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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广度,春秋战国时期佛教放生的渊源

放生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甚至已出现了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情况。可见,放生渊源十分久远。那么,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放生是什么样的呢?和现代社会的放生有什么样的不同?下面就到佛教放生中了解吧。

先秦源流与形成中国汉地的放生活动古已有之。狭义单指人命;广义则指一切人命与禽兽。《列子·说符篇》载:“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善!’”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汉地即有在特殊日子放生的说法,甚至已出现了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情况。

不忍是很多人的常情,放生作为零星的事件,在古代各大文明区应该都有。略略读查几本经典,就发现“放生”于先秦中土,并非仅是罕见个例,而是一种影响很大的文化,“放生”高级动物则是一种亚文化、仁道式理想文化;《吕氏春秋》那种纯属实用目的、不非时杀的不杀幼鸟,并非仁者提倡的行为。

1、西周祭神以陶俑代替活人,相对于商代的习惯,就是对一批人牺的制度性放生。西周时代人文精神的勃兴是东周时期人文精神发展和仁及(高级)生命论的重要前提。

2、《论语》里孔子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相对于陶俑制,推进了不忍和推爱。

3、《孔子家语》“五帝德”章云“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困誓”章云鸟兽避不义之人。清儒多以此书为伪作。但伪作论只是猜测,没有实据,故难成立。而且,1973年河北八角廊西汉墓所出《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大致相同,可谓其不同版本,今人多信《家语》不伪。

4、春秋时期,晏子认为,大仁爱应该推及(部分)禽兽。《晏子春秋》杂上第九章云:“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闻之,不待时而入见景公…再拜而贺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长幼也。吾君仁爱,曾禽兽之加焉,而况于人乎!此圣王之道也。’”西汉刘向的《说苑》也有这个故事。鷇为初生之小鸟。

景公是性情中人,因鷇弱而非鷇小而返之,是出于不忍之心而非出于实用目的。晏子的顺势引导,也表现了春秋时期贤人的看法:圣王之道的仁爱,应该推及(部分)禽兽。

而景公的整体为政如何呢?酷刑广泛、酷税祸民、暴虐人民。孔子所谓“苛政猛于虎”讲的就是齐景公。虽有晏子的缓和,但没有完全改变其暴政性,以致景公死后不几年,姜齐就亡于田氏。周革殷命后,最大的变国事件就是田氏革姜。齐景公为政接近于桀纣,实乃亡国之君。

可见,“放生”来自佛教论,把先秦中土人们的道德水平整体地降低到桀纣层次,完全违反中华文明的实际情况。

5、齐宣王对牛的放生事例据《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觳觫即惊恐发抖。

这里,齐宣王对牛,就是放生。他后来解释道,不是爱财,是出于不忍。站在齐国这个大国的君主的位置看,单论财力,王室的宗教活动可以不在乎几头牛:故宣王之释可信。

或曰:齐宣王以羊易牛,博爱不够。不错。因此,孟子在肯定宣王仁心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他以小易大。

其实,先秦仁爱一般都是推爱、等差之爱(墨家的博爱也非泛爱众生):由亲人推及无辜旁人;由活人推及死人和俑人;并把生命分出贵贱,由最贵之人推及某些灵长类生命。这符合人的情感之边际递减性,现代很多人同情蚂蚁,但一般不同情蚊子。齐宣王以羊易牛,因为在贵贱台阶上,牛贵于羊;论推爱,贵者优先。

6、孟子的“君子远庖厨”论《梁惠王上》孟子对齐宣王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牛,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并云“恩足以及禽兽”、“推恩足以保四海”。

7、“大德曰生”是先秦的流行思想大德曰生,论完整关系,不仅有天地对万物的生育,还有人对人、人对其它生命的生育和保护。推荐:大慈大悲,佛教放生历史介绍

可见,在先秦,放生,在齐景公(消极放生)、齐宣王(半积极放生)那里都有个例;而且,是出于纯粹德心而非功利;而且,行为是被赞颂的,旁边有一种影响很大的文化。孟子的“君子远庖厨”论,几乎接近佛教的泛爱众生,只能作为小众的自律理想。

佛家的博爱广度,儒墨不及;但儒墨(晏子可谓墨家之祖)的道德深度,佛家不及:佛家的博爱,似为道德之极,但佛教倡不杀生多是为免恶报、积善多是为得偿,有功利性;舍身伺虎只是难以复制的传说或误传;佛家还是有我的,人的需要之本性决定了佛家博爱的上限,没有看到以辛勤劳动来饲养众生的佛说及“墨佛”流派,相反是靠施舍养己,以他人为工具,也有自私:大众化宗教的后面是功利。

另外,至少中土佛教的放生是兼顾功利和灵长,如放生对象是自然生长的龟、蛇、鱼,而非家养的猪、鸭。儒墨作为入世学派,异于佛家的出世性,不可能实行广泛的放生,那样一来,生产难继、且需安置游牧人群,人群必恶(生存压力内卷化);但放生据次位时,有补益,故赞颂。

可见,中土的放生有不同类型;若论文化倡导,道德层次高于天竺的放生。

《列子》所载赵简子对鸠的放生,正符合正常的推爱范围。据《周礼》卷三十,“献鸠以养国老”,当时的鸠乃贵重动物,且灵性高,故属于放生范围,异于鸡鸭蚂蚁。而且他的放生是为示恩,乃功利,低于孔、晏所倡,低于景、宣所行,实属平常。但持续、广泛的放生习俗的形成,还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