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释道安

印度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特征，是在佛教理论上融进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上形成“中国自己的佛学”。但是，要使印度佛教演变成“中国佛教”，单纯在理论上融进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够的，还要在管理体制上、组织上、制度上、信仰上都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在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释道安在这几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最终功德圆满。

道安在管理体制上提出了“依国主立佛法”的原则。他于东晋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南下襄阳。当他率僧徒500余众南行至新野时，决定将僧团一分为三：法汰率一支到扬州，法和率一支到西蜀，他自己率400余众到襄阳。临行前，他作了动员，针对僧众到东晋地域后如何处理弘扬佛法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问题，提出了基本原则：“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道安提出的这一原则，核心是依靠国家政权立佛法，要求佛教主动适应社会，接受国家政权的管理，以此争取国家政权对佛教的支持。道安“依国主立佛法”的主张，把中国儒家的君臣纲常关系融进了印度佛教，是佛教弘法理论上的重大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他既背离了印度佛教的原旨，也改变了佛教初传中土的状况。道安及其成员在东晋地域认真地实践着这一原则，晋孝武帝为此专门下了诏书，在赞扬道安之后，诏准他享受王公俸禄（即一品俸禄）。释道安此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突破，既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又规范了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

道安在理论上创立学派，兴起“中国式的般若学”。中国开始有自己的佛学，是以般若学思潮的兴起为标志的。而般若学思潮，正是道安在襄阳发起并领导的。道安创立的般若学，从理论上为印度佛教中国化奠了基。道安的这一理论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著书立说，以儒道释佛，创道安佛学；二是创立学派，以玄释佛，兴起般若学。道安到襄阳后，并没有主动去劝说上层社会皈依佛教，而是将佛教原理同中国儒道文化融合，使上层社会感觉佛教像中国的儒道文化一样，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从而支持佛教。他“在樊沔十五载，每岁常再（重复）讲《放光般若》，未尝废阙”，不仅年复一年开讲《放光经》，而且对《放光经》进行注解，“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道安所注之经多属《般若》，他在作注时，始终把握三点：一是用汉语句式作注；二是对每部经都分段释疑；三是对每部佛经都概述要旨。道安所注经“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作为我国佛教史上注经第一人，道安在分段释疑和概述要旨时，同样融进了中国儒道文化，使这些佛经深深地染上了“中国味”。而且，道安还有许多著作，一是为佛经作序，二是著述，其著作有50多种。道安对修习般若有很精到的研究，在修习般若的重要性、目标、方法等方面都作了精辟论述。道安在襄阳领导般若学研究，重要的成果是创立学派，以玄释佛，兴起般若学。在道安的影响下，般若学思潮兴起于大江南北，带有中国特征的佛学正式形成。

道安在组织上建立了以道安为核心的汉僧网络。佛教初传中国，传道之僧多为天竺（古印度）、安息（今伊朗和阿富汗一带）、月支（今阿富汗一带）、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人，这些外籍僧不通汉语，不懂中国传统文化。而且，中国不少统治者限制汉人出家，使印度佛教无法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道安等一批汉僧的出现，才使佛教中国化有了可能。道安认为，要使佛教中国化能够延续下去，必须保证有一批本国僧人。为达此目的，他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培养了一批汉僧，并分流到长江下、中、上游的扬州、庐山、江陵、松滋、当阳、成都，几乎布满了东晋全域；二是统一佛门释姓。外来僧人以本国国名为姓，或姓天竺的“竺”，或姓安息的“安”，或姓月支的“支”，或姓康居的“康”。这些外僧，仅凭口耳相传，传道风格、对佛经的理解都五花八门，所收的徒弟又都随师姓，同师父形成一个体系。各个体系遍及四方，交叉传播，使中国信徒对佛教的理解莫衷一是，形成混乱局面。道安觉得，外僧随国姓，中国之僧随师姓，体现不了四海一家的真精神。“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于是，道安就“以释命氏”。以道安用释氏统一沙门之姓为标志，表明中国佛教徒摆脱了“依草附木”的地位，建立起打破门派、地域、国家局限的统一教团。

道安在制度上探索了中国佛教的管理新路。佛教能否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地位，非常重要的一条是佛教僧众能否遵守戒律、规范修持和弘法。道安主张像“鹰隼之逐鸟雀”一般惩罚犯戒僧人，为此，他制定了《僧尼规范》和《佛法宪章》，内容包括僧、尼个人的戒律和僧团威仪。自《僧尼规范》《佛法宪章》公布后，“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对于道安所制定的僧制，《大宋僧史略·卷中》称，“凿空开荒，则道安为僧制之始也”。道安规范僧尼行为和斋忏仪轨，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制度保证，对中国佛教僧团的制度建设、独立僧侣阶层的形成以及佛教的持续发展，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道安在信仰上创立了一种适应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新模式。佛教中国化要从主导和基础两方面考虑，主导是阐扬佛教经典教义的上层精英佛教，基础是以念经拜佛为主要代表的民间大众的佛教。这两个层次的“佛教”并存且相互影响，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大特点。道安不仅以儒道释佛，同时在信仰方式上倡导了一种中国模式——称名念佛式的净土信仰。道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这种集约同门发愿往生弥勒兜率天的方式，体现了立于往生思想之上的兜率上生思想，即弥勒净土信仰。慧远创立的弥陀净土信仰，实际是道安弥勒净土信仰的继续。自道安始至今，佛教之净土信仰乃汉传佛教的主要信仰形式。

道安从管理体制上、理论上、组织上、制度上、信仰上为印度佛教中国化奠了基，这使他切切实实地成为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

（作者系湖北文理学院道安研究所研究员）