枯。

陈为人病逝后,中央文库的保管任务先由徐强承担,后几经辗转,数易其手。经过几代地下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中央地下文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14日,16箱104卷近两万份秘密文件,由最后一任地下保管者陈来生安全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所有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完整地交给了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均批阅签发嘉奖电报,中共上海市委公开发表嘉奖信,隆重表彰所有“中央文库”守护者的英勇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