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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北京雍和宫新春“法舞”

每年农历正月三十,新春之际,是北京雍和宫一年一度“打鬼”的日子。中午时分,雍和宫里鼓乐齐鸣,“打鬼”仪式开始。僧人们敲着锣鼓、吹着长号,由喇嘛扮演的天神戴着面具在台上跳舞。京城的百姓和游人纷至沓来,争睹这一独特的宗教活动,现场十分热闹。“打鬼”是京城百姓的俗称,通常称作“法舞”,学名为“金刚驱魔神舞”,藏语称“羌姆”,蒙古语称“布扎克”。它是在西藏土风舞的基础上,吸取了藏传佛教仪轨和印度瑜伽宗面具舞的某些形式,而形成的一种藏传佛教密乘仪式舞蹈。法舞有独特的面具、服饰、乐曲和舞蹈程式,音乐抑扬浑厚,舞姿酣畅淋漓,富有极强的震撼力。它把民间传统的驱祟避邪与祈祷人寿康泰相结合,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佛事活动、打鬼、绕寺

跳法舞的风俗年代久远。公元8世纪初,印度莲花生大师应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邀请,入藏弘法,倡建桑耶寺,教授藏族弟子学习翻译之学。从那时起,法舞即在雪域弘传。至公元15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纪念释迦牟尼神变伏魔,弘扬佛法,保护众生平安,在拉萨举行祈愿法会,将原黑衣舞改编完善后成为祈愿法会的一大仪式,并延续下来。明朝末年,法舞传到北京。到清代,许多藏传佛教寺院都跳法舞。皇宫正殿每年举行这一仪式,清人福格所著《听雨丛谈》这样描述:每年年终集喇嘛于中正殿,建诵经道场,祈福送祟,羽葆幢幡,鼓乐跳舞。驱除邪恶,祈愿天下太平。那时,雍和宫法舞的扮饰者除了本寺僧人,还有从京城各藏传佛教寺院中挑选出来的僧人。每年大愿祈祷法会前,由雍和宫扎萨克喇嘛行文“喇嘛印务处”,再通知各寺院派僧人到雍和宫练习跳法舞,名曰“过排”。法舞共跳三日:第一日“排练”,第二日为正式跳法舞日,第三日是“绕寺”日。每逢跳法舞日,雍和宫内外人山人海,“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雍和宫牌楼前卖糖葫芦、风车以及京味小吃的比比皆是,叫卖声此起彼伏。清代时,各地的藏传佛教寺院都在例演这种大型宗教乐舞,只是日期不同,故当时京城流传着“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在打鬼”的说法。自嘉庆年以后,北京只有皇宫中正殿、雍和宫、黄寺、黑寺等寺院跳法舞。20世纪50年代,雍和宫跳法舞的规模相当大。后来,法舞一度中断,1987年,雍和宫在举行大愿祈祷法会的同时恢复了金刚驱魔神舞,使得“法舞”这一古老的宗教舞蹈重现雍和宫。如今的雍和宫法舞,除了原来固有的宗教内容外,时代还赋予了僧人们通过神舞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祈祷和平、祈祷幸福”的新含义。作为大型佛教乐舞,受到广大僧俗的喜爱。每至跳法舞的日子,红墙黄瓦的雍和宫门前悬挂着大幅唐卡,院内搭起舞台,上铺红色地毯。台下熙熙攘攘,挤满了游客,等着一睹法舞的风采。舞台前方,放置着用大红纸和高粱秸糊制的三角架,上有骷髅模型和风、火图饰。此架称“巴凌”,藏语称“朵玛”,待舞蹈结束后,向邪祟抛掷朵玛咒时用。随着铿锵有力的鼓乐声,身着金色盔甲的四大天王出场,立于舞台四隅。布袋僧和六名小童至台前坐定,形成六子戏弥勒造型。他们头戴各式面具,身着五色绣花缎袍,肩披五色缎云肩,胸前披挂骨制璎珞,足着厚底青缎靴,手执法器,为了驱除魔障和人世间的烦恼而尽兴狂舞。具体分为黑帽度母舞献神饮、阿杂日、骷髅面具、地狱主、尸陀林主、牛鹿面神六幕。跳法舞时,要戴着藏传佛教具有象征意义的面具,随着鼓、钹、号等法器的节拍,跳着抑扬进退、疾徐有序的舞蹈。关于法舞的动作,有严格的要求:“上身犹如狮子,腰部如盘绕,关节像幻轮,肌肉当放松,血脉似沸腾,举止应尊严,作舞亦缓慢,膝盖要弯曲,骨骼现安乐,皆勇显威猛。”“跳怖畏之舞时,不应挥舞过重;作尊严柔和之舞时,不宜双目紧闭;作快乐之舞时,不应显露急促;作轻松慢舞时,不宜动作过于懈怠;作妩媚之舞时,动作不宜变化过重。”舞毕,抛掷除祟朵玛咒,俗称“送祟”。鼓乐声中,众僧路经长长的甬道至牌楼院,那里已准备好以干高粱秸搭起的柴堆。但见住持带领众僧诵经,随后,将巴凌尖端对外,投入点燃的熊熊烈火中,意为将摄受的“我执”投入火中燃烧,使之达到圆融无碍的大自在境地,以祈愿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之后,僧人陆续归来,在代表佛的世界的曼达前,在盛满甘果的铜盘前诵经。这些甘果可称为胜利果。诵经毕,僧人将甘果分发给游人信众,得到甘果被认为是一种福分。次日凌晨,当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雍和宫的绕寺活动开始了。绕寺,又称弥勒转寺日,意为接未来佛弥勒到人间清邪除祟,使人间的每片土地、每个角落都平安洁净。法舞的面具揭示了人世间的美好与丑恶,使人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得以直观表现,受到人们的喜爱。可以说,每尊面具都蕴涵着一定的精神力量。所谓邪祟,主要指人类自身的弱点和恶念,包括贪、瞋、痴等烦恼。从佛教义理来讲,舞蹈本身是“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菩提行。跳法舞者以圣者及众多护法眷属的身份,消灭魔障,弘法利生,表现出僧众禳除邪恶,祝福天下太平、百姓吉祥幸福的心愿。

(作者单位为北京雍和宫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