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仰上人：一代奇僧与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上海各界人士欢送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中立右起第一人为宗仰上人）。资料图片 

他，参与发起并成立以爱国教育和推翻清政府为宗旨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他，组织出版邹容的《革命军》；他，与章太炎、章士钊一起，以《苏报》为阵地，开展反清革命宣传；他，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患难相交，倾力相助；他，积极宣传实践佛教救世理念，倡导开展佛教革新活动；他，还是近代重要的诗人、画家、教育家、园林艺术家。

他，就是被梁启超誉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的宗仰上人。

宗仰上人（1861-1921年），江苏常熟人，俗姓黄，原名浩舜，又名用仁，1880年入常熟清凉寺为僧。1884年至镇江金山寺依大定法师受具足戒，法名印楞，别号乌目山僧。

1899年，已经多年担任江苏镇江金山寺监院的宗仰上人，接受皈依弟子、上海著名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再三邀请，到上海讲经说法，并主持哈同花园的建设工程。从此，宗仰上人以哈同花园为阵地，结交四方豪杰，投身民主革命运动。

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

1902年4月，宗仰上人与蔡元培、章太炎、蒋维乔、吴稚晖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中国教育会章程》中明确，成立这个团体的目的，是要实行以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为宗旨的社会教育，以培养具有民主共和观念的国民。教育会总部设在上海，在全国各地设立支部，下设教育、出版、实业3个部。

同年10月，由中国教育会创办的爱国女校开学，由蔡元培负责教务，经费全由宗仰上人筹措解决。学校彻底突破封建礼教束缚，完全实行知识型、思想型教育，分预备科、普通科和特别科3级。在学科上，不仅设立历史、地理、数学、化学、体育、伦理课程，还开设英语、日语、意大利语课程，在高级班还开设国家学、时事评论课程。

同年11月，为防止革命思潮影响，清政府照会日本政府，决定停止派遣留日学生，一批留日学生回到国内。同时，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军学堂也因禁止学生言论自由，发生罢课风潮，200多名学生被迫退学。这些学生纷纷求助于中国教育会。为安置这些学生，宗仰上人又募集500两白银，创办了爱国学社。

宗仰上人在爱国学社的开学典礼上说：“君者，国之公仆；民者，国之主人翁。今君虽不重视吾民，民乌可不乐爱吾国？图强开智尤在乎固团体，炼精神，育道德，研究世界公理，研究合群大义。”他要求全体学生“树精进幢，打涂毒鼓，解同胞之倒悬，保种教以新国，于二十世纪新世界大放光明，共享福果”，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国家主人翁精神。从此，爱国学社成为“东南革命大本营”。

组织出版《革命军》

1903年，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三位一体，成为东南地区民主革命的三大堡垒。这年4月，浙江大学堂80多名学生为反对校方无理开除6名进步学生而集体退学，并致信中国教育会，请求支援。为此，宗仰上人致信《苏报》，号召社会各界支援学生。《苏报》以“乌目山僧来稿”为题，在“专件择要”栏目发表。由此，宗仰上人与《苏报》结缘。这一时期，宗仰上人通过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邹容两位著名反清革命思想家。当时，邹容已在上海修改完成了《革命军》一书，请章太炎作序。看过《革命军》的章太炎，为邹容的民主革命思想所震动，当即请宗仰上人、柳亚子等人筹措资金出版。宗仰上人协同诸人分头行动，很快使章太炎作序、章士钊题签的《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名著，出版后如同石破天惊，立即轰动全国。不到一个月，数千册书就销售一空。以后翻印20多次，发行量达110多万册，当时被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革命军》出版后，《苏报》立即发表了章太炎的序言和内容介绍，并刊发广告，进行宣传推广。尤其是章士钊出任主笔后，《苏报》成为宣传革命、反对清政府的主要舆论阵地。不久，应清政府要求，法租界工部局采取行动，章太炎被捕，邹容愤怒地自动投案入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这时的宗仰上人虽也在被通缉之列，但他不避危险，一面倾力营救章太炎、邹容二人，一面继续组织印刷《革命军》，直到最后关头才避走日本。

倾力支持革命党人

1903年秋，避走日本的宗仰上人专程来到横滨，拜访刚到日本不久的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结为患难知己。孙中山还专门在楼下安排房间让宗仰上人居住，以便随时交流。在横滨期间，宗仰上人与孙中山不仅交流思想，还经常结伴参观访问。宗仰上人以诗、画相赠的形式，记录下这些难忘的岁月。不久，孙中山要离开日本前往美国檀香山，宗仰上人为其设宴饯行，并作《饯中山》诗一首：“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举华剑气凌江汉，姬姒河山复故吾。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邗水奠新都。伫看叱咤风云起，不歼胡虏非丈夫。”

当时民主革命处于低潮，孙中山在美国与保皇党的斗争非常艰苦。为此，宗仰上人多次致信孙中山，予以声援和慰问。

1904年，孙中山曾几次写信给已经返回上海的宗仰上人，要求“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当年，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已经悄然返回上海的宗仰上人是其中的骨干成员。1905年，同盟会成立，宗仰上人也是其会员。在此期间，宗仰上人尽己所能，帮助革命党人。他利用哈同花园的安全区域，为先后到达上海的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苏曼殊、李叔同、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太炎等提供活动场所。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到达上海，得到消息的宗仰上人兴奋无比，立即租借轮船，专程到吴淞口外迎接，直接把孙中山接到哈同花园，并在第二天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启程前往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上海各界在闸北火车站举行盛大欢送仪式，宗仰上人参加欢送队伍，并与孙中山等合影留念。

以诗画革命

在宗仰上人的生命历程中，吟诗和作画是他关心国事的常用形式。1901年夏天，传来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消息。刚到上海的宗仰上人，面对庚子巨变，悲愤难忍。他在寝室辗转反侧，数日不眠，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创作了国画《庚子纪念图》，表达对侵略者的无比痛恨和对清政府的极度失望。画面上是断垣残壁的宫阙，残破的城墙上插着八国国旗，表示古老的北京城已陷入侵略军之手。画好后，他意犹未尽，又题诗7首，表达“难倾国泪详图画”的心情。

为唤起国人对庚子国耻的铭记，自1901年7月4日起，宗仰上人在《同文消费报》上发表《庚子纪念图》，并连续30天以大号标题刊登广告，征集题诗作文。一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连远在日本的章太炎也作文支持。《庚子纪念图》成为当时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著名警世之作，而宗仰上人“乌目山僧”的名号，也名扬大江南北。

1915年12月，已经回到金山寺咏思堂闭关阅经的宗仰上人，为表达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倒行逆施的愤慨，创作了《江山送别图》，赠送给当时正在江苏省第六中学任校长的老友刘永昌，并在上面题款“共和末日，作此用留纪念”。

1915年底，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1916年6月，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黯然死去。后经孙中山介绍，宗仰上人安排蔡锷到哈同花园养病。宗仰上人抑制不住对蔡锷的敬佩和对袁世凯倒台的兴奋，奋笔创作《丙辰纪念图》。在画面上，他以青松崖坡暗喻松坡（松坡是蔡锷的字），崖底一猿，惊恐南望，隐射惊慌失措的袁世凯，并题诗5首，表达“天南地北烽烟起，底事英雄心未灰”的期待。这幅画寄到上海后，各界名流纷纷题诗作文，一时再现了当年《庚子纪念图》的盛况。

1921年7月22日，宗仰上人在南京栖霞寺圆寂。为表彰他匡襄革命的勋绩，1936年，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对他进行褒奖，并拨出专款，由戴季陶、张继主持，在南京栖霞寺修塔立碑，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