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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

光武中兴

光武中兴或称建武盛世 ,指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

光武帝在位三十三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曾颁布6道释放奴婢诏令。建武十一年,连下三次诏令,规定杀奴婢者不得减罪;炙灼奴婢者依法治罪;免被炙灼的奴婢为庶人;废除奴婢射伤人处极刑的法律。恢复西汉较轻的田税制,实行三十税一。遣散地方军队,废除更役制度,组织军队屯垦。简政减吏,裁并400多县。放免刑徒为庶民,用于边郡屯田。建武十五年,下令度田、检查户口,加强封建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对功臣赐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政;排斥三公,加重原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的尚书之权,全国政务经尚书台总揽于皇帝,在地方上废除掌握军队的都尉。光武帝还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司马光、梁启超语)的时代。 

由于以上种种措施,使东汉初年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的局面,史称“光武中兴”。

背景

绿林、赤眉大起义推翻新莽政权后,很快又陷入了混战状态。更始帝刘玄进入长安后,大封功臣,并醉心于皇帝的生活,整日饮酒作乐。此时,赤眉军另立刘盆子为帝 ,并整顿军队,加紧向长安进军。

当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大军各立天子、相互混战之际,刘秀乘机壮大自己的势力,最终统一了中国,重建了汉室天下。公元二十五年六月,刘秀称帝,沿用汉的国号,年号建武,称光武帝。 

刘秀称帝后,基本控制了中原要地(今河南、河北大部和山西南部),但各地仍然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光武帝根据形势,决定先集中力量消灭对中原威胁最大的关东武装势力,再挥师向西各个击破。不久,攻克洛阳,并迁都洛阳,用了四年时间,就将关东地区各个割据势力全部铲除。

在平定关东割据势力的同时,在关中开始平定赤眉农民起义军。公元二十五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推翻了更始政权。

公元二十六年,光武帝派邓禹在关中与赤眉军交战多次,大大削弱了赤眉军的力量,但汉军方面也损失很大。于是光武帝又派善于治军、作战稳健的冯异率军前往支援。公元27年2月,冯异在崤底做好埋伏,引诱赤眉军深入,然后发动突然袭击。赤眉军阵脚大乱,80000多人被迫投降。接着,光武帝亲率大军,在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拦截折向东南的赤眉军,将其全部歼灭,赤眉军首领樊崇等10余万人投降。  至此,光武帝终于将持续战斗了10年多的赤眉农民起义军镇压,取得了关中地区,于是开始了下一步的战略:西图陇、蜀,统一全国。光武帝根据形势,制定了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到公元36年底,光武帝彻底平定巴蜀,取得了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

政治

光武帝完成了统一大业,恢复了汉室的统治。由于连年征战,使光武帝对战争产生了厌恶之心,而且他也深知天下百姓久遭战祸,财物耗尽,天下太平是众心所向。因此,在陇中蜀地(今甘肃东西及四川部分地区)平定之后,光武帝决定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

加强皇权

光武帝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

,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仁心待人

光武帝认为“天地之性为人贵。”新莽末年,群雄并起,光武帝能使天下归心,他的人为贵思想起了不小作用。他不妄杀生灵。更始元年十月(公元23年),他奉刘玄之命,持节行巡河北,进至邯郸时,故赵缪王的儿子刘林劝光武帝说:赤眉军正在河东地区,只要决开黄河大堤放水淹灌,百万之众的赤眉军就可成为水中之鱼。光武帝没有同意,保全了百万生灵。他善待降卒。 更始二年秋,光武帝军大破铜马军之后,光武帝非但没有杀投降的铜马军的一兵一卒,反倒封他们的首领为列侯。投降的人还是不放心,光武帝就命令他们各自回本营统领军队,而自己轻装简从巡行各部阵地。投降的人互相交谈:“萧王待人以诚推心置腹,我们哪能不以死效力呢!”从此都心悦诚服了。光武帝把投降的士兵全部配给各个将领,于是部众多达几十万,所以关西一带称光武帝为“铜马帝”。他不计私怨,崇尚“人道”。更始帝刘玄曾亲自下令杀死了光武帝的大哥刘縯,其仇可谓大矣。可当更始帝兵败逃亡之时,他却颁布了一道令常人无法理解的诏书,诏告天下说:更始兵败弃城逃走,妻子儿女衣不遮体,游离失所在路途。朕很怜悯他们。现封更始为淮阳王。吏民如有敢伤害他的,罪过如同大逆。后来,刘玄被赤眉军将领谢禄绞杀。光武帝听了很悲伤,诏大司徒邓禹葬之于霸陵,同时将刘玄的三个儿子均封为侯。

简化机构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中和矛盾

光武帝爱好经术,深谙“中和”之道,并以此道化解了诸多矛盾,破解了一道道难题

。即位之初,光武帝根据谶文任命平狄将军孙咸代理大司马,众人都不高兴。于是他就转而采取推举法,令推举可以担任大司马的人选。群臣推举的结果有两个人选,即吴汉景丹。究竟怎样摆平这个关系呢?光武帝说:“景将军是北州的大将,是大司马这样的人选,但吴将军有贡献重大决策的大功,又严惩了苗幽州(牧)、谢尚书,他的功劳大。过去官制规定,骠骑将军的官职可以与大司马相互兼任。”于是任用吴汉为大司马,授任景丹为骠骑大将军。这样以来二人及群臣都再没什么意见了。 在处理封建土地关系上,光武帝遵循的总原则是抑强扶弱。对土地所有者,他的主导政策是:宽容而又略加限制。在政治方面,他一方面采取给予大土地所有者政治权力,将其中的人才罗织到政权中加以管束;另一方面,他通过树立典范,引导大土地占有者,寻求新的、温和的、道德型的管理手段来缓和阶级矛盾。 

整顿吏治

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军事

东汉建立后,立即出动大军渡河南征。首先是扫荡更始政权在各地的残余势力,然后集中主力镇压赤眉军。建武元年八月,攻取洛阳。这年十月,光武帝由河北至洛阳,遂定都于此。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天,邓禹率部到达关中地区,趁赤眉军撤离长安到扶风(今陕西兴平)的时机进入长安。不久,赤眉军复还长安,击败邓禹军,迫使其撤出关中。但这时赤眉军也遇到了

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关中地区的豪族地主结成营垒,负隅顽抗;另一方面,关中又接连发生灾荒,粮草供应非常困难。赤眉不得已再度撤离长安,决意引兵东归。不料在东归途中陷入汉军的重围之中。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光武以邓禹屡战败绩,乃命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代邓禹总统诸军;又命邓禹率军与冯异会合,在崤山(今河南渑池以南)一带布防,狙击赤眉军。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之役,赤眉军大败,损失八万余人。余众十余万人南走,在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附近陷入重围。光武“自将征之”,赤眉忽遇大军,非常惊震,乃遣刘恭乞降。  平定农民起义后,东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进攻南北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从建武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9—36年)之间,陆续消灭掉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卢江的李宪,东海的董宪,汉中的延岑,夷陵的田戎,陇西的隗嚣,安定的卢芳和巴蜀的公孙述,重建统一的刘汉政权。

为了巩固新建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经济

与民休息

释放奴婢、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

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帝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除此之外,还规定禁止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比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息。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释放奴婢

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还有,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曾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抑制豪强

实行度田政策。

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予东汉王朝以极大威胁。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一方面“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拖,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很快,贼便解散了,另一方面,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给了豪强地主严重的打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度田也成为东汉朝廷的定制。 

文化

重视文教

光武帝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自此而后,鸿生矩儒,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乘2 000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提倡儒学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光武帝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 

谦和纳士

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载:建武五年,光武帝征召名

士周党、严光入朝,想起用他们。结果是周党,入见俯伏而不拜谒,陈述自己愿意谨守志向,隐居村野。严光不受“谏议大夫”之职,而自愿到富春江去耕地、垂钓。对于周党、严光的“狂放”,光武帝不仅没有责备他们,反而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豁达。当博士范升上奏对其二人进行贬斥之时,光武帝却下诏说:“自古以来高明之君、圣德之主,必定有不服的人。伯夷、叔齐不吃周代的粮食,太原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是人各有志。”周党隐居黾池前,光武帝赐予他帛四十匹;严光老死家中,光武帝为他哀伤,下诏赐给钱百万,谷千斛。光武帝的“谦和”,还表现在他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太学生出身的任延,被光武帝征用。在调任延任武威太守时,光武帝告诫他说:“要好好地对待上级官员,不要损坏自己的荣誉。”任延回答说:“我听说忠臣不随便附和,随便附和的臣子不忠诚,坚持正义,维护公利,是臣子应有的品德。上下附和,并非陛下之福。要我好好地侍奉上级官员,我不能接受您这个指示。”对于任延的“犯颜忤旨”,光武帝并未因此而发天威之怒,他冷静地倾听这逆耳之言,虚心地接受了任延的批评,极有感慨地说:你的话是对的。

外交

鉴于王莽的教训,汉光武帝光武帝,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确定了自己的一套民族政策,从而为东汉王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比如实行“逸政”安边,不妄开战端;着眼于合作发展,实施扶持政策;试行“以边制边”,采取“自治”政策等。从主流上看,光武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评价

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在统一全国之后,光武帝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乐此不疲。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休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后汉书》作者范晔论曰:“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司马光:“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他们对于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后的政绩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光武晚年,虽因迷信图谶,宣布图谶于天下;贬逐了桓谭、冯衍等直言敢谏之士,有拒谏之失;但大体说来尚能始终保持谨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在封建帝王中还是难能可贵的。

近世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评光武帝说:“这个以南阳豪强为主体的光武帝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虏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光武帝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顺应了时代潮流。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地方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曹植,《汉二祖优劣论》:客有问余曰:“夫汉二帝高祖、光武,俱为受命拨乱之君,比时事之难易,论其人之优劣,孰者为先?”余应之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长,身自亡徒。招集英 雄,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惑秦宫而不出,窘项座而不起。计失乎郦生,忿过乎韩信。太公是诰,于孝违矣。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鸩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赵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祸?然彼之雄才大略,倜傥之节,信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又其枭将尽荩臣,皆古今之鲜有,历世之希睹。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流巨勋而遗元功也。不然斯不免当世之妄。

《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七》: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规弘迹而造皇极,创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愆,言行则无秽。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卒能握乾图之休徵,应五百之显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诗书载其勋懿。故曰光武其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