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中的西藏佛教艺术瑰宝

229件珍品亮相故宫

2001年5月23日，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纪念日，初夏的北京风和日丽，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特展》，在奉先殿内隆重开幕了（见图1）。奉先殿殿宇宏伟，是紫禁城内清代皇家祭祀祖先之处，当年这里供奉着清帝列祖列宗的神位，时空变换，今天在此展览故宫珍藏的藏传佛教文物，是历史与现实的有趣巧合，细思起来，也有历史的渊源。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长达500多年的历史中这里不仅是皇帝起居之所，更是中央王朝的中枢所在，多少波澜起伏的历史风云，在这里留下她的印记。西藏虽遥远，但她与紫禁城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在清代，五世达赖、六世班禅、十三世达赖，都曾来此朝觐，留下他们的足迹，故宫至今完好地保藏着数以万计的与西藏有关的珍贵文物，欣逢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之时，深藏皇宫几百年的佛教珍宝在奉先殿和大众见面，展示其神奇瑰丽的风采，是一次难得的盛会。

展览的文物种类丰富，珍品汇粹，明清宫廷珍品与高原雪域两地的佛教艺术精华，交相辉映，异彩纷呈。共出展文物229件，其中有佛像77尊，唐卡42幅，佛经17部，法器、供器85件，其他历史文物8件。众多文物首次面世。这是故宫博物院隆重举办的第二次西藏文物题材展。1992年故宫博物院同时举办了《清宫藏传佛教艺术展》、《雪域秘藏》两个展览。出版了《清宫藏传佛教文物》、《西藏文物精粹》两本图录，反响热烈，为喜爱西藏艺术的大众，尤其是藏学界所关注。事隔9年，再次举办展览，让文物告示人们中国历代王朝与西藏地方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特别是清王朝治理西藏，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概貌。展示藏传佛教艺术的辉煌成就。从历史与文化艺术的多视角，体味清代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环境下，西藏与祖国内地血脉相联，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血乳交融的紧密关系。

故宫博物院丰富的藏传佛教文物收藏，既非购自民间，也非私人捐献，数以万计的藏传佛教文物，基本是皇宫旧藏，汇聚了藏蒙地区以及内地的藏传佛教珍品。来自藏族地区的佛教艺术品，是元明清以来蒙藏等地区进献朝廷的礼品，元代以来，西藏、甘青等地区的民族与宗教上层人物，为取得朝廷的赐封，频繁入贡，朝廷给于丰厚的回赏，历经几百年漫长岁月，西藏的佛教艺术精品汇粹紫禁城，这些文物不仅有着宗教与艺术的不凡价值，更有深厚的历史内涵，每件文物进入皇宫的过程都凝固了一段历史故事，几百件文物组合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图景，引领我们走进历史深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考古发现表明，远在石器时代，藏族先民已经开始在青藏高原上繁衍、生息，并用他们的勤劳勇敢与力量智慧创造着辉煌的历史与文明。唐代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唐蕃会盟的缔结，开启了藏民族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先声。至元代，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王子阔端的历史性会见，确立了西藏地方正式归属中央政府。明代继续在西藏设置管理机构，进一步密切朝廷与西藏的关系。清代贯彻兴黄教以安蒙藏的国策，以藏民族普遍信仰的藏传佛教作为协调民族关系，密切民族感情的基础，进而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成功地对西藏实行了历史上最为全面而直接的管理，清朝廷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更加紧密。

展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密切政治关系。第二部分：华夏文明中的绚丽奇葩：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与艺术成就。

第一部分中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人物，分六个单元陈列展示：1、唐至明代以来中央王朝与西藏关系的历史回顾；2、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3、五世达赖朝觐；4、六世班禅朝觐；5、章嘉国师；6、金瓶掣签制度。在这一部分可以看到松赞干布、萨迦班智达画像、三世达赖喇嘛银像，一至七世达赖喇嘛画像、历辈达赖喇嘛进献皇帝礼品。六世班禅银像、画像，班禅奏书、马鞍。三世章嘉银像、画像。乾隆御笔《喇嘛说》缂丝长卷等诸多珍贵文物。

文物赏析：松赞干布画像唐卡

18世纪西藏作品，布本设色，红黄织金缎装衬。画心纵76厘米，横50.5厘米（见图2）。松赞干布是藏族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是吐蕃王朝一代开国英主，公元7世纪，崛起于西藏雅隆河谷地区，创建吐蕃王朝。为藏族社会的进步发展，藏汉文化交流贡献卓著，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故事是民族团结的千古佳话。画面中心是松赞干布，一身戎装，体形魁伟，白色缠头高冠，顶部露出红色的阿弥陀佛小像，表明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是护持佛教的一代法王。面相丰满神态威严，一派器宇轩昂的大将军之风，这与他戎马一生的经历是吻合的。正如《旧唐书·吐蕃传》所说：“弄赞（松赞干布）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服之。”画中的松赞干布着宽松肥大的丝绸大袍，基本是汉族服装式样，是清代的艺术形象，距离历史实际已十分遥远了。吐蕃赞普的真实形象现在还可以从敦煌壁画上见到。敦煌159窟东壁南侧维摩诘经变图中，维摩诘帐下有各国王子赴会场面，为首者就是吐蕃赞普，身材高大魁梧，头戴缠头高冠，着交领内衣，外套翻领长袖大袍，腰束皮带佩短剑，右手擎香炉，威风凛凛站立在方台上。（见图3）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吐蕃赞普的写实形象了。图2松赞干布的服饰虽距历史已远，但仍保持着吐蕃赞普缠头高冠的特点，头发中藏阿弥陀佛小像，是松赞干布形象的标识。

宝座前侍立四人，两女子是松赞干布的两位王妃，右侧穿红衣者是唐文成公主，左侧着蓝衣人是尼泊尔尺尊公主。两位王妃头戴花环，虔敬的侍立左右。座右前方是吐蕃的大臣吞米桑布扎，相传他是藏文的创造人。他对面双手拄仗，黑色长髯的老者是大相禄东赞，松赞干布最得力大臣，辅佐松赞干布开拓疆土，功勋卓著，当年他亲赴长安为松赞干布请婚，应对机敏，深得唐太宗的赏识，授右卫大将军，圆满完成请婚重任，亲迎文成公主入藏。不仅在西藏的绘画与雕塑中多有他的形象，早在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就留下了他的仪容（见图4）。松赞干布与四位臣妃组合一堂的形象，是西藏雕塑与绘画中表现松赞干布的固定形式。我们在布达拉宫、大昭寺，都可以看到他们五位在一起的塑像（见图5）。

松赞干布唐卡画面下部正中是女护法神十二丹玛女神的头领多吉玉仲玛。天空粉红色祥云中站立十一面观音。松赞干布身后背景是大昭寺，画家用鸟瞰的方法描绘了大昭寺全景。此画像构图疏朗，色彩淡雅，线条流畅，是一副吸收了汉地绘画艺术技巧的佳作。

此图为多幅达赖喇嘛源流组画之一，像后缝有白绫书汉满蒙藏四体文字，汉文是：“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番画像达赖喇嘛源流一轴。”这套组画内容包括一至七世达赖喇、仲敦巴、贡噶宁布等西藏著名的佛教领袖形象，都作为达赖源流绘出，合计13幅，以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为中心，笔者考证其绘画的年代为1708—1761年间，是有可靠纪年的18世纪中期西藏唐卡的代表作品。

文物赏析：萨迦班智达画像

18世纪西藏作品。（见图6）萨迦班智达（1182－1251年）是藏传佛教萨迦教派第四辈祖师，名为衮噶坚赞，因他通达佛学“大小五明”，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画面中是萨班的年轻形象，英俊潇洒，身着杏黄色袈裟，戴红色圆顶法帽，右臂抬起，左臂伸出，作辩经的姿态，神情安详。座前跪两位印度外道师，正前一位裸体跪在兽皮上，仰视萨班，一副沮丧无奈的表情。表现萨班调伏外道师的一段故事。萨班幼年从伯父扎巴坚赞学法，相传他9岁就为人说法，后又师从印度那烂陀寺末任座主释迦师利大师，广学显密教法，声名远播，当时有印度措切、噶瓦等外道六师，闻名来西藏请求见面辩论，萨班和他们在济咙会面，双方辩论了13天，措切等人认输，他们都削发为僧，做了萨班的弟子，相传这几个人的发辫长期挂在萨迦寺的钟楼上。画面上部天界右边白云中坐一位老僧，手持金刚铃杵，即是萨班的伯父扎巴坚赞，萨迦第三祖。旁边光圈中是红色的文殊菩萨坐像，《萨迦世系史》记载，萨班是文殊的化身。并曾亲到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巡礼。画面左下部是护法神四面永保护法，亦称玛哈噶拉、大黑天神。

公元1244年萨班带着两个年幼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应邀前往凉州，历时两年，1246年才到达凉州。1247年作为西藏地方代表与蒙古太宗皇帝窝阔台之子阔端会面，磋商卫藏归顺蒙古的大事，萨班写了一封公开信，即载入《萨迦世系史》著名的《萨班致蕃人书》。劝说卫藏僧俗各个地方势力接受条件归顺蒙古，从此卫藏地区加入祖国版图。萨班当时来凉州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萨迦世系史》记载，当人问他：“你前往蒙古有何好处？”他答道：“我为何前往蒙古供施处？若不去的话，军队即来，若军队来此，就会给雪域西藏带来灾难。为饶益众生和牲畜，只好暂时前去，无有其他裨益。总之，为饶益众生，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为学富五车的一代高僧，有如此的胸怀和胆识，令人敬佩。萨班来凉州，促成了蒙藏、藏汉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他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纪念。凉州会谈后，他一直住在凉州，曾为阔端治好了一次大病，更得到阔端的信任。他在凉州建寺讲授佛法，相传凉州4座著名的藏传寺院白塔寺、海藏寺、金塔寺、善应寺都是他所建。1251年萨班圆寂于凉州。后人为他在白塔寺内建灵骨塔，塔高百余尺，小塔50余座。白塔寺元末遭兵被毁，明清时重建，1927年毁于地震，现今大塔残基还在（见图7）。这是萨班的圆寂之地，也是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国家文物局现已决定投巨资复建这一重要古迹。并将这一工程列为西部大开发中15项大型文物维修和保护工程之一。

文物赏析：三世达赖喇嘛银像

17世纪西藏作品，银制，高32.7厘米（见图8）。

三世达赖索南嘉措（1543—1588年），西藏佛教史中重要人物，明中期传播黄教于蒙古地区，为黄教在西藏、蒙古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像为银片槌打制成的金碟像，身着通肩式袈裟，手结说法印，全跏趺端坐在三层卡垫上，腿部遮于僧袍之内，造型简洁，法相庄严。目光炯炯生动传神，有藏族人形象特点，是一尊颇具写实性，工艺精湛，艺术水平很高的高僧肖像。此像供奉在故宫雨花阁东配楼，黑漆描金佛龛，背板刻铭文：“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七日，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供奉利益银造三辈达赖喇嘛。”(见图9)

1576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多次邀请索南嘉措到青海会面，传经说法。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七世孙，在明代蒙古诸部中势力强盛，多年与明朝对抗，后归顺明朝，明帝封其为顺义王。他想借助索南嘉措的宗教地位，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

1578年，索南嘉措抵达青海与俺答汗相会于青海湖畔的仰华寺。索南嘉措宣扬佛教力戒杀生，慈悲安忍之义，劝说蒙古贵族废止夫死妻殉，滥杀驼马祭祀死者的陋习；劝戒俺答汗戒杀，制止各民族之间的无端争斗。这些止恶扬善反对战争主张博得了蒙古人民对黄教的好感。索南嘉措赠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意思为转金轮王，聪睿汗王）。俺答汗赠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思为在佛家显教、密宗都已达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海上师），从此索南嘉措这一转世系统开始有达赖喇嘛这一名号。一世、二世达赖喇嘛是追称的。其后索南嘉措没有立即回藏，继续在甘青、蒙古等地传播黄教。他多次调解了蒙古各部、汉藏之间的纠纷，对安定社会促进民族团结起过积极作用。他曾帮助明朝劝说俺答汗返回了土默特，表示效忠朝廷，致书当时的宰辅张居正请求准许定期朝贡。明朝接受了他的进贡。1577年明朝廷敕封他为“朵儿只唱”，（意思为持金刚），赐敕印（见图10），并邀请他到北京。1588年他在赴北京途中圆寂。

深谙西藏佛教的乾隆皇帝专供三世达赖像是有其深意的，索南嘉措一生成就是传播黄教与蒙古各部，使明代后期蒙古族普遍信仰了黄教。清王朝成功的运用“兴黄安蒙”之策，一改历代王朝以长城设防的传统政策，绥抚蒙古，使之成为“塞外雄藩”，索南嘉措传黄教于蒙古，客观上为清王朝“兴黄安蒙”之策奠定了基础，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恐怕就是他在索南嘉措逝去一百九十年后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供奉索南嘉措银像于皇宫的内在原因吧。

清王朝积极巩固西藏边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西藏事务的直接管理，设立驻藏大臣，健全了管理制度，有效的实行了扶持和利用藏传佛教的政策，发挥了爱国宗教领袖的作用，协调了民族关系，巩固了边防，保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西藏与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清代历史上共有两位达赖、一位班禅进京朝见皇帝，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三世达赖，分别进京朝觐，这三位黄教领袖与皇帝会面的时间恰好在清王朝早中晚三个历史阶段。这三次朝觐在皇宫中留下许多文物，记录下历史的印迹。

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应邀来京朝觐，受到顺治帝的隆重礼遇，赐其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由此确立了达赖喇嘛的西藏佛教领袖地位。五世达赖朝觐，是清代西藏佛教领袖人物第一次到北京朝拜皇帝，得到朝廷的册封，标志黄教取得在西藏宗教中的统治地位，五世达赖此行为加强西藏地方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五世达赖之后128年间，西藏经历了诸多的风云变迁，再没有一位达赖、班禅到京朝觐。早在康熙皇帝执政时期就曾一再敦请五世班禅赴京陛见，五世班禅也很愿意，但因第巴桑结嘉措从中作梗，终未实现班禅赴京陛见的愿望。

直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才实现了班禅进京的宿愿，这年六月，六世班禅从西藏日喀则出发，万里跋涉历时一年到达热河，参加乾隆皇帝七旬万寿庆典，为皇帝祈福祝寿，表达了西藏民众对朝廷的敬仰拥戴，是继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朝觐后，西藏最高佛教领袖第二次入朝，对于加强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安定西藏。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都有重大意义。不幸的是他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身染天花，圆寂于北京。年仅43岁，未能返归故里，在中华民族团结史上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一页。乾隆皇帝对班禅入朝极为重视，给以很高的评价与丰厚的赏赐，对班禅的不幸圆寂深表痛惜悼念，因此故宫中保存了大量与六世班禅有关的文物，件件文物传达给我们真切的历史信息。

班禅画像

这是班禅大师万里东行到达热河后，乾隆皇帝命画院画师参照西藏唐卡画法，根据大师本人形象作的写实肖像。

画像为大幅的西藏唐卡形式，通高189厘米，宽103厘米，画心纵117厘米，横61厘米。用富丽堂皇的大红底，勾莲织金缎装裱。画幅正中六世班禅大师结跏趺端坐在雕龙扶手椅上，身着清代官服，内穿黄蟒袍，外罩黄八团龙褂，胸前挂朝珠，斜披红帛，头戴黑皮边冬冠，面容安详慈善，右手作说法印，左手托宝瓶。宝座周围点染青山绿水。天空漂浮着五彩祥云，祥云正中端坐无量寿佛，左侧是密教主尊大威德金刚，右边是黄教祖师。下方地界中央画六臂永保护法，左为降阎魔尊，右为吉祥天母。画像装潢华丽，笔法精细。像背后用黄绸作衬，下部贴一方白绫，上面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书写题记：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圣僧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觐，上命画院供奉绘像留，永崇信奉，以证真如。”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是清代西藏重要的宗教领袖，法名罗桑巴丹益西，藏历第十二饶迥土马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年，1738年）生于后藏南木林宗扎西孜地方，乾隆五年，三岁被认定为五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乾隆六年，六月初四在扎什伦布寺坐床，继任为六世班禅。一生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在奉钦命入藏办事的章嘉国师的支持下，认定了绛边嘉措为八世达赖，并尽心培养，在八世达赖成年后，与之很好的合作，使得西藏在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外敌觊觎，内部矛盾加剧的情况下能保持稳定，六世班禅起了重要作用。他拒绝英国人入藏通商、签约的要求，保卫了国家主权。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赴京朝觐，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这年六月，六世班禅一行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起程东来，转年七月二十一日到达热河避暑山庄，乾隆帝亲自接见班禅，《内阁起居注》记录：

“二十一日丁酉，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恭祝万寿，至避暑山庄，于澹泊敬诚殿丹墀跪请圣安，上于清旷殿赐座、慰问、赐茶。毕，上诣宝筏喻、烟波致爽、云山胜地各佛堂拈香，班禅额尔德尼从，礼毕，上还宫。”

聊聊数语可见班禅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待，给予的极高礼遇。为迎接班禅，朝廷作了大量的精心细致的准备工作，在热河兴建须弥福寿之庙，在京修缮黄寺，兴建香山昭庙（见图2香山昭庙）。把北京、承德各大寺庙修葺一新，以备班禅观瞻作佛事；精心安排朝觐路线，程程专差接送，颁敕行赏，问寒问暖；动用金银珠宝玉石绸缎制作各种赏赐班禅的器物；事无巨细乾隆帝无不亲自过问。为迎接班禅交谈亲切，乾隆特学习藏语会话。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乾隆对西藏问题的重视，事必躬亲，周详缜密的为政作风。

香山昭庙

有关这幅班禅像，内务府档案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太监额鲁里传旨，着舒文转传与全德，将画画人陆灿派人送进京来，务于九月尽十月初间到京，预备画班禅额尔德尼像，钦此。”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管理造办处事物大臣舒文奉旨：着亲身带陆灿至西黄寺画班禅像”[1]《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中也有相关细节记载，“十月五日上午，乾隆皇帝派工匠总管苏（舒文）大臣送来上等哈达等礼品，及珠宝雕饰之御带。苏大臣对大师说：‘我时常虔诚供佛，为雕刻班禅额尔德尼像，特来请问班禅额尔德尼像如何？江南一位优秀画家奉旨前来向您问画，但因所画身形过大，未敢启口，待后再问。’大师等人听后笑了，赏赐了大臣与画家，并回奏皇帝，当时，画家绘画了强佐与司膳堪布画像。”[2]当时乾隆帝指示画家绘制了多幅班禅像，除此官装像外，还有僧装像。（现存故宫）不幸画家陆灿十月三十日给班禅画像后两日，十一月初二，班禅就在西黄寺圆寂了。

可贵的是画家给我们留下了班禅大师的珍贵仪容。此后，为永久纪念班禅，乾隆帝下旨在宫内外挂班禅画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将班禅画像四张交里边打得结子呈览，奉旨：画像四张具不必在佛箱收供，一轴配红木插盖匣一件，交中正殿西配楼安供，其余三轴，在法源楼、热河紫浮、须弥福寿之庙各安挂一轴，钦此。”[3]

　　班禅奏书

班禅奏书收藏在一个棕色描金花皮匣中，当年乾隆帝不是作为一般档案保存，而是作为历史纪念精心保藏在雨花阁佛堂内。匣内有奏书原件和满文、汉文两种译本，及藏文经两部（见图3藏文经）。

藏文经

两部经为墨字两面书写在厚实的藏纸上，共计四十六页，其中一部经的汉文意思是“请皇帝住世文”即祈祷皇帝长寿，经名为《无畏狮子吼》。经的结尾写道：“天皇四十五岁，（即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上旬吉祥日专心写，班禅”。另一部经为《薄伽梵白伞盖佛母成就悉地甘露瓶仪轨经》。

奏书

奏书宽75厘米，长450厘米，用金、墨书写在颜色稍黄的藏纸上（见图4奏书），藏文草书体，写的流畅而又工整，富有艺术美感，凡涉及皇帝处用金字，奏书末尾盖朱红大印“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宝”。汉文满文译本，是黄绫面奏折，黄纸墨书。汉文译本，开头是五言诗：“无量功德佛，身居十二宫，现八十种相，种种皆圆满。”接着赞颂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化身“曼殊师利佛，现化圣帝身，抚育四大部洲，一切众生安稳快乐，……鸿布宗喀巴法乘，一切诸魔罗具以大威力降伏，为世界中稀有功德，曼殊师利大皇帝宝座上，时有天龙拥护永远巩固，如恒河沙数无量无边，长以大慈愿海普度众生，众生皆归仁寿，三千大千世界合口赞颂无量圣寿各大欢喜。臣僧敕封班禅额尔德尼，恭进哈达一个，系五彩哈达嵌松石金满达一具，大摄受嵌宝石银座具三十四世相金释迦牟尼佛一尊，……”奏书结尾以恭进礼品单结束。六世班禅以佛教语言表达了西藏各界对乾隆皇帝的美好赞颂与祝愿。

乾隆四十五年，正当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内地承平已近百年，就是历经忧患的西藏在清政府三次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后，也得到安定。乾隆帝从雍正七年阿尔布巴事件中康济鼐被杀，乾隆十五年珠尔墨特那穆扎尔叛乱中驻藏大臣付清、拉布敦被害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对蒙藏地区的统治，不仅要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还需借助宗教领袖之力，牵制地方贵族势力，因此扶持西藏宗教，抬高达赖班禅的的政治与宗教地位，扩大其影响，“兴黄安蒙”是清政府治理蒙藏的重要政策。当时的西藏八世达赖年纪轻，尚未亲政，六世班禅是西藏地位最高的佛教领袖，他的到来途经青海、甘肃、蒙古广袤的边疆地区，影响很大，对蒙藏地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班禅马鞍

马鞍

图5马鞍是六世班禅亲乘的马鞍，马鞍的鞍桥为铁金质地，用铁铸造而成，镂空雕錾出龙纹、杂宝图案，表层镏金，玲珑剔透金光闪烁。连两只马镫也镂空雕錾花纹镏金。鞍垫用明黄织金缎，上绣云龙，用料考究，工艺精美。鞍上拴当年留下的黄纸签，上书：“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班禅额尔德尼进铁金玲珑马鞍一副，”还拴一羊皮条上书：“仁宗睿皇帝御用金鞍一副嘉庆十年恭贮”。可知乾隆帝又将此鞍赐给了嘉庆帝，做为嘉庆的御用鞍珍藏下来。根据档案记录，这是班禅到达热河第一次与乾隆帝见面进献的大量礼物中的一件：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班禅等瞻天颜进佛交佛堂。哈达交自鸣钟。曼达交佛堂。珊瑚琥珀数珠交外库。金交广储司。……马鞍一副交武备院，马交上驷院九匹。交察哈尔喂养九百九十一匹。班禅恭进哈达一个。拴五色哈达镀金银曼达一个。金宗喀巴佛一尊，连嵌宝石座靠。立像扎什利玛释迦牟尼佛八尊。珊瑚数珠一串，一百零八颗。琥珀数珠一百零八颗。金一千两，内有自成螺形一百两重金一块。黄毡一个。各色氆氇九十个。粗香一百五十束。细香一百五十束。冰糖一匣。藏枣一匣。藏杏一匣。班禅在扎什伦布本身骑连鞍马一匹。马八匹，马九百九十一匹，此项现交察哈尔都统常青处喂养。”[4]

班禅进献的礼品极贵重，不仅有珍贵佛像、土产，还有骏马一千匹，其内有九匹是班禅在扎什伦布寺亲乘，一匹是全鞍马。当年班禅骑着马，东渡通天河、翻越雪山、横穿戈壁沙漠跋山涉水就使用的这副马鞍，它伴随着班禅征程万里到达热河，完成了东行的使命，最终进入皇宫又成为皇帝的御用鞍，这副马鞍是不同凡响的历史证物。当年乾隆帝对它就十分重视，内务档案中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员外郎五德，催长大达色、金江来说：太监鄂鲁里交黄片金鞍笼一块，传旨：着交苏州织造全德，照样织造二匹送来，钦此。于四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将苏州送到黄片金二匹，随鞍笼一块交太监额鲁里呈进，片金交内库，鞍笼带往热河，在班禅进鞍子上用讫。”[5]

班禅影堂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侍膳官发现了班禅大师手心脚心显现红疹，怀疑是天花，立即奏明皇帝，十月二十九日凌晨，乾隆帝亲至黄寺班禅病榻前探视，并立即派御医来诊治，然而药石无效，班禅至十一月初二圆寂。翌日皇帝亲率众臣来黄寺吊唁，见到大师遗容，痛心的说“我的喇嘛啊！”即昏了过去，好一阵才清醒过来，班禅的圆寂太出乎乾隆的预料，他在十一月初三的上谕中说：

“班禅额尔德尼为朕之七十寿辰，去年自扎什伦布起行，一路平安，途经之处，蒙古王公、扎萨克等，均皆筵宴，极为欣喜，于塔尔寺过冬。本年七月抵达热河朝觐，七月二十四日朕以首次朝觐礼，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盛筵宴赏。万寿之日，班禅额尔德尼亲率众徒在内佛堂念经。八月十九日，又宴赏。热河众喇嘛聆听讲经，内外扎萨克、喀尔喀、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蒙古王公、扎萨克、台吉等，前来献礼叩拜。九月抵京时，众喇嘛及数千和尚等跪迎。伊随后游览海子、内廷、圆明园、香山、万寿山等处。十月初三日在保和殿赐宴赏赉。又往弘仁寺、雍和宫传法，敷演黄教，造福众生。十月二十九日朕闻班禅额尔德尼发烧身感不适，当即派医诊视，方知出痘。十一月初一日朕亲临探视，喇嘛甚喜，尚甚健谈。初二日病情骤变，入夜圆寂。朕闻之甚是震悼，即赴黄寺拈香。喇嘛本性虽来去如一，猝然圆寂，实出朕之意外，于心极为不忍，不胜哀伤。原拟为庆贺喇嘛诞辰赐赏镶珠金玉物件，特派大臣赉往，交付强佐、岁本等，仍行赏与喇嘛。今为喇嘛圆寂善后事，上银五千两，妆缎、蟒缎、各色大缎二十匹、官用缎一百匹、大哈达二十方、并饬该处速造金塔，安奉班禅额尔德尼法体，罩以垂帐柩布，供于黄寺殿内，召集京城各寺喇嘛诵经百日。”[6]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班禅舍利金龛送往西藏，乾隆帝亲诣黄寺拈香送行。

清净化城塔

为缅怀班禅，乾隆帝下旨在黄寺西侧修建清净化城塔院（见图6清净化城塔）。鲜为人知的是在紫禁城中乾隆为班禅设立了影堂（纪念堂），在雨花阁西配楼，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座西朝东，面阔三间，进深一间（见图7雨花阁西配楼）。内中供奉着六世班禅的银塑像，画像，和他的生前遗物。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起直到清末一直香火未断。

雨花阁西配楼

根据清宫廷《宣统二年雨花阁西配楼陈设档》记载：

“楼上明间三面墙挂供墨刻班禅额尔德尼源流十三轴。楼下明间安设紫檀案二张，上供银间镀金班禅额尔德尼一尊，重六百二十七两六钱，上嵌舍利珠一颗，穿黄金片衣二件。红皮匣子一个，内供班禅罗布藏巴尔丹依什祈祷速转胡秘尔汉经一本，白纸墨西番字。丹书克经一本，磁青纸泥金西番字，金欢门上嵌小正珠九十七颗，班禅源流经二本，白纸墨西番字。画像班禅额尔德尼一轴。”[7]

从乾隆四十六年到清末一百三十多年，岁月悠悠，这间影堂一直在皇宫内完好的保存着，六世班禅得到了清朝历代皇帝的尊敬，在皇宫中留下他的足迹，让我们永久怀念。审视六世班禅朝觐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可见清王朝治理西藏的方针策略的独到之处，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中心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334、433号。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2]嘉木央.久麦旺波著，许得存、卓永强译《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52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3]同注1，479号。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进单》1443号。

[5]同注1，397号

[6]同注1，451号。

[7]故宫图书馆《宣统二年雨花阁西配楼陈设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