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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汉族僧服

汉族僧人的服饰在承袭古代印度佛教的某些旧制的同时,又有着很多的增制,在僧服颜色上则不如古代印度严格,在形制上除了法衣,还增加了常服。法衣是僧人在佛事和法会期间穿着的服装,主要有三衣、五衣、缦衣、衲衣、袈裟、传衣、金襕袈裟、紫衣、黄衣、法衣、威仪细、挂络、偏衫、裙子、直缀、禅带、卧具、袈裟袋、打包和钩纽等。常服是僧人日常生活中所穿的衣着,主要有海青、衫、褂、帽冠和鞋袜等。佛教僧侣的衣服,根据佛的制度,只限于“三衣”或“五衣”。“三衣”即安陀会、郁多罗僧和僧伽黎。“五衣”是于“三衣”之外,加上僧只支和涅盘僧。这些僧服,特别是“三衣”,在颜色的选择上有严格的限定。

据《毗尼母经》卷八中说:“诸比丘衣色脱,佛听染用十种色,十种色者:一泥,二陀婆树皮,三婆陀树皮,四非草,五乾陀,六胡桃根,七阿摩勒菓,八佉陀树皮,九施设婆树皮,十种种杂和用染。如是等所应染者,此十种色。是衣三点作净法:一用泥,二用青,三用不均色。用此三种三点净衣。”又据《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八中说:“衣不得用黄、赤、青、黑、白五大色。又有纯色,如黄蓝、欝金、落沙、青黛及一切青者不得着用。绀黑青作衣也不许用,只可用皂、木兰作衣,非纯青、浅青及碧许作衣里。赤黄白色不纯大的也许作衣里用。紫草、捺皮、虬皮、地黄、红绯、黄栌木都是不如法色。”

又据《十诵律》卷十五中说:若比丘得新衣,如青衣、泥衣、茜衣、黄衣、赤衣、白衣者,应以青、泥、茜三种色中,随一坏是衣色。

《五分律》卷二十中说:“不听着纯青黄赤白黑色衣。”并且说黑色衣是产母所着,犯者波逸提。其余四色犯者突吉罗。

又据《摩诃僧只律》卷二十八中说:比丘“不听着上色衣,上色者,丘佉染,迦弥遮染、俱鞞罗染、勒叉染、卢陀罗染、真绯瓣欝金染、红蓝染、青染、皂色、华色,一切上色不听。应用根染、叶染、华染、树皮染,下至巨磨汁染。”

以上这些文字,主要说明三点:第一、“三衣”的颜色,不许用上色或纯色;第二,所有新衣必须有一处点染上一块别种颜色,以破坏衣色的整齐而祛除对衣服的贪着,即所谓“坏色”或“点净”。第三,列举了许多可染用颜色及不可用之颜色。

虽然在佛教律制中,禁止用上色、纯色的僧服,但是染僧服还是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可用。在习惯上,用得最多的是赤色。例如释迦如来的衣色,在《魏志》卷三十裴注中引《西戎传》说:“浮屠太子也,父日屠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黄。”但这是汉地人的记载,未必确实。在《大唐西域记》卷二中说:“那揭罗曷国有释迦如来的僧伽胝袈裟,是细氊所作,色黄赤。”

又据《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十九中说:佛的姨母大世主与五百释女在劫比罗城多根树园听佛说法,三请出家而佛不许。佛从劫比罗城去往贩苇聚落的时候,大世主与五百释女便自剃头发,着赤色僧伽胝衣,追随佛后,一直到相思林中,因阿难的恳求,才得到佛的允许而出家。

又据《大唐西域记》卷一中说:梵衍那国有阿难弟子商诺迦缚婆的九条僧伽胝衣是绛赤色。

又《善见律毗婆沙》卷二中说:阿育王时大德末阐提到罽宾犍陀罗吒国教化,在雪山边阿罗婆楼池水上行,自着赤衣。

由以上这些事实来看,在初始一、二百年中,僧衣的颜色是习惯用赤色的。“三衣”总称为“袈裟”,而“袈裟”的本义即“赤色”。如《四分律·衣犍度》卷三十九初云:“如是十种衣应染作袈裟色持。”“袈裟”二字,据《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中说:“加沙字本从毛作‘加沙’二形。葛洪后作《字苑》始改从‘衣’。按外国通称袈裟,此云不正色。……真谛三藏云:‘袈裟此云赤血色衣。’”用赤色的名称作为“三衣”的总称,这就说明在习惯上,“三衣”总是赤色的。

印度的佛教,在佛灭度后二百至五百年间,在教理上分化为二十部,在戒律上分为五部。于是“三衣”的颜色也各有不同规定,以标帜自己的宗派。如后汉安世高译《大比丘三千威仪》卷下末描述袈裟的颜色时说:“萨和多部者,博通敏智,导利法化,应着绛袈裟。昙无德部者,奉执重戒,断当法律,应着皂袈裟。迦叶维部者,精进勇决,极护众生,应着木兰袈裟。弥沙塞部者,禅思入微,究畅玄幽,应着青袈裟。摩诃僧只部者,勤学众经,敷演义理,应着黄袈裟。”又东晋失译《舍利弗问经》中叙五部律众的衣服与《大比丘三千威仪》所说大致相同,只是将萨和多部和昙无德部的衣色互易,说萨和多部应着皂色,昙无德部应着赤色。由此看来,虽然五部的衣色各各不同,但原来的赤色袈裟,在五部中却还通用。据《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中引真谛三藏说:“外国虽有五部不同,并皆赤色。言者黑木兰者,但点之异耳。”从现在东南亚各国都用黄衣来看,正是摩诃僧只部的流传,从原本点净的规定,而发展成为衣色的规定的。

据一些历史记载,当初印度僧人刚来中国时,也是以身着赤色袈裟者为多,这自然也成为佛教传承上的一部分内容。《弘明集》转引《理惑论》说:“今沙门被赤布,曰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直到现在近两千年,沙门的袈裟还是以赤色为主的。

但是,历史上也曾有过一段时间,出现了僧侣的袈裟颜色相当混乱的现象。据《唐书》记载,唐武后朝,有僧法朗等重译《大云经》,托武后亦弥勒佛下生,为阎浮提洲主唐朝。这种附托自然是有利于武后易唐为周作舆论上的准备,因而有功于武后朝,武后亦依唐代三品以上官员服紫的规定,赐予沙门法朗等九人以紫袈裟。此后风行一时,在唐宋两代,一直都以朝廷赐紫袈裟、绯袈裟作为沙门的荣耀,因而引起不顾戒律的约束,随意选用袈裟颜色的混乱现象。不过,从汉代直到现在,总体上佛教僧侣的袈裟还是以赤色为主的。因太执着于“赤色”,遂以朱红袈裟为最普遍,最尊重,殊不知,朱红色恰恰是戒律中所不允许的“上色”和“纯色”,而古之僧侣所披之赤衣,是红而兼黑或红而兼黄的。

由于汉地较之印度天气寒冷,中国的僧侣们仅仅靠“三衣”或“五衣”是无法御寒的。不仅汉人不习惯仅着“三衣”,即使是西来的大德高僧,只披袈裟也过不了汉地寒冷的冬季。因此,汉僧根据佛制有许蓄百一长物的规定,于三衣之外,又根据实际需要,再添置其他衣服,并在颜色上也形成一定的规制。

大约在东晋之时,由于佛教兴盛,汉人出家的增多,那时便出现了不同于袈裟的僧服“缁衣”。所谓“缁衣”,是就汉地原有的那种宽袖大袍的传统服装基础上,稍微改变其式样而固定地成为僧侣们日常穿着的服装,只是在颜色上作了规定。据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引《考工记》云:问:缁衣者色何状貌?答:紫而浅墨,非正色也,七入为缁色。以再染黑为□色,即是雀头色,又再染才成“缁”色。“纁”即是浅绛色,“緅”是青赤色,由“绛”而逐渐加深,最后成为“缁”色,即现在所说的“红青”色,其实是微带赤意的黑色。

黑色的缁衣,自东晋之时起,已很风行了。那时的僧徒们被称为“缁衣”或“缁流”,可见僧人已普遍着缁衣了。据元释念常撰的《佛祖通载》所记,南朝刘宋时,“时有僧慧琳者,以才学得幸于帝,与决政事,时号‘黑衣宰相’”。另有齐初荆州竹林寺僧慧与玄畅,则被称为“黑衣二杰”(《高僧传·僧慧传》)。此时,“缁衣”已成为了沙门的代号;缁衣和白衣,则成为后来僧侣的对称,谓之“缁素”。

至于僧侣的常服,何以要选用“缁色”,虽然难以考定,但大致上是从中国传统的宗教色“玄色”演化而来的。

最初,道士的服色为“缁色”。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束水注》卷六中云:“地有固活、女疏、铜芸、紫范之族也。是以缁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游焉。”称道家采药者为“缁服思玄之士”,可见缁色本是中国古代的宗教服色。早期的佛教受道家影响很大,因而佛教僧人在常服上也选用此色。当时,释道之分只在用冠、用巾的不同,道士顶黄冠,结果“黄冠”成为道士的专称,而“缁衣”则成为僧人的别号了。随着佛教势力的发展,僧徒骤增,穿缁衣的也就更多了。于是道士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服色,而僧服则反客为主,使缁衣成为佛教僧徒的专门服色。但僧人之服缁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据《僧史略》载,北周武帝曾禁沙门服缁,令改服黄色,从此,僧侣常服的颜色便多样起来了。宋赞宁《僧史略》卷上云:“今江表多服黑色赤色衣,时有青黄间色,号为黄褐,石莲褐也。东京关辅尚褐色衣,并部幽州尚黑色。”又云:“昔唐末豫章有禅师见南方禅客多搭白衲,常以瓿器盛染色劝令染之。今天下皆谓黄衲为观音衲也。”可见此时,僧服颜色不仅有黑色赤色,也有黄褐、石莲褐之类,色彩较以前为多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北方偏于保守,所以,地处北方的并部幽州保持着尚黑色的习惯,一直影响到现在,北方僧侣服黑色的依旧比较多。

到了明代洪武初年,朝廷正式制定了僧人的服色。明《礼部志稿》云:“洪武十四年令,凡僧道服色,禅僧茶褐常服,青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红色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又云栖的《竹窗随笔》中说:“衣则禅者褐色,讲者蓝色,律者黑色。”据《山堂肆考》云:“今制禅僧衣褐,讲僧衣红,瑜伽僧衣葱白。瑜伽僧,今应赴僧也。”可见明末时僧侣衣制逐渐变更。现南京宝华山是律宗的祖庭,每当传戒时,住持仍着黑常服红袈裟,而求戒者着黄常服黑袈裟,此犹是明代旧制。现在僧侣的常服大多为褐、黄、黑、灰四色。在北方有黄绿色,称之为湘色。在这五种颜色之中,又各任意深浅不一,是没有具体一定的规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