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真是盛世?清朝三代帝王为什么不用清官用贪官?
史书记载,?“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始于康熙二十年,即公元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即公元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一十年。这一时期,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以及其它诸多方面,都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而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扩大,社会经济的繁荣,无疑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但是“康乾盛世”真是盛世?下面我们从多个角度剖析一下。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当时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是历史上的文景、贞观、开元等三大盛世时期所没有出现的情况。<br/>第三,“康乾盛世”下的清朝存在许多弊端:如制定过分的“重农抑商”政策,扼杀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再如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严重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使得明末繁荣的百家争鸣,科技发展彻底消失,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死气沉沉而昏暗的时代;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大都重用贪官,而不用清官,导致“康乾盛世”的吏治极端腐败,黎民百姓怨声载道,这也成为大清王朝由强盛逐步走向衰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清官、贪官之分大概是从明朝开国时期开始的。明朝之前的历代王朝,因为实行的是宰相制度,宰相统领群臣,完成皇帝交给的各项任务,维持王朝的生存和发展。这样就使君权和相权保持某种程度的权利平衡。<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0F/66/0F66E5209F399A7108022F02F64F9407.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李卫等能吏敢于触犯各级人等的利益,结果“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为舆论所不容。因此,雍正提出“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br/>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选拔大臣时,“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还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即时人指责的“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能吏之中“。到了乾隆时代,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而反过来,他却重用以和珅为首的一大批贪官污吏,为祸朝廷,鱼肉百姓。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而贪官污吏出于能员者不乏其人。后来养廉银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日渐衰落的隐患。<br/>其实,纵观历朝历代的朝廷需要的,不是张扬的清官,而是听话的贪官。这些贪官之贪,帝王认为,无非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搞点钱物而已,无伤大雅。如果以“清廉”为政治资本,则是公然挑衅皇权,要把权力从自己手里拿走。这才是是要命的事。独裁政治,考虑的永远是权力的垄断和独占,而不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康乾盛世”的产生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康、雍、乾三朝皇帝拥有独特的个人素质,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延缓了封建社会衰败的进程,但是,却改变不了其日渐衰败的命运。“康乾盛世”的繁荣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回光返照。<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